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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什说“通货膨胀太高了”。在相同的时间点上,中国面对的是 0.8% 的 CPI 和连续 15 个月未动的 LPR,政策取向的差异由此而来。
北京时间 9 月 17 日凌晨 2 点,美联储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这是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约 17 个小时后,英国央行把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但投票结果 6 比 3,比预想中更鹰派。第二天中午,日本央行紧随其后,把利率上调至 1.25%,创 31 年新高。
两天之内,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先后给出了同一个方向。
而几乎同一时间,联系汇率制下的中国香港金管局同步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4.25%。中国内地是另一种状态,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已连续 15 个月未动,1 年期 3.0%,5 年期以上 3.5%,自 2025 年 5 月至今没有调整。
反差的背后,是同一套传导逻辑。全球资金价格的重估影响所有人的生活,包括你手里的房贷、你打算换的外汇、你持有的黄金和股票。
两天内的三份决议
美联储于 9 月 15 日至 16 日召开议息会议,17 日凌晨 2 点公布决议,加息 25 个基点,利率区间上调至 3.75% 至 4.00%,12 票全票通过。
随决议公布的点阵图显示,19 名 FOMC 参与者中 18 人提交了预测,其中 16 人认为年内还应再加息,12 人预计再加一次,4 人预计连加两次,2 人认为到此为止。按这一分布,本次加息更接近一轮收紧的开端。
沃什在会上说:“通货膨胀太高了,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要求美联储把利率降到 1% 以下。
英国央行在 9 月 17 日晚以 6 比 3 维持基准利率 3.75% 不变。投票阵营与 7 月相同,但会议纪要把风险描述为“偏向上行,且比 7 月更明显”,并预计到 2027 年一季度通胀率可能达到 2% 目标的两倍。
决议公布前一天,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8 月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升至 3.1%,高于英国央行此前预测的 2.8%。贝利在准备好的讲话稿里说,全球能源冲击迄今对英国物价和工资的影响有限;但他随后补充,这种波动持续的时间越长,对通胀的影响就越大,央行上调利率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市场已基本计价 11 月加息。
日本央行于 9 月 18 日中午将政策利率从 1.00% 上调至 1.25%,创 1995 年以来新高。这是 2024 年 3 月启动政策正常化以来的第六次加息,距上次(6 月)只隔三个月,为植田和男任内最短间隔。
欧洲央行在一周前的 9 月 10 日也加息 25 个基点,为年内第二次。美、欧、日三大央行同月加息,是 2006 年以来首次,“超级央行周”由此得名。
加拿大央行在 9 月 2 日的会议上维持 2.25% 不变,但本周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与会成员认为短期内通胀可能持续处于高位;行长麦克勒姆此前也公开表态,若通胀持续居高不下,政策制定者随时准备多次上调借贷成本。
五家央行的取向一致,收紧,或者随时准备收紧。理解这一轮集体行动,需要先看清加息在对抗什么。
加息在对抗什么
触发这一轮全球转向的变量在中东。9 月初,据报道,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外长计划在阿曼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商讨一项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的临时协议,这将是美以今年 2 月对伊朗开战以来,海合会六国外长首次与伊朗外长会面。会议原定 9 月 14 日举行,但会前阿曼外交部突然宣布推迟,理由是“为促成共识”,也有报道称是应沙特要求取消。新的会议日期至今未公布。
会晤推迟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与沙特输油设施遇袭,一度把油价推至四个月新高。
加息无法让中东停火,也无法直接压低油价。油价从来压不下来,这一点央行清楚。它们防范的是油价背后的传导链。
石油是运输、化工、部分电力生产、农业机械和化肥的共同投入成本。油价一涨,成本沿产业链扩散。运输费用上升,几乎所有商品的物流成本跟着上涨,商家要么压缩利润,要么提价。
风险集中在第二轮传导。物价上涨后,工人发现实际工资缩水,要求加薪;企业人力成本上升,进一步提价覆盖;提价又推高生活成本,工人继续要求加薪。这个循环一旦启动就会自我强化,难以靠观望化解,即“工资-物价螺旋”。
更棘手的是预期的自我实现。一旦企业和居民相信物价会持续上涨,就会提前提价、提前要求加薪,价格和工资随之被锚定在更高水平,即便油价后来回落也难以回落。
以美国为例,油价长期居高不下已经反映在一组数据上。其 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涨 5.4%,远高于终端消费价格涨幅,说明上游成本仍在向下游传导;核心 CPI(剔除波动最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涨 0.3%,高于预期,说明冲击已渗透进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定价。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 4.0% 升至 4.6%,五年期长期预期从 3.3% 升至 3.4%,后者衡量的是公众是否相信高通胀会持续,是判断预期是否脱锚的关键指标。
中东局势由此构成一个共同的宏观背景,放大了各经济体原本存在的通胀压力。
加息的作用在于从需求端压缩总需求,对冲能源冲击带来的价格上行压力,并向市场确认,央行不会容忍通胀预期脱锚。
这套逻辑在美国、英国、日本都成立,中国则是主要经济体中的例外。
同一轮冲击下的中国例外
中国的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 年期 3.0%,5 年期以上 3.5%,从 2025 年 5 月至今连续 15 个月未动。官方口径依然是“适度宽松”,实际操作更接近按兵不动。
中国没有“通胀失控”这个前提,这是它与美英日的根本差异。
8 月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只涨 0.8%,核心 CPI(把 CPI 里波动最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剔除后算出来的数字)只有 1.0%,离 2% 的目标线还有距离。
但 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涨了 3.8%。这意味着,上游成本在涨,终端价格难以同步上行。
落差从何而来?
