俞浩没有汪滔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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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成功,他将重新定义“中国公司”的形态与边界;若失败,则会成为商学院里一个关于野心与跌落的经典案例。

文 | 未来之地

4月27日,美国硅谷,追觅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发布会,俞浩没有现身。

喊了8个月,追觅的新车终于完整浮现。零百加速0.9秒、搭载火箭助推系统,脚踢布加迪、拳打特斯拉,一如既往地睥睨天下。

人在国内的俞浩一面炮轰小红书,一面远程向老马宣战,"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汽车零百加速做到1秒以内,马斯克没做的我们来做"。

正如这0.9秒的加速突破人类造车的极限,俞浩的个人表达也在挑战公众理解力的极限,或者说,他并不在乎是否被理解,因为他压根就不想被定义。

高调的、疯狂的俞浩,已经成了中国商业界的一个奇特现象,带着一种行为艺术的乖张。

这让他和同样以航天作为起点、同样做智能硬件的大疆汪滔,走向了极致的反面。俞浩是无边界的、发散的,汪滔是界限清晰的、收敛的。

汪滔的路已经被证明可行,营收900亿的大疆已经是全球无人机霸主,并且围绕飞行和视觉,谨慎扩张。

但显然俞浩不准备走汪滔的路。

他不是汪滔,大概也不是贾跃亭或许家印。

因为他有财务底线的铁律,因为他的起点就是全球化,也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宽容到,允许一个疯狂的年轻人去呐喊,去试错,去成就。

这并非一个可简化为"PPT造车"的喧闹故事,而是一场关于技术信仰、资本杠杆、社媒狂欢和时代红利的复杂实验。

1、分野:不设边界的哲学

追觅的开场和大疆很像,都是用技术杀开了一条血路。

2015年,还在清华天空工场的俞浩,带队研发高速数字马达。死磕两年,终于实现10万转,58%效能,超越戴森的49.8%。如今已超16万转,储备20万转。

这是追觅的起点,也是核心。

但在商业化的时刻,俞浩没有做小众的无人机,而是进入了大众消费市场,还给小米做代工。

这是他极其现实、理性的一面。先活下去再说。

于是,11年后,硅谷这场名为"DREAME NEXT"的大会里,活下来的俞浩开始展示野心,能上楼梯的扫地机器人,会叠衣服的洗衣机,装了火箭助推的超跑……

这些都是“技术复用”:高速马达是心脏,AI算法是大脑,仿生机械臂是肢体,几乎可以平移到一切智能硬件上。

俞浩总结了一套商业秘诀:“N+1”。N是全球已有的成熟行业或产品,+1是在关键可感知的节点上,做一次技术突破。

这是追觅一切跨界的底层逻辑。它不是发明一个新产品,而是在现有品类上进行技术更新、工程改造。

它先用在了吸尘器、扫地机上,并且成功了。

后来,它被用在割草机、吹风机、洗衣机等等上,有的已经成功,有的还在验证。

比如2023年,追觅进入割草机时,行业主流方案是RTK加视觉,大多数中国厂商沿着这条路线埋头降成本,俞浩却把车规级多线激光雷达塞进割草机。

他赌的是,激光雷达的价格崩落。果然,到了2025年,禾赛科技的激光雷达均价已经从约6400元跌到1790元,车端规模效应释放的成本红利,向消费场景溢出。

后来的故事证明,他赌对了。追觅割草机产品定价1999美元——在同行卖499美元的红海市场里,卖爆了。

几个品类的成功,让追觅连年爆发式增长。2025年,追觅营收预计在300亿左右,进入了100多个国家,并且在德国、意大利等地,扫地机都卖到了第一。

这也让俞浩的自信心膨胀到了一个新的量级。如果能让扫地机、割草机在欧洲卖到第一,那为什么不能驱动空调、手机、超跑、卫星?

这种想法很狂妄,但俞浩性格里那种“假定世界不可知”的底色,让他选择继续下注。

反观汪滔,他追求做高做深而非大而不强,认为世界会惩罚“过大的东西”。

他评估过造车等机会,但认为能力达不到,需要专注;他相信边界克制,追求“浪漫性与确定性的某种平衡”。

他还经历过组织的“礼崩乐坏”之痛,深感管理能力的边界,才是企业真正的边界。

同为极客,但俞浩,终究是走到了汪滔的反面。

2、引擎:资本的杠杆游戏

商业模式之外,俞浩和汪滔对资本的态度,也完全不同。

俞浩从来不排斥资本。前期的追觅,进行了多轮融资,但在2023年5月的C+轮之后,再也没有风投进来。而俞浩同时宣布进入汽车、手机、卫星、行星采矿,钱从哪来?

