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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大道和66街交汇的地方,紧挨着林肯中心地铁站,有一辆餐车,我在那儿买了好几年早餐。我点的东西从没变过,鸡蛋,香肠,贝果。我太太有一次问我,怎么这么无趣,天天吃一样的东西。我告诉她,这其实是个优点,一旦喜欢上什么,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就像我认定了她一样。以前,我会用英语跟柜台女士说我要什么,她再用西班牙语喊给老板,他照着做。但这些年下来,属于我一个人的一套更简单的方式,慢慢取代了这一切。老板在铁板前忙活,侧对着窗口,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认出我,不用任何人开口,就想起我常点的那份。他点头,我也点头,他就开始做了,不需要谁再传一遍话。
今天早上,餐车很忙,一队建筑工人排在前面,手里的硬纸板上写着各自团队的订单,老板和柜台女士都埋头应付。我照常等着轮到自己,眼睛在人群里找谁能看我一眼。没想到,动手的是那位厨师,不是平时会跟我点头的老板。这位厨师,在我来这么多年里,从没主动跟我这样互动过。他伸手拿了一个原味贝果,举起来让我看见,朝我点了点头。我愣了一下,回点了头。他开始做了。
这个点头,好像慢慢成了我和这家店之间一份心照不宣的约定。先是老板,后来是这位厨师,说不定哪天,会轮到那位新来的助理厨师。
我还记得这里曾经是一辆拖车,不是现在的大卡车。老板从不直接接单,是柜台女士负责,用西班牙语喊给他。他面前的铁板和顾客站立的方向是垂直的,所以他对着我们时是侧身的,她才是正面朝着我们。他总在忙着煎东西,专注于铁板上的活儿,可这个侧身的角度让他能偶尔瞥一眼,不用整个人停下来。我点的东西一直没变,香肠加鸡蛋,贝果要烤过,这个组合其实不算常见,比更受欢迎的鸡蛋加芝士要少见得多。正因为不常见,每次柜台女士喊出这个组合,他都会抬起头,在拖车旁边找我。次数多了,他不再需要靠耳朵,只要看见我朝拖车走过来,就会开始点头,我也点头,到最后,光是这个点头,就足以在谁都还没开口之前,让我的订单先动起来。有时候我甚至会故意这么干,趁柜台女士正忙着招呼别的顾客,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好插到队伍前面去。
过了几年,老板攒够了钱,买下了现在这辆卡车,大得能同时容纳四个人,至少能让两位厨师一起干活。可新的厨房,反而让看见顾客变得更难了,而不是更容易。卡车里的铁板和窗口是平行的,不再垂直,厨师们面朝着铁板,背对着外面等着的人。这个更大、更成功的场地,从物理空间上说,反而是个更难被看见的地方。真正改变的,不是厨房大了,给了谁更多抬头的空间,而是老板自己,把时间花去了别的地方。他不再是那个守着铁板的人,变成了打理周围一切的人,跟供应商打交道,指挥新来的厨师,队排长了就自己顶上去,跟熟客们用西班牙语聊上几句。他其实仍能亲自做每一份订单,只是不再守着铁板。这意味着,他又一次成了能转身看见窗外的人。最近我还发现一个新的规律,星期六,老板不在。这么多年下来,他终于把星期六真正还给了自己,生意照样运转,不需要他人在现场。
那位新厨师,在刚来的那阵子,对我来说,还算不上一个具体的人。他大半时间都背对着窗口,正面的事都是老板和柜台女士在处理,偶尔订单出错或者慢了,他还会被用西班牙语吼两句。他纯粹就是执行,尽快把点的东西做出来,卡车前面发生的其他事,都不用他操心。
后来,社区施工热潮带动生意暴涨,老板雇了第三个人,一位助理厨师,专门帮那位厨师分担。表面看,这只是给厨房加了产能。但它还给了那位资深厨师一样东西,一个能把纯执行交出去的人,这意味着他终于有了转头的理由。我开始注意到他真的这么做了,偶尔用西班牙语冲新来的助理喊几句,就在这么做的同时,很可能是头一回,他真正看清了每一份自己刚做出来的食物,最后落到了哪位客人手上。
今天早上,是这种"看见"第一次变成了别的东西。他没等着被问,伸手拿了他早知道我要的那款贝果,举起来,朝我点了头,比老板或柜台女士都先一步。
