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AI生成

“讲好中国电影故事这座高山，千难万阻，中国电影永垂不朽！”

当叶宁在爱奇艺举办的电影主题论坛快结束时，喊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还是有些令人恍惚。熟悉的论调、熟悉的人物，曾经密集听到这些，已经差不多是十年前。

这一场被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辉称之为压轴的主题论坛，到最后严重超时，现场观众稀稀拉拉走得差不多了，他本人一直在台下，与贾樟柯、鲍德熹、陈宇等诸位电影界的大咖撑到了散场最后一刻。

“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着，没有放弃对电影的执着热爱，也搞赔了。”王晓辉在论坛致辞发言中调侃。爱奇艺是对院线电影有过不小的野心，现今除了官方背景的几大电影节之外，很少有商业平台公司大张旗鼓聚拢电影大咖，举办相关的论坛了。

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是，以圆桌主持人的方式短暂亮相的叶宁，也曾是行业的焦点人物。

最近，“万达电影”在A股更名“儒意电影”，让人回想起，曾野心勃勃打造“东方迪士尼”玩家的名字，又消失了一个。当年叶宁正是万达电影的核心，是后者巅峰期的缔造者，为万达搭建了从制作、发行到放映全产业链，也从内容上创造了超百亿级票房。

2016年，叶宁的离去被外界视为万达电影由盛转衰的标志之一。后来，叶宁去了华谊，两年前，来到了爱奇艺，以高级副总裁的身份继续做电影。

但电影产业呢，早已褪去了十年前那副欣欣向荣的光景。

“不要慌！”王晓辉在几场主题演讲中反复说着，三个大字赫然打在了演讲PPT上。

图片来源：爱奇艺

别慌？影视圈现在恐怕慌得很。

“我们没有预料到，疫情过去之后，突然AI突飞猛进，进入到公众视野，进入到电影工业。这个跟我们行业息息相关。”贾樟柯在现场说。

那AI圈呢？也很有意思，视频大模型公司的技术路线、模型参数和商业模式有差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将模型质量标准指向了一个关键词——电影级质感，中美皆是如此。

但AI已然成为电影业各种矛盾交汇的火药桶。

 “贾樟柯之困”：群体创作不存在了

据贾樟柯的观察，电影圈对AI的态度比较分化。

一方面，如王晓辉所言的，是慌乱与紧张，进而有强烈抵制的现象，比如，好莱坞大制片厂联合抵制Seedance。

另一方面，是不以为然，这个世界总是会有新东西出现，电影本身光学、化学、精密机械共同进化的产物。

国内“百亿票房俱乐部”（执导的电影累计票房超过100亿元）的导演们都还比较淡定，目前没有AIGC相关作品面世，也没有大范围公开抵制AI。

贾樟柯是大导演中率先尝试AI制片的。他最引人关注的作品，是在2月，以监制的身份，与豆包视频生成模型Seedance 2.0合作上线了AI贺岁短片《贾科长Dance》。

AI短片《贾樟柯Dance》截图

在这部实验性质的短片中，贾樟柯本人未出演，片中两个“贾樟柯”形象均由该AI模型生成，其中一个保留了明显的“AI感”，另一个则高度仿真，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贾樟柯形象。通过两个“贾樟柯”的对话，影片探讨了AI与创作、技术与人性的关系。在这里，AI既是生产工具，也是叙事主题。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么早拥抱AI技术的是贾樟柯。”知名编剧、导演，北京大学教授陈宇在圆桌上发出疑问。

但这事发生在贾樟柯身上不奇怪。

早年，贾樟柯以独立电影的姿态蜚声国际，让他成名的，1997年至2000年期间，自编自导的《小武》《站台》，均是用胶片拍摄，这在当时毕竟是一项非常昂贵的行为。

后来，贾樟柯开始用DV拍摄，是国内很早就投入了数字制片的导演之一。他还使用了包括阿莱535摄影机、16毫米mm摄影机、5D单反照相机、VR摄影机在内的多种跨时代的器材。

虽然这被视作是不固守胶片美学，但某种程度上也是成本控制下的无奈之举。他曾说过，“手边有什么条件就去做，表达才是第一位的。”

至于AI创作，贾樟柯也有自己的困惑。

这是他几十年的实拍经验、感受，与当前与AI合作的工作氛围、工作方式碰撞而带来的。

这位出生于1970年的第六代导演，认为自己经历过最重要的产业变革，是从胶片到数字的转型。

他曾亲眼见证过，那时候，很多工作岗位被淘汰。有非常多基层放映员，因为无法适应新的数字技术放映的要求，逐渐没有了工作。

“该如何照顾到传统产业，特别是产业基层工作人员？”他说。

AI带来变化，更是难以预知。在贾樟柯看来，电影工业虽然经历了130多年演化，放映场所也从咖啡馆到了电影院，但无论是在胶片摄影还是数字摄影时代，工艺本身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标准的电影主创班底，有编剧、导演、摄影、录音、美术、道具、服装，包括台前演员，一直如此。电影是群体的创作。每一个工种，是电影工业生产链条上的一环，也是艺术表达核心参与者。