答案是,他设计了一套精巧的资本结构,把国资、产业资本、IPO都囊括进来,与追觅的业务耦合在一起,形成闭环。

2023年底,追觅设立“追创创投”平台。截至2026年3月,追觅已与安徽、浙江、四川、湖北、河南、江苏等多地合作,设立了近10只已落地产业基金,签约/意向基金规模超140亿元,关联基金管理规模累计超过400亿元。

这些资金,会对应地投入到追觅旗下的独立业务,扮演孵化或风投角色。

“从2026年底开始,追觅生态旗下多个业务将在全球各交易所‘下饺子’般批量IPO。”俞浩说。

借壳上市也不排除。2025年12月,俞浩通过持股平台“逐越鸿智”,斥资约23亿元收购A股上市公司嘉美包装的控股权。

于是,通过自有资金输血—产业基金撬动国资杠杆—分拆业务批量上市套现退出,追觅建立了一套类似于当年房地产基金的融资闭环。

反观汪滔,对资本的态度近乎洁癖。大疆历史上几乎不依赖外部融资,没有对赌,没有上市压力,没有需要安抚的LP。

汪滔拒绝上市,曾在内部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上市就是为了一帮不想干的人套现走人。

他可以花十年慢慢补管理短板,可以容忍产品线按自己的节奏扩展,因为没有人拿着时间表催他。

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汪滔把资本关在门外,俞浩把资本变成引擎。

追觅这套循环如果顺利运转,俞浩将成为中国科技史上最顶尖的资本操盘手之一。

但批量IPO的前提,是每一个独立业务的造血能力都得到验证。而这,恰恰是追觅体系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

3、筹码:全球定价权争夺

“疯子”俞浩的诞生,可能要放到新的时代背景下去审视。

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的核心特征,可以用性价比来形容,把中国供应链的成本优势推到极致,碾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这条路走了二十多年,家电、汽车、手机、服装等等,做出了一堆隐形冠军,但也留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标签:中国货就是便宜货。

2015年后,一批中国企业,开始用技术重新定义全球竞争规则。

大疆用飞行控制系统和云台技术,拿下全球70%无人机市场;宁德时代通过技术许可(如向福特授权专利),实现“技术出海”;禾赛科技在全球15家顶级自动驾驶公司中,12家使用其产品作为主激光雷达。

俞浩和追觅就长在这个转折点上。

技术极客的信仰,叠加全球化浪潮赋予的“无边界扩张”胆魄,让他对旧日的性价比模式,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追觅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思维,在海外市场掌握定价权,要把贵的产品卖到欧洲、北美,海外营收和利润占比远远超过国内。

支撑这套逻辑的,还有中国的供应链和工程师储备,已经到了可以批量“技术出海”的阶段,等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无论是手机、家电、还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当今中国都具备完善的供应链体系,支持小批量、多品类的柔性制造,快速完成从研发到量产的闭环。

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密集的工程师群体,尤其是追觅所在的长三角、苏州,其研发人员占比超过60%,研发效率、工程化比国外同行快很多。

然而,与大疆占据的“高精尖”领域不同,追觅杀入的多是大众红海市场。在技术领先之外,必须在品牌上杀出重围。

类似的,还有影石的刘靖康,理想汽车的李想,霸王茶姬的张俊杰,宇树的王兴兴,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自信和狂妄的气质。

这种“狂妄”本质是一种竞争策略:用极高的声量设定议程,迫使市场、资本和对手进入自己的叙事节奏。

毕竟对新玩家而言,在巨头林立的汽车、手机领域,没有声量就等于没有存在感。

它也是一种精神动员:用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凝聚团队、筛选同道,不断突破增长的心理天花板。

当然,它也可能只是一种高效的公关——一种极致的自我叙事,以最低成本博取最大关注。

那是一种迫切的、想被看见的渴望。

4、暗面:狂欢与紧绷的弦

想要被看见没有错,但风险,也应该被预见。

追觅的狂飙突进,表面是技术复用与资本杠杆的魔术,但本质上是一场多元化经营的的极限挑战。

技术模块或许可以复制,但管理能力、组织心智与品牌势能却无法简单“平移”。

当两百个新项目同时启动,追觅将如何构建一套评估、决策与纠错机制,来确保每个“+1”都是增强回路,而非资源黑洞?

