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强调NexT

她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2025年某个普通的工作日午后，她坐在一家新入职公司的会议室里，对面是HR。对话进行了不到十分钟，她就知道自己又要失去这份工作了。

这是她被移送公安机关、从上一家互联网大厂开除之后，第三次被迫离开一个岗位。

01.通报

2026年4月23日，百度集团发布2025年度反贪腐通报。

内容一如往常：2025年共查办处理违法违纪员工144人，其中33人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11人被公司依规处罚。附上26起典型案例，措辞克制，姓名隐去，只留一个姓和“某某”。

但有一个细节，足以让大厂“牛马们”一震：通报中一名叫石某某的原MEG贴吧业务部员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这是近五年来互联网企业内部贪腐案件中判处刑期最长的一例，已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刑事案例。

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2025年5月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显示，仅这一个法院，2020年至2024年就审理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超3亿元。七成以上，发生在互联网大厂。

02.“真的是触目惊心”

2022年12月，腾讯召开内部员工大会。那是一次线上会议，马化腾一改以往相对温和的风格说：“腾讯集团内部的贪腐问题，真的是触目惊心。很多业务做不起来，并不是因为管理者问题，也不是业务方向问题，而是贪腐漏洞太大，业务被掏空。”

此后，各家大厂的反贪腐力度肉眼可见地提升。腾讯2023年全年解聘120余人、移送司法近20人；202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00余人和20余人，且已有5人被法院判刑。字节跳动的通报频率更高，他们几乎每个季度都会发出一份《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通报》，2023年全年查处违规案件177起，136人被辞退，23人移送司法。京东2024年调查案件达到221起，是已知大厂中单年案件数最多的。

一位前腾讯员工回忆，在连续多年高压反贪腐的背景下，他原来所在的小部门陆续有多位同事被带走，其中不乏十多年的老员工，这在一家有着数万名员工的大厂并不多见。

密集披露和曝光，并不意味着问题在减少。恰恰相反，它更像是一层被揭开的皮，皮下的东西，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03.一个平台，一把钥匙

为什么是互联网公司？

一位不愿具名的反舞弊律师给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这里的权力，太便宜了。”

传统制造业的腐败，往往需要采购合同、验货把关、财务审批：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盯着，要贪就要打通多个关节。但互联网公司的权力结构扁平、快速、分权，一个手握“白名单权限”的平台运营，可以决定一个商家上不上线；一个负责达人合作的BD，可以左右一场直播的流量分配；一个审核账号的员工，能让一个被封的主播重新出现在推荐位上。

这种权力不显山露水，却实实在在值钱。

阿里一名叫王某的基础岗位员工用行动做了最直白的注解：他负责审批商家入驻。一年时间里，他收受商家贿赂超过9200万元，对入驻“明码标价”：一家店铺，15到20万元。受牵连商家超过400家，涉案总额1.3亿元。事后央视曝光，这个案子甚至让阿里当时正在进行的“1+6+N”架构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

律师吴昕栋把这类现象总结为“小官巨贪”：职级不高、权限不大，但恰好卡在了一个枢纽位置上。海淀法院的白皮书用了“部分重点部门'小官巨贪'现象亦不容忽视”这样的表述，这是司法文书，措辞保守，但背后的意思已经相当刺眼。

饿了么的案件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CEO级别。2024年，饿了么前CEO韩鎏被上海警方带走。调查显示，他与另外两人利用管理物流配送业务的职权，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大中城市配送业务资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30余次收受行贿款物，合计超过4000万元，甚至要求按照对方利润比例分成。

从9200万到4000万，从普通运营到CEO，腐败的剧本在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层级上，以类似的剧本重复上演。

04.“她”的三次离职

回到开头那个女员工。

她曾经是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市场部核心职员，在职期间涉嫌收受合作商贿赂。案发后，公司将她开除并其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后释放出来。

处理完毕，她努力重新走进职场。

第一站是一家创业公司。那家公司刚起步，CEO和她有一定私交，且创业公司没有太多红线束缚。她顺利入职，做回老本行。开始几年，公司处在风口发展还算顺利，但最终没能跑出来，解散了。

第二站是另一家大厂。这一次，她不知道是侥幸还是制度漏洞，通过了入职审查。HR没有在简历核实环节碰到那段历史，初步背调也没有触及。她以为这页已经翻过去了。

但没有。

入职不到一个月，有同事认出了她。互联网行业圈子不大，当年的案件在某些人的记忆里留着。那位同事向HR举报，附上了材料。公司启动核查，约谈，结论是“不符合用人标准”。她离开了，比入职快得多。

第三站又是创业公司，但这次的公司背景不差，有知名机构投资，赛道也热。她以为这次能低调落地，重新开始。

然后一封举报邮件到了。

邮件同时发给了这家公司的几位主要投资方和行业媒体，内容详尽，附有当时的全员通报邮件截图。投资方开始问管理层，媒体跟进报道。

这件事没有结局，或者说，结局还在继续发生。

它留下了两个开放性的问题：

一个犯过错、也承担过法律责任的人，究竟应不应该被永久性地从行业中抹去？

而那些主动散布信息的“知情人”，他们的动机是正义，是仇恨，还是某种权力感的满足？他们的行为，是在填补制度漏洞，还是在创造一种新的伤害？

05.那张网

理论上，她本不能入职第二家大厂。

2017年2月，一个名叫“阳光诚信联盟”的组织成立了。发起方是京东，联合腾讯、百度、美团、联想、沃尔玛中国等14家企业。这个联盟的核心机制是：一旦有成员企业将某人录入失信名单，这个人在联盟任意一家企业求职时，都会被拒绝录用。截至2018年，成员已扩展至184家（此后数据没更新披露），失信名单录入了超过一千条信息。

