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卿从2013年春节之前就开始忙碌一个新项目“中国梦之声”，他的同事们几乎走遍了全国的艺术院校、唱片公司，还有录音棚、酒吧、地铁，招募选手的那几个月就像节目组的大考。

如果从2004年湖南经视的第一届《超级女声》算起，选秀也走到自己的第10年。李宇春从“超女”的舞台走到“快男”的评委席，那一场草根造星运动也变成一场永远不可复制的传奇。

现在选秀已经生长出更繁茂的枝叶，被各家卫视奉为自救良药，插在自己的田地里，也把每年的暑假运作成选秀季。仅这个夏天，就有20多档音乐类选秀出现在全国各家卫视，宣扬着各自的独特和差异。

但经过这些年，对于选手水准的期待被大众的审美拖拽着迅速提升。那些适合舞台的草根选手资源被一轮一轮掠走，近乎荒芜。在现在选秀的舞台上，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二三线明星、签约艺人、音乐制作人，他们被邀请甚至被争夺。王磊卿和“中国梦之声”只是这一波争夺大潮中的一个侧影。

钟伟强，香港乐坛资深音乐人，1977年曾与张国荣一起参加亚洲歌唱比赛，并获得冠军，签约“丽的电视”，也曾与谭咏麟一起组建乐队；姚贝娜，华谊兄弟音乐公司签约艺人，5年前已经是CCTV-MTV音乐盛典内地年度“最具潜力歌手”，2012年演唱宫廷剧《甄传》主题曲《红颜劫》，发行同名专辑《姚贝娜》，2013年，他们都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出现在《中国最强音》的阿兰·达瓦卓玛，2007年正式在日本出道，曾在亚洲各地演出，并收获许多荣耀，甚至被称作在邓丽君与王菲之后，成功进军亚洲市场的中国女歌手；而信乐团的新主唱刘文杰，前赤子乐队主唱张彦博也成为2013年的“快男”选手。

在更多职业音乐人开始使用选秀平台的时候，选秀也自然的逐渐远离草根，就像所有行业在最初经历过的面对草根的开放，在经历一场充分竞争之后，门槛和标准就会潜在的运行，选秀对于选手的要求已经不是普通草根选手可以给予的，机会曾在他们面前打开，但也同样会趋于闭合。

选秀的重新定义

2004年对于综艺节目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全国卫视都在复制着《快乐大本营》式的明星游戏，抑或《超级访问》式的明星真情。在那个明星综艺的时代里，湖南经视的《超级女声》却为自己打上“无门槛”和“平民主义”的标签，对抗所谓精英路线，也曾经将娱乐的大众化极致的展示在那个舞台上。

宋柯曾回忆最初几届超级女声，湖南卫视提供的选秀平台成为有梦想的草根汇聚的地方，“那是一个草根造星的纯选秀时代，学员如果不会跳舞，节目组可以教你跳舞，没有舞台经验可以教给大家表演”。而那些女生们大多来自四川音乐学院、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之类的艺术院校，带着学生的身份。

《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是《超级女声》最初的模仿对象，它限定选手年龄16～24岁，美国合法居民和无演出经验者，比赛范围限于流行歌曲。也是那个时候，被定义为没有舞台经验，但又有独特的歌唱风格的草根与选秀被自然的视为同类。

电视行业内竞争被原创内容的缺失逼进一个残酷的死角，想要从同期20多档类似节目中胜出的念头也衍生出更为功利的需求，就像王磊卿说的，现在的选秀是一个表演的秀场，而不是培训学校，“节目需要借助评委和成名歌手制造话题，也需要高品质的表演吸引观众，毕竟观众已经不会再给电视太多的时间”。

音乐学院的老师、当地音乐人、唱片公司总是导演组最重要的联络人，导演们需要在每个赛区都找到唱功与舞台表现兼备的种子选手，并给予特别关注，而他们那里有选秀需要的选手资源。网易音乐每年都会为选秀推举旗下音乐人，而唱片公司也总会被询问是否有合适的音乐制作人，编曲或声乐老师可以参加选秀。

朱蕙梅之，2011年《花儿朵朵》南京唱区冠军，那年5月，《花儿朵朵》节目组导演到杭州挖掘种子选手，经过当地音乐人糯米推荐，导演找到了她，作为节目组的种子选手。非科班出身的选手王睿在准备2012年《花儿朵朵》成都唱区50进20比赛的时候，“那些种子选手已经被花儿朵朵官方微博推送了许多次”。

朱迪，索尼音乐华语部宣传总监，曾在《超级女声》、《快乐女声》、《花儿朵朵》等多个选秀节目中担任评委，“选手水准的水涨船高”是他这些年来最明显的体会。就像他说的，“在现在的选秀舞台上，真正的草根并不多，音乐其实是有门槛的”。