这远非设立几个事业部就能解决,它触及的是企业从“中心化创新”向“生态化协同”转型时最深的治理难题。

汪滔选择收敛,就源于一场深刻的组织危机。2019年前后,因管理失控导致的严重内部腐败和“礼崩乐坏”后,汪滔意识到,做产品与管理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能力体系。

这场危机迫使他用长达八年的时间重构公司体系,从相信个人天赋转向相信系统与秩序。

组织的挑战之外,追觅精心设计的资本循环、批量IPO,更像一根绷紧的弦,一旦资本市场转冷,或新业务发展不达预期,产业基金的运转就会受阻。

这种压力,是坚持不上市、依靠自身现金流滚动发展的大疆,从不需要面对的。

此外,俞浩用“狂妄”打破了新玩家进入传统领域的声量壁垒,但这种个人色彩极浓的品牌形象,也将公司命运与创始人声誉深度捆绑,极易被反噬。

追觅的冒险,精彩之处在于其想象力,而危险之处,也恰恰在此。

尤其当进入无比内卷的造车领域时,所需的资金和面临的风险,与消费电子绝对不在一个量级。

不过俞浩没打算自己造车。追觅的豪车计划是轻资产模式,与合作商共同进行,追觅只负责技术研发和支持。

俞浩说,他其实很厌恶风险。追觅的所有扩张,首先依赖于左侧主业的绝对健康。主业增速(年复合增长率超100%)和利润水平,必须足以覆盖右侧新业务的“输血”需求。

其次,大多数新业务(BU)的早期孵化风险和资金由外部LP承担,确保单一业务失败不引发系统性连锁反应。

所有喧嚣之下,他可能藏着一张更务实、更清晰的路线图。

在与晚点的对话中,他有意无意透露了接下来的发展重点,其实是大家电,而非汽车或手机。

这,正是他疯狂表象下,极其现实的一面。

5、终局:不被定义的未来

创业十年,俞浩并不是一直这么高调的,外界对他“狂妄”的明显感知,始自于去年8月宣布进军汽车时。

在那之前几个月,追觅已经宣布转型为无边界的生态企业,造车只是其中最显著的一次个人Ego的放大。

接下来的更多疯狂言论,如百万亿美元公司、世界首富、与华为小米三分天下等等,一方面让追觅这家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声量;一方面也让自己,陷入了类贾跃亭的争议。

俞浩的“疯狂”,本质上是一位极具技术自信的创始人,在带领公司进行激进战略转型时,所采取的一套高度整合的战术。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膨胀,而是一场目标明确、计算精密的商业豪赌。

年入数百亿的追觅,已经是一家高成长型公司,而俞浩显然不想被“消费电子”束缚。

他想通过一套技术复用、资本杠杆的魔术,利用中国供应链红利,快速裂变和跨界扩张,实现自己的梦想。

如果说大疆代表了一条符合传统商业逻辑的、以产品为先稳扎稳打的生意模式,那么俞浩和追觅想要成为的,是一个新物种,一个未被验证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商业模式。

追觅的无边界扩张,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既是对传统商业边界的解构,也是一场关于企业形态极限的激进探索。

大疆已经可以定义汪滔,而追觅还不能定义俞浩。

所以汪滔用沉默保护自己不受干扰,俞浩用狂言防止自己不被锁定。两个人在同一面镜子前,照出了同一种恐惧的不同面貌:被定义,被简化,被一套过时的叙事框架吞没。

俞浩说了太多东西,以至于任何单一解读都无法涵盖他。这是一种防御策略,也是一种进攻姿态,当然,也是一柄双刃剑。

若成功,他将重新定义“中国公司”的形态与边界;若失败,则会成为商学院里一个关于野心与跌落的经典案例。

汪滔最近难得开口。他说自己年轻时Ego也很大,现在更多是自省。他自比为悟空,一直在取经路上。他说影石的刘靖康,像是红孩儿。

提到追觅,他说,因为敢想,俞浩才珍贵。

这是一个过来人的真心赞赏,也是一个登顶者的云淡风轻。

而俞浩的路,还得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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