“在现场，我们每个人都像群星一样在闪耀。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有突发的瞬间，有潜意识带动情绪的变化而带来的精彩表演；摄影师在运镜的过程中，也会跟随情况，有节奏的快慢；导演在场面调度分镜头的时候，会有突发的一些想象，所有的这些，都在增加电影的魔力。”贾樟柯感叹。

当AI创作变成只是一两个人发出提示词指令的时候，人类交汇的灵感与星光会散落。“不要相信一个人的天才。一个人会有很多短板，会有很多自己无法发现的、进步的盲区。”这是这位被视为“作者导演”、独立影人的电影人的心得。

无论是文学创作、美术创作还是电影创作，作为碳基生命，每个人都是带着生命体验和感受在进行，带着视觉、听觉等感官去接触世界，当进入到真实世界的时候，自身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同样一场雨，有人感叹，好雨知时节，有人会觉得，秋风秋雨愁煞人。

贾樟柯是电影圈即兴创作的代表。到了拍摄现场，他会因为一场风雪，改变开拍前的预设。他认为，创作是处于一个情绪、激情和连续过程，那些闪亮的地方，有时候是意外，甚至是错误，是计划之外，造就了电影一个个闪光时刻，这在电影史上不胜枚举。

AI生产内容，能否也有这样的创作灵感交汇？

“我不知道，但我想也许科学家会解决。”贾樟柯发出期待。

上一次电影技术革命用了二十年

AI是电影工业面临的最大的一次技术变革——这是贾樟柯这类顶级导演，与叶宁这样的顶级制片人的一个共识。

他们都想到了上一次大浪潮：胶片到数字的革命。

贾樟柯回忆道，当年数字驱动拍摄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数码摄影机的景深、色彩分辨率和自然感等都不如胶片，但到了今天，数码摄影是主流，所有的胶片想实现的基本上数码都能实现。

电影从胶片到数字的转型，是一场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命。

最早与数字相关的电影可追溯到1999年，《星球大战前传1：幽灵的威胁》上映，首次大规模采用了数字放映。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是2002年的《星球大战前传2：克隆人的进攻》，这是第一部完全采用数字摄影机（索尼HDC-F950）拍摄的好莱坞主流大片。

2007年，RED ONE 4K数字电影摄影机面世，它凭借较低的成本（但仍需昂贵镜头等配件）和电影级画质，极大地推动了数字拍摄的普及。当年全球数字放映银幕占比约15%，2009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32%。

2013年是数字制片的标志性节点，派拉蒙成为首家只发行数字格式电影的好莱坞大制片厂。当年生产的电影长片中，有高达90%已采用数字技术拍摄。

数字制片赋予了后期制作前所未有的操控力，调色环节成为决定影片最终视觉风格的关键，也让调色师等新职位变得至关重要。

正如当前不断涌现的AI导演新星，20多年前，北影毕业的贾樟柯是数字拍摄的先锋。

他是国内最早拿起DV，探索新美学的导演。从《任逍遥》（2002）开始，到后来的《世界》（2004）《三峡好人》（2006）《无用》（2007）《二十四城记》（2008）等，均采用数字摄影。中间一个小插曲是，《三峡好人》名声大振后，为适应全球影院转制成胶片格式，还使得电影画质严重衰减。

“AI何尝不会有这样一个未来？”贾樟柯说。

鲍德熹曾经的搭档，华人导演李安也是数字制片的先行者。作为成功操盘过商业大片的导演，李安转型更具实验性和颠覆性。他曾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2016）中大胆探索3D、4K、120帧等高规格数字技术。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是电影数字技术的激进之作，李安将电影沿用近百年的24帧/秒标准，一举提升至史无前例的120帧/秒，并搭配4K、3D技术，然而，观众对高帧率的不适感，也引发了艺术与感知层面的巨大分歧。图片来源：官方海报（中国大陆版）

数字制片让电影类型从多元趋向集中，院线成为全球顶级资本的豪赌。

表面上看，制作一个数字拷贝的成本（约100美元），远低于一个35mm胶片拷贝（约2000美元），数字拷贝通过硬盘或卫星传输，替代了沉重的胶片拷贝，在成本结构上让全球同步首映更加高效且经济。但实际上，它使得院线排片更愿意高度集中于少数特效大片，单个影片的边际效应更强。