寻找好声音抑或者寻找偶像，其实在所有选秀的出口处，所有的选秀评委都是在寻找适合市场运作的签约艺人。但为艺人出版一张专辑，从购买音乐版权，录音，拍摄MV，整个过程需要投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而唱片的销量总会在万张以内。

音乐公司依靠唱片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公司自然需要艺人更加多元，他们需要有唱功、会跳舞，也需要形象好，可以接广告代言。“如果仅有演出一项，那么这个艺人的价值回收渠道就太过单一了”，这在朱迪看来也是创作型歌手成为音乐公司首选的原因，“一个不断产出作品的艺人和一个不断消费作品的艺人”，唱片公司的选择总是遵循商业的准则。

有选手曾将选秀比作“少数明星种子和许多草根陪练的故事”，这或许有些太极端，可即便选秀的报名通道是向所有人开放，节目和市场却在无形中构建起一套严格的标准和门槛，普通草根选手在与专业歌手的对决里，他们中的更多人都会被打败。

选秀已经从草根的盛宴变成明星的战场，《中国好声音》那些专业歌手们正在复制去年那一场音乐盛宴，甚至更耀眼了些，7月12日央视索福瑞全国网收视率记录下的首播收视率已经达到3.516，而《快乐男声》虽然一如既往坚持“无门槛”的草根偶像养成，但没有了场外投票，也失去了曾经握有的稀缺性，同一天“快男”全国50强第一场收视率仅有1.282。就像一个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总会生出许多不恰当和颓势。

选秀是音乐人的机会

这几年里，已经有更多的职业音乐人进入选秀平台，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和声编曲，他们带着各自的考量。

有人想传达自己的音乐精神，也有人希望成就自己关于音乐的那个梦，“但如果在好声音的舞台上，能够赢得几位导师的转身，改善他们当下的生活境况”，网易音乐频道主编丁博觉得，仅此一点就已经足以打动他们参加比赛了，至少有机会走进大众的视野。

2005年，移动运营商的短信业务走到自己的巅峰时代，也成就了那一场全民娱乐的深度参与，那一年李宇春得到《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将自己的经纪约签与天娱，也与太合麦田订立5年唱片约。也是那年，传统音乐产业的衰弱猝不及防，音乐人不得不面对原有“生产—消费”模式的颠覆，忍受传统音乐载体“唱片”销量的一落千丈。

丁少华，2012年《中国好声音》选手，他认为，“音乐人大多生活在梦想的糖罐里，一直坚持那份内心的骄傲，也更想在唱片模式里有尊严的以艺术为生”。直到现在，他的很多朋友依然做着发唱片的梦，“可是花费几十万做出的唱片，除了满足自己的梦想，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为它买单”。

曾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数字音乐终究没有为音乐人带来真实的价值，互联网的音乐收费被提及却也依旧被放置，唱片公司在过去的10年里，不得不面对音乐人的外流，而那些带着梦想进入的新人则更难以在这个圈子里立足。

丁博身边有许多那样的音乐创作者，他们写的歌以2000～3000元的价格被一次性买断，不管它们在网络下载和商业演出中获得多大的收益，这首歌跟创作者永远都没有关系了，“圈里有很多音乐人多年一直挣扎在圈子的边缘，他们的收入很微薄，无人知晓”。

这个时候选秀是他们需要的机会。在“好声音”之前，丁少华曾在2007年参加《我型我秀》，也在2009年得到江苏卫视《名师高徒》亚军之后签约金牌大风，发过单曲，曾红过一阵子又归于平寂。但丁少华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赛专业户，“音乐人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只是积累到了适当的节点，就必须找到平台释放自己”。

尽管在“好声音”中止步16强，但参加完比赛之后，丁少华真的接到了更多的通告和商演，当然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故事。吉克隽逸的商演价格在去年年底已经达到42万元一场，吴莫愁、李代沫等第一季“好声音”选手的商演价格也超过了30万，商业演出和广告代言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在北京朝阳区青年路珠江罗马嘉园一带，北京的音乐圈里很多年轻的音乐人聚居在那里，丁少华的许多朋友都有了自己的签约公司，但看到丁少华现在的境况之后，许多人对于选秀也从排斥到动心，“音乐人总需要寻找机会成就自己，而只有让大众知道，自己的音乐才能有出路。”

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凡瑞，民谣摇滚圈里的创作歌手，签约太合麦田，十几年来演过愚公移山、成都小酒馆、大理酒吧，出入各地的音乐节，但这一次他在山东卫视《中国星力量》，作为这一档“明星养成真人秀”的选手。歌浴森、关喆、刘昊霖、山野、金志文，许多音乐制作人和从业者最终都选择站在选秀的舞台。

