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氨基观察

自2017年首款CAR-T疗法获批上市以来，细胞疗法曾在生物医药领域掀起热潮，成为资本与大药企追捧的焦点。

然而短短数年后，行业风向变了…部分MNC正彻底退出这一领域。

10月1日，武田制药宣布全面停止细胞疗法相关业务，这是继退出AAV基因治疗后，彻底告别CGT赛道。

紧随其后，诺和诺德也于近日公开表示，将终止所有细胞疗法研发项目。

MNC们撤退细胞疗法赛道，本质是经过多年投入后，迟迟看不到回报的曙光，迫使它们开始从“讲故事”回归“算账本”考虑。

从这个角度出发，未来，或许还会有大药企加入这一队伍。

大药企的主动收缩

过去几年，大药企们似乎达成一致：聚焦核心优势，做大做强。在这一逻辑下，不属于核心范围的业务，都可以抛弃。即便是骨科业务，都可以被强生抛弃，更不用说细胞疗法了。

武田与诺和诺德的退出，都是资源优化的结果。

武田对细胞疗法的布局最早可追溯至2017年，当时公司通过投资GammaDelta Therapeutics首次涉足该赛道。2021年更是进入疯狂扩张，一年内完成四笔关键收购从CAR-T、TCR-T、-T细胞到iPSC的全类型细胞疗法平台，彼时一度被视作CGT领域的头部玩家。

然而，事实证明，近十年的密集投入并没有换来成果，甚至是卡在了的临床与技术瓶颈：三项核心的自体CAR-T疗法（TAK-102、TAK-103、TAK-940）停留在1期临床或临床前；从Maverick收购的TAK-186、TAK-280两款TCE药物，虽进入1、2期临床，却在毒性控制与规模化生产上屡屡碰壁；即便被寄予厚望的-T细胞疗法，也未能攻克异体免疫排斥问题。

在相继折戟的细胞疗法路上，武田知道自己不能越陷越深。

2024年以来，武田开始了战略转向，先后终止了多项细胞疗法项目，最终在今年10月宣布选择彻底退出细胞疗法领域，寻求外部承接平台与技术。

武田在新闻稿中表示，生物制剂、小分子和ADC的临床前研究正在产生“新颖且高度创新”的候选药物，公司将把近期投资转向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规模为患者提供变革性疗法”的项目。

相较于武田，诺和诺德的退出更像是“主动取舍”。

在诺和诺德放弃的细胞疗法管线中，还有曾被业内看好的T1D干细胞治疗项目。当前T1D患者目前仍依赖胰岛素注射，细胞疗法曾被视为该疾病的“治愈性”方向，且研究已显示干细胞治疗在该领域的积极信号。

即便如此，诺和诺德仍将细胞疗法归为“非核心战略”：终止了与Heartseed价值5.98亿美元的合作，放弃了T1D细胞治疗项目，转而通过收购Akero公司聚焦MASH等代谢疾病领域。

这次战略调整，也是新任CEO Maziar Mike Doustdar在9月宣布裁员9000人后，又一次公司重组大动作。Maziar Mike Doustdar解释称，此次转型是为了“将资源重新分配到高影响力的研发和商业化努力上”，同时打造一个“更敏捷的组织”。

显然，这番表述很明确：与其在非优势领域消耗资源，不如集中力量巩固代谢疾病领域的领先地位。

从“追热点”到“算细账”

细胞疗法的退潮，不是对其潜力的否认，传奇生物的CARVYKTI依然在高歌猛进，今年有望冲击20亿美元销售额。

按照武田公告的说法，从细胞治疗研究中获得的见解仍将适用于其他研发。

然而，CARVYKTI实在是少数中少数，武田近10年来的细胞疗法“账本”，更是击碎了整个行业的故事叙事逻辑，折当前的发展困境。

2017-2021年间，武田仅收购GammaDelta、Maverick、Adaptate、Morphocell四家公司的资金就高达几十亿美元，后续的临床研发、实验投入更是持续烧钱。行业分析显示，单一细胞疗法项目从早期探索到临床落地至少需要30亿美元，且失败率极高。

高投入不但没有换来高回报，甚至打了水漂。据武田最新公布的数据，公司已确认580亿日元的减值损失，与T细胞治疗平台相关的无形资产有关。

除了临床研发阶段的高成本，商业化落地后的生产规模问题，进一步加剧着企业的算账压力。

而在整个细胞疗法领域，“算账逻辑”已成为普遍选择，哪怕是深耕于此的MCN也在调整。

这不难理解。2017年进入商业化的CAR-T行业，至今起码投入了几百亿美元的资金，除了CARVYKTI之外，在可见的几年内，几乎难以看到其他真正有盈利潜力的产品。

并且，投资者也早已越来越务实，更关注真正创造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看起来创新的东西。这让整个赛道的逻辑，彻底发生了变化。

从过去的“讲故事、追热点”转向如今的“算成本、讲回报”。每一次合作调整与管线取舍，都是行业格局在重新洗牌。

坚守、押注、创新

当然，并非所有MNC都会抛弃细胞疗法，一批本身已经在该领域站稳脚跟的企业，反而在加大布局，正如阿斯利康等领头羊。

而这些药企的坚守，本身又在推动细胞疗法继续向前。正如当前火热的体内CAR-T一样。

传统体外CAR-T依赖“提取-改造-回输”的复杂流程，而体内CAR-T通过LNP、LV等递送系统，可直接在患者体内生成CAR-T细胞，无需体外操作。这不仅将治疗周期从6周压缩至3天，还能通过标准化生产大幅降低成本。

2024年以来，多家企业通过收购加码这一领域：艾伯维以21亿美元收购Capstan Therapeutics，获得其基于LNP的体内CAR-T平台；吉利德旗下Kite Pharma收购Interius BioTherapeutics，补充慢病毒递送技术；BMS则在2025年10月以15亿美元收购Orbital Therapeutics，进一步完善体内CAR-T布局。

技术路线的优化，也为细胞疗法突破适应症边界提供了可能。在适应症拓展上，自免领域已成为创新药的新增长点，细胞疗法自然不会缺席。

随着Treg技术斩获诺贝尔奖，其在免疫调节领域的潜力得到广泛认可，同样推动新一轮细胞疗法向自免疾病领域延伸，针对性的CAR-Treg疗法也进入研发视野。

研究表明，CAR-Treg疗法的脱靶毒性更低，更适合调节免疫系统失衡相关疾病。从当前研发管线来看，PolTREG SA的PTG-007用于1型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已进入临床阶段；Quell Therapeutics的QEL-001针对肝移植排斥反应/肝功能衰竭，已开展2期临床。

当然，新一轮的竞争还体现在在生产模式上。其中通用型细胞疗法技术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的突破。

Allogene Therapeutics的通用型CAR-T项目ALLO-501，通过基因编辑削弱细胞的免疫原性，可以实现一药多用。临床结果同样可观：在治疗复发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1期试验中表现优异：33例患者ORR达67%，CR达58%，且未出现GvHD。

此前阿斯利康也通过收购Eso Biotech加码通用型疗法技术，试图量产突破。

面对细胞疗法赛道的变局，药企或坚守、或撤退，不同战略背后是对自身优势与行业趋势的判断。但创新与转型并非对立面，对错时间终会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