叶宁正是数字制片的受益者。

高昂的胶片拷贝和放映成本，曾是国内影院线下扩张的最大瓶颈。2002年，国家开始大力推动数字影院建设，提供资金补贴。

正是这一年，叶宁加入万达集团，分管院线、影视、发行三块业务。2008年，叶宁就任万达院线总经理。上任之后，他着手重塑万达院线的经营体系，坚持“在所有硬件的配备上做到最好”，将万达院线打造为全国第一家全数字化、采用TMS影院管理系统的影院。

2010年，他主导万达与全球领先的3D技术商RealD公司签约，一次性安装了500套3D设备，使万达院线成为中国最大的3D电影放映场所。万达院线也从一个商业地产的配套项目，发展为全球领先的影院运营商。

2012年，中国数字银幕突破1万块，完成了从胶片到数字的全面过渡。也是这一年，受益于数字化扩张的成功经验和业绩，叶宁全程参与了万达以26亿美元并购美国AMC院线的交易，并担任董事。

亮眼履历背后，叶宁也有些困惑。

在现场，他称，从业二十几年，经历过像AI变革的类似困惑，之前有两次。第一次是中国院线市场化改革，但成就了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第二次是胶片到数字的变革，但承载了先进的数字化技术的表达。

“这个时代对于AI的应用才刚刚开始。对于中国电影、世界电影，有可能是莫大的机会，但其中必然有一个过程。”叶宁说。

前所未有的“游戏漏洞”，AIGC导演另起一桌

鲍德熹是AIGC电影的乐观派，也是激进派。

“这是属于创作权的革命。”这位凭借《卧虎藏龙》（2000）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老电影人谈到，“这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胶片时代，拍电影是贵族的活动，数字摄影机让普通人也能拍高清。AIGC更进一步，演员、场景、道具的物理限制都打破了。”

AIGC的革命，不是让电影人跑得更快，而是直接改变了游戏规则。

AIGC让那些本来拍不起、试不起、赌不起的故事，有机会被讲出来。真正能够引发共鸣的内容，未必先来自成熟的工业体系。普通人没有受过完整的电影训练，也未必懂得怎么把故事拍成经典，但他们清楚，普通人在想什么，会被什么打动，他们自己就是观众的一部分。

杨选以“AIGC导演”的title，与贾樟柯和鲍德熹同台对话，或许就是牌桌换了的一个信号。

这个年轻人，半年前想不到会收获今天的成绩。当然，出生于1989年的杨选，也算不上年轻人了。

他在电影圈初露头角以AI短片《逛三园》。去年12月，这部短片入选了第七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MiniMax海螺AI”我的人生电影”单元“人间故事家”，也让叶宁留意到了。

让杨选全网爆红的，是今年清明期间上线的AI短片《纸手机》。这部3天用AI搓出来5分钟写实短片，全网收获了过亿播放量。

《纸手机》在情感上处理高级，沉默中的情感张力、中国式含蓄悲伤的表达方式等撬动了群体共情，更进一步引发讨论的是，全片无真人参演，影片中演员的皮肤纹理、场景的光影层次、市井街巷的烟火氛围，高度逼近真人实拍效果。

AI短片《纸手机》创作资产界面截图，图片来源：可灵AI

杨选是这部短片的编剧，他能感受到市场对AI作品的水温变化。去年六七月，很多人还在抵触AI作品，到了年底，很多人已经在评论区开始分享感受，今年的《纸手机》，收到的评论基本上是正面的。

杨选是资深影迷，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做过艺术评论，因为热爱影视行业开始拍广告，杨德昌是他最喜欢的导演。

他很早就意识到电影制作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在一次采访中，他说，“这是一个很高的金字塔，没有资源是不可能进去的。当年我进广告行业就是想通过拍摄小短片，满足一下不可能实现的电影梦。”

视频大模型的迭代，让杨选有了靠近金字塔的机会。

能否挤进电影圈，还有很多创作表达之外的障碍。这扇大门的准入规则，没有且无法明码标价，规则本身就是权力与资本的游戏。有时候，入门的关键不在门本身，而在于有没有人愿意为你推门。毕竟，青年导演的市场不确定性，与资本要求的可控风险往往相悖。

但至少，被看见，是第一步。

与其说AI给电影带来了革命性的创作提效，不如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游戏规则漏洞，它给了青年导演上桌的机会。对电影有梦想的普通人，再也不用苦哈哈地等着电影节评委的认可来收获名声，等着创投评委的点头来拿钱，以及前辈导演的背书来做信任标签。

至于整个电影产业？更值得思考的可能是，AI革命是否会如数字革命持续20年？资本助推了AI大繁荣，但它还会继续等吗？在这一次的电影技术革命浪潮之中，谁又会成为下一个随着胶片时代消亡而倒下的柯达？（作者｜李程程，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