站在那儿等贝果的时候,几件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最直接的一件,大概也最真实。美国梦真正实现的样子,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恰恰这样一个顺序,跨越了这么多年。一个移民两手空空地来,在真实的压力下学会一门手艺,在一个转不开身的空间里,用一门连顾客也非母语的语言交流。他能存多少就存多少,买了辆更大的卡车,雇了人,生意起来了,又雇了人,全都发生在同一个街角,跨越了我点同一份早餐的这些年。
但看着这一切发生,也让我看清了美国梦的故事通常漏掉的那部分:买卡车、雇帮手,本身根本不是关键机制,它们真正的作用,是让别的事情变得可能。如果老板把这些年的增长,全都拿去更快地做饭,接更多单,还是低着头对着同一块铁板,他今天依然只是个厨师,一个效率更高、生意更大的厨师,但仍然只是个厨师。真正把他变成老板的,是他不再是那个面对着铁板的人,而变成了那个能转过身来的人。同样的考验,正落在新厨师身上。饭做得好,从来不会是推动他往前走的那件事。抬起头,才是。
大概就是在那时候,我想起了另一种厨房,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假设之上。
铁板烧不会把厨师藏起来不让客人看见。它把厨师直接摆在客人面前,煎台本身就在整个房间的正中央,所有人都看着一份普通餐厅通常会藏在后厨的活儿。从纯粹的生产效率来看,这几乎算不上高效的安排,一位厨师服务一小群人,整顿饭都在食客眼前完成,而不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批量做好。人们常常还愿意为此多付钱。
因为烹饪本身,已经不再只是做出这顿饭的过程了。这个过程本身,变成了被出售的东西的一部分。顾客买的不只是食物,还有这个位置,一个能看见劳动本身、反馈是即时的、而且有人正专门在关注你的位置。
那辆餐车走的是一个方向。它一长大,干活的人就有更多部分消失在了视野之外。铁板烧走的是刻意相反的另一个方向。一种架构优化的是产出效率。另一种架构,让贴近本身变得值钱到可以拿来卖。在小规模下,贴近是自然发生的。到了大规模,它必须被设计出来。到了溢价的规模,它本身可以变成产品。当效率把生产过程变得看不见,贴近就会变得稀缺,而稀缺的东西,可以变得贵到值得为它买单。
软件面对的是同一种选择,只是大多数公司,从来没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个选择。
这和我大半个职业生涯里,在软件行业看到发生或者没能发生的事,是同一件事。一个写出产品第一版的创始人,正站在当年老板站在拖车里的那个位置,离真正的客户近到几乎不用费力就能看见他们。公司大了,开发者招得更多了,大多数人最后的位置,就像大卡车里的厨师,面朝着铁板,背对着这份饭真正该端给的那个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再在乎,而是因为厨房本身被重新盖成了那样。组织架构图,就是那块平行摆放的铁板。需求要转好几手才能传到,经过产品经理和工单系统的翻译,就像当年柜台女士替老板翻译那样。做出来的东西,慢慢偏离了任何人真正需要的样子,不是因为疏忽,是因为架构。
我也亲眼看着这套架构,被朝相反的方向重新搭过一次,是有意为之的。我职业生涯的大半时间里,开发者的工作就是填一张别人写好的工单,依据别人收集来的需求,服务一个开发者大概率永远见不到的用户。后来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微卡片,一个足够小、足够简单的系统,终端用户自己就能直接搭出想要的组件,完全不用经过开发者。一旦这变得可能,别的事情也跟着变得可能。开发者开始真的坐下来,跟实际使用这些东西的人在一起,帮他们调试一张不太好用的卡片,一起把它改好,有些时候,干脆直接走到用户的办公桌前,当着人的面把东西修好。那块平行的铁板,被转了回来。不是一条要求开发者多关心客户的政策,而是一套把他们重新放回房间里的架构。