第一道缓冲是行政定价。中国的汽柴油零售价不随国际油价实时波动,由发改委按“十个工作日一调”机制调整。以今年 3 月 23 日调价为例,按公式应上调 2205 元和 2120 元每吨,实际只上调 1160 元和 1115 元,约打了对折。
由此产生的价差由谁承担?
其一由三大国有石油公司承担,进口成本按国际价支付,零售价上调幅度不足,相当于由炼油利润先行垫付。
其二是“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国际油价低于 40 美元/桶时,本应传导给消费者的降价空间被强制存入这一专项账户;按制度设计,这笔钱在油价过高、需要调控时用于平抑相关成本。它是一道跨周期的对冲安排,不能直接等同于这一次调价的资金来源。
其三是极端情况下的财政兜底。参考 2022 年俄乌冲突时期的做法,一旦国际油价长期超过 130 美元/桶,国家会向炼油企业发放阶段性补贴。
三重安排叠加,中国把本应由消费者一次性、集中承担的成本冲击,拆解为国企让利、储备金对冲、财政兜底,分摊到更长时间和更多主体。成本没有被消除,而是被平滑了。
第二重约束在需求端。美英企业较容易通过提价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中国许多行业处于“供强需弱”格局,企业以价格竞争争夺订单,提价空间有限。
PPI 涨 3.8% 与 CPI 涨 0.8% 之间的落差,对应的是多出的成本被企业利润和行政调控吸收。
中国不跟随全球加息,与立场无关。它面对的问题从来不是“物价太高怎么办”,政策起点与美英日并不相同。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可以置身事外。
汇率约束与政策空间
资金天然流向收益更高、相对安全的地方。
假设美元利率 4%,人民币利率 3%,钱存在美国多赚 1% 利差。如果美联储加息把利差拉大,理论上会有更多资金想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压力。
此时若中国央行反向降息,利差进一步拉大,贬值与外流压力都会放大。这也是央行副行长邹澜今年 1 月 15 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谈降息空间时,把“美元处于降息通道”列为国内降息有利外部条件的原因。现在美联储转入加息,这一外部条件已经消失。
加息的影响已经显现,黄金首当其冲。美联储决议公布当天,黄金股应声下跌,港股的招金矿业跌 3.7%、山东黄金 H 股跌 5.2%,A 股的山东黄金跌超 6%。
行情随后走出两段式反应,决议当天,现货黄金一度跳水逾 100 美元、最低触及 4234 美元;但此后两个交易日连续反弹,9 月 18 日收于 4377 美元,本周累计上涨 0.68%,基本收复失地。同期油价掉头向下,布伦特原油 18 日收于 103.87 美元,本周累计下跌约 5.6%。黄金反弹与油价回落同步出现,指向通胀预期的边际降温,这是黄金股止跌的背景。
A 股方面,中金等机构的分析指出,美联储加息可能通过三条渠道影响 A 股:全球流动性收紧、汇率与资金流向变化、对中国出口企业海外需求的抑制。
这些影响也意味着 9 月 21 日的 LPR 大概率维持不变,年内被寄予厚望的降准降息,时间表可能进一步后移,约束主要来自外部。
这些变化最终落在三个具体场景上,对持有浮动利率房贷的家庭,LPR 不降意味着月供减负要继续等待;持有黄金及相关股票的投资者,短期内要面对美元走强的压力;计划留学、旅游或海淘的人,购汇成本将取决于人民币汇率的后续走势。
决议落定后的第一个周五(9 月 18 日),全球市场给出了初步反应。美股涨跌不一,纳指涨 0.39%、标普 500 涨 0.17%、道指跌 0.18%,费城半导体指数尾盘拉升收涨 2.78%,存储芯片股领涨。A 股放量普涨,沪指涨 0.94%、创业板指涨 2.25%,两市成交 2.08 万亿元,出现本月第三次“零跌停”;港股恒生科技指数涨 2.20%。资金的解读相当一致,把这次加息视为已消化的利空,转向科技与半导体;黄金反弹、油价回落,同样指向通胀预期的降温。
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到内地的房贷定价,政策差异的背后是同一条全球传导链。外部流动性收紧可能带来阶段性扰动,但决定中长期走势的,仍是国内政策托底和企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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