即便谁也不能再把选秀与音乐产业之间画上任何的符号，但那些音乐人在不能依靠产业生态链获得回报的时候，选秀却可能帮助他们成就自己的价值，音乐人和选秀之间就像是一个相互需要的自然循环。

艺人宣传生态链

朱迪在娱乐行业里的十几年里，索尼音乐也像其他所有的唱片公司那样，从出售唱片向外延伸，开始在艺人经纪、商业演出、数字音乐中拓宽生存的路径，对于艺人宣传的生态环境也正在被迅速的改变。

2004年朱迪刚刚进入唱片公司不久，那个时候几乎每一家省级卫视至少都有一档对明星开放的娱乐综艺类节目，在周六、周日播出，他时常会看到索尼旗下艺人打扮的美丽精致，给足面子去参加那些综艺类通告。

只用了几年的时间，电视已经在互联网的冲击力里示弱，在艾瑞咨询的数据里，2012年，北京地区电视机的开机率已跌至30%，这个数据在2009年还是70%，2012年的“限娱令”之后，多家卫视年损失广告费已过亿元。

处在生死存亡的纷争里，各家卫视只能引进成熟的节目版权，在“选秀”成为电视台当家花旦的时候，过去的那些综艺节目也在电视的生存压力里消亡，除了现场演出、广告代言之外，艺人可以上的电视通告也越来越少。

面对已经改变了的电视生态，艺人也只能去参加那些版权引进的竞技比赛类节目，就像朱迪所说，“音乐类选秀至少比跳水来得更专业一些，现在的电视节目已然走到了这一步”。

每年的春夏，朱迪总会接到即将上档的音乐选秀节目组的电话，他们希望邀请唱片公司的新人加入，也希望邀请曾经在其他选秀中表现比较突出的选手能够回炉参赛。

唱片公司也都会在旗下艺人的宣传计划里权衡利弊，考量选秀与艺人定位的契合度，并从中做出决定。“好声音需要声音辨识度，快男看重偶像的外形，大地飞歌则是寻找民族音乐唱将，节目之间的差异化定位已经非常鲜明”。

艾怡良，2013年《中国最强音》5强选手，曾获得台湾超级偶像总冠军，并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也在2012年11月就已经成为索尼音乐的签约歌手，但就在她进入大陆但又没有正式开始宣传的时候，索尼音乐恰好接到《中国最强音》节目组的邀约，朱迪认为，“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机会”。

其实很多时候，唱片公司派艺人参加选秀是对艺人市场反应的进一步考察，倘若推举一个新锐艺人，就像用VC式投资方式从头打造一块璞玉，而音乐公司多不会选择承担高昂的试错成本。金贵晟同样是SONY去年年底签约的艺人，他在《中国最强音》中的表现也给了公司后续推广的方向性参考和指导。

朱迪觉得现在的选秀可以看作是艺人的通告，只是这场通告通常需要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周录影一次，每周准备新的表演，需要有足够的自信去接受残酷的赛制，承担评委的评价，观众的吐槽，“这个通告上的比以前更加辛苦一些”。

而那些艺人也多会把选秀看作一场表演秀。就像丁少华在每次参加选秀之前都会考虑“如何编曲，如何在表演中真诚的带入情感，如何与评委对话，如何搭配服装，并符合大众的喜好”，这些选手会刻意做到迎合比赛的需求，就像一个谙熟棋技的棋手。

电视台与唱片公司之间的合作其实并算不上是一种商业合作，在丁博的经验中，会有导演组将选手资源的搜寻业务外包给各地的公关公司，他们熟悉当地的艺术院校和酒吧，他们也有更多的当地艺人资源。这些公司会帮助电视台寻找种子选手，承担选秀在各地的海选和地面宣传，并从中获得执行费用，选手的选拔过程已经形成一个链条化运作。

当然这个舞台并不排斥草根，音乐公司会从选秀节目里挑选艺人，也总有像梁博那样音乐学院里的孩子走到比赛的最后。但原有的空间被更多专业音乐人填充之后，给予草根的空间自然在缩窄，这个舞台所需要的也远远超出了会唱歌这唯一的衡量标准。

观众对于选秀，早已经失去了全民娱乐的参与感，也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像李宇春那样一夜成名的民选偶像。在很多时候，他只是仪式性的精彩演出，是观众旁观一群圈内精英和少数草根的故事，就像所有的奖项到最后都会是小圈子里的游戏。

现在选秀更多的是艺人的通告，是职业音乐人成就自我的手段。正像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曾说的，VC投资的过程就像是孵鸡蛋，从鸡蛋中孵出小鸡，而PE投资的过程就像是养鸡，从小鸡养成大鸡。那么在选秀这个充分竞争的市场里，将璞玉打磨锻造成美玉的市场空间慢慢闭合，选秀也进入了自己的PE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