我见过不少创始人抱怨同一件事,说自己的团队不像早年那样贴近客户了,那时候创始人自己还在写代码。他们大多没意识到的是,这从来就不是关于亲近本身是不是一种美德,而是关于规模。一家只有一两个客户的公司,生死都系在能不能把这一两个人真正伺候好上,所以亲近是被逼出来的,你想不想要都一样。一家有几百个客户的公司,没法再靠这种被逼出来的亲近运转下去,让开发者多上点心,也换不回来了。
这种损伤,通常能在软件本身上看出来。一个真的每天在用自己在构建的应用的开发者,绝不会让一个简单的功能被埋进五层菜单里,逼着用户在层层嵌套的界面里,去找当天需要的那一个功能。天天用它的人,会把常用的东西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从没那样打开过它的人,压根没有那种"距离本身就是问题"的直觉。
这时候最常见的建议,是让开发者多跟业务用户聊聊,这建议本身没错,只是它单靠自己撑不住。没人能靠嘴上说说,就让一个开发者天天坐在用户旁边。真正管用的,是搭起一个平台,微卡片,让这种互动快到能扛得住真实的工作节奏,开发者和用户面对面,几分钟就能互动着搭出功能,而不是拖上几周,或者用户干脆自己动手做。靠大家的善意和空闲时间撑起来的亲近,早晚会散掉。刻在工具本身里的亲近,不会。在餐车里,那意味着一位初级厨师。在软件里,那意味着一套刻意把建造者送回到被建造对象面前的平台。两边的机制并不完全一样,厨师是被一个人解放的,一个能接手纯执行的人。开发者是被一套系统解放的,一套根本不依赖任何特定个人是否有空的系统。但它们造出来的几何形状是一样的,一个面朝着铁板的人,终于能转过身了。
如果你是个创始人,正在想公司大到你脑子已经装不下之后,怎么才能让团队重新贴近客户,这大概是唯一诚实的答案。它不是一份备忘录,不是墙上的一句价值观标语,也不是下次全员大会上的一句提醒。这些都是在指望人们仅凭意志力去继续面对客户,而意志力这东西,一旦工作量撑不住,就会耗尽。真正值得问的问题要窄得多,也有用得多:你的架构,是不是让做产品的人,能便宜又快地接触到用产品的人?还是说,每一次接触,都得靠有人一次又一次地跟系统较劲才能实现?如果是后者,那就不是一个能靠谈心解决的人的问题。那是你自己搭的一套系统,只有重新搭一套系统,才能修好它。不是备忘录,不是墙上的海报,是厨房本身。
这一切从来都不靠语言,这一点值得直接说出来。我和老板,从没真正聊过天。我和这位厨师,也是。三年的相互认得、信任,加上今天早上这一个小小的关注举动,全都是在语言之下建立起来的,用的是一种我们俩都不需要懂对方那一版的语言。这样的事,也不只发生在早餐这一顿。午饭时间我常去的一家中式快餐店,同样的套路又上演了一遍,只是这次换成了福建话。两种语言我一句都不懂,但我学会了用他们的话,说出我要点的那道菜,前提是我真的在留心,倒也算是跟这些厨师学认出我脸的方式扯平了。同样的事,反过来也在微卡片上发生过。开发者跟用户坐得久了,用户自己就开始用起"分布式""面向对象"这类词,不是谁特意教的,是听得多了,自然就记住了。这一点比看上去更重要。如果一段真正的关系能完全在没有共同语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那么这件事,无论它到底是判断力,注意力,还是选择去留意某个人,就根本不是一种沟通技巧。它比那要更根本。
这正是我不认为AI会拿走的那部分。AI在执行上极其出色,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快,写代码,照食谱做饭,生产任何指令要求的东西。它甚至可以被吩咐去盯着某些事,监控一个队列,标记异常,按计划找出某种规律。它做不到的,是在没人指定规则之前,自己判断出某件事值得被注意。这位厨师今天早上正是做了这样的判断。正是这个转变,让他开始表现得像个老板,而不只是个厨师,这也是一个开发者,面对自己代码真正服务的那个人时,要么会做、要么不会做的同一种选择。