字节跳动每次发反贪腐通报，都会在末尾写明：“已同步阳光诚信联盟及企业反舞弊联盟。”这意味着被通报的人进入了一个跨企业的黑名单系统。

但这张网有三个洞。

第一个洞是覆盖范围。 184家成员，听起来不少。但中国的科技与互联网行业，每年新成立的公司数以万计。大量规模在50人以下的早期创业公司，根本不在联盟之列。对于一个涉腐离职员工来说，主动降低预期，去一家没人认识自己、也没有接入联盟数据库的小公司，是完全可操作的路径。

第二个洞是执行。 背景调查的深度，取决于企业愿意为此投入多少资源和时间。那些专注于以最快速度扩张的创业公司，背调往往只是走个程序。一位在多家早期公司做过HR的从业者私下说：“真正深查的，很少。能核到学历和上一份工作就不错了。”

第三个洞是可查性。 失信名单不向公众开放，也无法通过常规招聘渠道检索。非成员企业的HR，没有任何途径知道候选人是否在名单上。相比之下，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央行的征信系统，至少对特定机构开放查询。阳光诚信联盟的黑名单，连这一步都没有，它只在成员企业内部流转，对行业其余部分来说，等同于不存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位女员工能够顺利通过第二家大厂的入职审查。黑名单存在，但黑名单本身也是一个暗箱。

06.数字的年轮

过去五年，各家大厂的反贪腐数字走势各异，大方向一致：逐年扩大。

年度查处人数上，字节跳动从2021年前后开始爆发，2024年单年解聘人数估计超过200人，无论案件数还是人数，都是近几年大厂中最激进的。京东则在2024年以221起案件跃居案件数最高位。

从司法移送比例来看，百度2025年移送了33人，占当年查处总数的23%：每查处约4人，就有1人触及刑事红线。美团在2022年移送了107人，其中约有60人是外部合作商。这一数字的特殊性在于，美团的业务重线下、重供应链，贪腐往往不是员工单干，而是内外勾结。

时间轴上大致分三个阶段。

2019到2021年，是起步期。 各大厂陆续将内部通报常态化，建立反舞弊部门，但整体还是以“做给内部看”为主。这一阶段的典型腐败形态偏传统，采购回扣、礼品卡挪用、供应商返点等。

2022到2023年，是深水区。 马化腾的“触目惊心”成为行业共识的公开表达，各家的通报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向外部，数字越来越大，处罚越来越严。与此同时，降本增效的大背景让管理层对内部成本损耗更加敏感。虚假报销、违规吃请这类“小钱”也开始进入通报范围。

2024年到现在，是AI反贪腐期。 百度、腾讯等公司开始将自研AI引入风险识别环节，通过大数据捕捉异常交易。字节将内审调查团队从总部拆分到各业务线，深入电商、商业化等最容易出问题的一线。重点打击对象，从传统供应链腐败，转向直播电商、MCN勾结、游戏出海发行等新业态腐败形式。

一位大厂员工小林几年前曾收到公司系统推送的一条异常提示：他有两张一年前提交的打车报销发票，搭的是同一辆车，且发票编号相差不大。系统判定：可疑！他自己翻记录才想起来，那是连续加班的两个清晨，六点多出门，滴滴派来的恰好都是在他家附近趴活的那辆车。最后他提交了订单截图和支付记录，才打消了公司的疑虑。这套系统足够敏锐，但它识别的是模式，不是情境。

阶段在变，问题没有消失。每一份新的通报，都是这句话的重复。

07.悖论

一位长期研究企业合规的律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企业因为舞弊损失的金额，大约是舞弊者获利金额的两倍。”每一次腐败，对企业的伤害，远超涉案员工自己捞到的那部分。

这一点所有人都明白，但它依然持续发生，年年如此。

一个可以侧面印证的现象是，各个大厂反贪腐通报发出的那天，员工往往会出现一个固定动作，翻名单，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震慑变成了猎奇，警告变成了内容。这或许是所有威慑机制在长期运作后都无法避免的命运：先让人害怕，再让人习惯，最后让人漠然。

这让人想到一个更深的问题，互联网大厂的反贪腐是一种威慑，还是一种管理工具？大张旗鼓地发通报，把人名（部分）公之于众，是真的为了让行业更清洁，还是在塑造一种“我们很透明”的形象？当字节跳动每季度的通报变成一种固定节目，当百度每年发一次“成绩单”，它的震慑作用究竟是在增强，还是在边际递减？

还有更难回答的，那些被写进通报、被移送司法、最终承担了法律责任的人，之后去了哪里？他们还在这个行业里吗？有没有人，用比联盟黑名单更幽暗的方式，继续在市场上运转？

没有通报会告诉你这些。

08.结尾

开头那位女员工，最近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追踪。她的三次离职，三次尝试，三次失败，构成了一个关于惩戒、代价与第二次机会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制度性的答案。

也许她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继续生活。

也许她还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打开招聘软件，看着职位描述，权衡着要不要再投一次简历。

而在同一个时刻，某家大厂的内审团队，正在从数据库里调取一份疑似异常的报销记录；某位运营员工刚收到了合作商转来的一笔“感谢费”，正在考虑要不要拿；某家创业公司的HR，正在接受一个看起来能力很强的候选人的简历，她的上一段工作经历写的是“某互联网集团，市场部门”。

这个故事，没有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