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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惊蛰青年（ID:wakinglism），作者 | 张文曦，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4A公司广告人Mike和Jenna加班到深夜，在骑共享单车去地铁站的路上相识。他们一起去了汾阳路上的Jazz Bar，在邻座还没有反应之前，就同时认出了杜可风。

他们的感情在相约看上海电影节、互相帮忙抢票后升温……最后两人分手了，分手理由之一是Mike在电影节上睡觉打呼噜。他们在多年之后相遇，身边已经有了各自的恋人，但还保留着当年的默契。

是不是感觉很熟悉，但又有点不太对？因为，这个故事的框架来自2021年上映、豆瓣评分达8.6分的日本爱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但场景从东京换成了上海——近日，阿里影业宣布将翻拍《花束般的恋爱》，引发热议，社交媒体上有人开始自发进行《花束般的恋爱》不同城市版本的二次改写。

上海版的男女主角是广告人，北京版的男女主角则是文艺青年，相识的契机是都去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看老电影；而在广州版的故事里，声音共和、1200 bookshop、东山口、沙面等词高频出现。

后续的改写，已与原版《花束般的恋爱》有所偏离，变成了一种对文艺品位优越性略带嘲讽的玩梗。那些改写的故事版本，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各个城市人们恋爱生活的影子，因此人们才会笑谈它的代入感，笑谈如今的恋爱路径变得日趋雷同。

在文艺符号堆砌的爱情故事背后，我们的爱变得越来越单一、匮乏。

01 垂死的爱欲，被消费符号侵袭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商品变为符号的过程昭示着使用价值的消失，购买一件商品时，消费者首要考虑的不再是它是否具有使用价值，而是它是否具有象征意义。

而符号已然不限于名车、名表这类显性商品，也扩展至文艺生活领域。小众的兴趣爱好处于鄙视链上端，RadioHead、Pink Floyd的听众天然就比听西城男孩的格调高。总之，听的乐队越小众，读的作家越少人知道，仿佛就越能彰显自己的品位之独特。

通过一个个文艺符号，有一部分人得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通过同样的气味，寻找同路人。

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不仅影响了现代人的消费观念，还使得爱情落入消费符号的俗套之中。

我们对爱情的想象，往往受制于大众媒体所塑造的爱情故事。国产爱情影视剧里，帅气、多金的男主会霸总式地送给女主某品牌的首饰，约会多选在精致、小资的咖啡馆，二人畅谈理想；周末则相约去某个小众美术馆共度时光。

一个爱情故事是这样，一百个爱情故事也是那样，久而久之，人们脑中对爱情的想象被固化了。这种原本应该最个人化、最有生命力的情感，降格为模板化、程式化的恋爱过程，呈现出整齐划一的造型。

即便套上不同背景、不同工作环境的外衣，说的仍是套路的故事：女主角努力工作，在某次交集中，两位主角成为欢喜冤家，或者互相赏识。为了增加可看性，两人之间往往还有一位青梅竹马的男二和所谓的“恶毒女配”。

观众几乎可以一眼看穿剧情的走向，无外乎遵循着“相识—相恋—误会—离别—重归于好”的套路。至于让这些剧情火出圈的，往往不是情节，而是买上热搜的演员颜值、明星物料和CP感cut片段。

文艺作品是特定时期社会心理的反映。21世纪讲述爱情的影视剧，上演着无数种爱情的模样。

《初恋》中，晴道与也英在学校天台上以“你喜欢吃什么？”来表白，这一情节是很多人对“纯爱”的美好印象；《重庆森林》里，阿菲偷偷潜入663家里，改变他的生活，银幕外的观众亦共享着这份疏离的爱意；伴随着压抑的大提琴背景音乐，《花样年华》向观众呈现了凌驾于传统道德之上的“最糟糕”的爱情。

21世纪的速食爱情故事，则更像食之无味的鸡肋产品。

垂死的爱欲，可归因于匮乏的想象力，也可归因于消费符号的侵袭。

02 北上广没有花束般的恋爱

人们笑着调侃完各地的爱情故事之后，却发现爱情的开始和结束，依旧在各个城市的角落里发生。但在《花束般的恋爱》二创版本的评论区，有人戏称，北上广根本不会有“花束般的恋爱”。

表面上，是因为996的工作、赡养家庭的压力挤占了现代人的精力和时间。而实际上，原因不止于此：有人用“绩效生存主义”来解释当代爱情的泛滥与稀缺，认为绩效原则已经统御了当今社会的很多生活领域，包括爱情。它被规定为一种只允许“积极”部分留存的事物，痛苦的、不确定的部分不被接受。

人们将生产中的效率原则迁移到爱情领域，以前的老牌约会指南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中，人们试图在爱情中找到一丝确定性，而能量化的东西最为确定。

去各个城市的相亲角走上一圈，你会发现那里的人（更多的是爸爸妈妈替儿女来的）首要打量的不是难以言说的爱意，而是量化的学历、收入、家庭等指标。

在偌大的城市里，人们用最简单、快速的方式判断对方是否合适做自己的伴侣，根据指标打上相应的分数：分数到达及格线的，可以展开下一步；分数没达标的，再见，下一位。

在对话《斐德罗篇》，柏拉图将爱比作癫狂与着魔的状态——而现代人鲜少希望接受这种失序的存在，不受控制的心动仿佛站在了理性神话的对立面。

伊娃·易洛思也在《爱，为什么痛？》一书中将此归咎于爱情的过度理性化以及选择套路的普及化。理性对现代情感的形成开始起到中心作用，它让情感变得更加可预测、更加安全，却背离了情感原本的初衷。

爱、信任的空间坍缩——在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当代社会的情感关系已经呈现为一种不稳定的“液态之爱”。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充满了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传统关系的终结——都市取代乡土，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能拥有长久的、稳定的羁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脆弱的、随时会结束的人际关系。

人们既想要一段长久、稳定的羁绊，又害怕绑定后被抛弃，于是，松散的关系成为主流，Dating（约会）文化让人在体验新鲜感的同时，不需要面对深刻的问题与矛盾，并且还能随时抽身。

原版《花束般的恋爱》讲述的是一对百分百合拍却最终分手的情侣的故事，两人相同的文化品位背后，是消费符号的一致。但渐渐地，爱情在面对社会压力时无可挽回地凋零。

或许，能短暂拥有一段灵魂共鸣的花束般的恋爱，也已经变成现代人的奢望了。

参考资料

• 1.文汇报，《消失的罗曼蒂克与成为快消品的爱情电影》
• 2.澎湃新闻，《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爱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