这一切都不代表AI是问题所在,我也不太觉得这是一句警告,更像是一种分工。诚实的做法不是抵制执行变快,而是顺着它,把腾出来的时间,投进那个永远不会被自动化的部分,去关注这份工作到底是为了谁。将来最吃亏的,不会是那些做饭慢、写代码慢的人。会是那些一辈子只学会了面朝着铁板,从没转过身,也从没让更快的东西替自己把面朝铁板的活儿接过去,好腾出时间来的人。
还有一种理解规模的方式。规模做的事,其实是不断往沟通里加协议。
在餐车里,柜台女士曾经先用英语听我点单,再用西班牙语喊给厨师。在软件行业,用户跟产品经理说,产品经理写成需求,需求变成工单,工单最后才传到开发者手上。协议正是让规模变得可能的东西。但链条里的每一次转译,也在同时加进一层距离,因为协议之所以是协议,正是因为它的含义提前就被规定好了,不管是谁在用,规则都一样。点头不是这套协议的简化版。它是当一段关系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共同语境之后,协议里的大部分内容干脆就不再需要了。一个陌生人朝那位厨师点头,不会让我的那份订单动起来。这个信号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他已经认识我。
距离需要协议。贴近能创造语境。AI会在协议这一层变得极其擅长,监控,标记,按计划找出规律,不知疲倦。这恰恰让另一部分变得更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那就是在没人写下规则之前,先决定谁、或者什么,才真正值得被关注。AI可以被指示去监控。这位厨师,是在没人告诉他之前,自己决定了什么才重要。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张网络里最值钱的瞬间,永远是那个不需要任何协议、有人先点了头的瞬间。
对一位想弄清楚这条线,在自己团队里到底该划在哪儿的创始人来说,我觉得这事没有感觉上那么复杂。任何能被归纳成一条规则的事,只要写得足够清楚,清楚到别人,或者别的东西,不用你在场也能照着做,那就交给AI,而且随着工具越来越好,就交出去越来越多,好让你的人真的能从桌前站起来,去见见自己的代码到底是为谁做的。交不出去的,是那种只因某个具体的人,选择关注一件尚无人想到要为之写规则的事,才得以存在的东西。厨师在没人告诉他之前,就认定某位客人重要;开发者在工单指出之前,就认定某个需求是错的。那是把其他一切都诚实地排除掉之后,剩下来的东西。
我还不认识这位新来的助理厨师,几乎没见过他的脸。但我对他有种预感,跟一两年前看那位厨师时一样的预感,那时候,今天早上的这一切还没发生。给他足够的时间,足够的压力,我想,不管他站在哪个厨房里,他终究会开始找一个转身的理由。到那时候,我还会像往常一样站在那儿,等着看,是不是他先点了头。
本文作者张朝晖,系国家级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头部券商首席信息官,任期十一年半。他主导设计并建成中国金融市场首个固定收益、外汇、大宗商品(FICC)电子交易系统,随后在同一分布式平台(领航)上建成微卡片平台(MIRACLE)——从300个组件增长到42000个,组织采用率达到100%。
在此之前,张朝晖在华尔街从事技术领导工作逾二十年,先后任职于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和美国银行,主导构建全球分布式电子交易、固定收益衍生品分析、实时风险管理及财富管理系统,职业生涯横跨三十五年。
张朝晖目前专注于将三十五年经验系统化,著有《软件是软的》与《靶向变革》两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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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年我们持续跟踪AI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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