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2023年度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最终揭晓，来自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克劳迪娅·戈尔丁教授摘得桂冠，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

华楠直播间118期《解读2023诺贝尔经济学奖》邀请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本力在线探讨。

在直播中，二位嘉宾分析了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202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他们都认为戈尔丁是性别与劳动力经济学领域的先驱，她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和先进性。

戈尔丁认为，由于家庭里面对于家务分配的不平等，照顾孩子时间的不平等最后导致了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也会有系统性的差异，所以女性难以实现事业家庭“双丰收”。

【附上本期直播时间轴，帮你快速跳转感兴趣的部分】

08:27 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劳动经济学尤其是女性议题的先驱

17:13 未来女性经济学家更容易获得诺贝尔奖

19:20 劳动经济学领域有更多机会冲击诺贝尔奖

22:00 家庭研究在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黑箱

27:37 解读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U形曲线”

38:05 生育是女性面临的第一大抉择

55:31 经济学领域的神雕侠侣夫妻们

关于克劳迪娅·戈尔丁：

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2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教授，并于1990年加入到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的首位女性终身教授。

图片来源：诺奖官网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逻辑

华楠：为什么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今年诺奖一出，很多人关注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劳动经济学，还有一个是性别。但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克劳迪娅·戈尔丁是经济史研究出身的。所以有朋友问我，预测今年谁会得奖，我给出了第一个可能性，要颁给一个经济史学家。我想这个预测还算是蒙对了一半。

第二个可能性预测是颁发给不平等方面。这个不平等在性别上是最直接的，也算是又对了一半。

第三个可能性预测是要颁发给非常重要和稀少的群体，那就是女性经济学家。

如果按照这三个可能性预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非克劳迪娅·戈尔丁莫属。

图片来源：诺奖官网

当然经济学领域是有排名的，按照论文的角度，比如RePEc/IDEAS，她的丈夫劳伦斯·卡茨是六十多名，其他女性经济学家里边最高的有二十多名，克劳迪娅·戈尔丁是排在两百多名，但诺贝尔奖不是按照这个排名。

在诺奖历史当中，经济史学家获奖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罗伯特·福格尔，另一位是道格拉斯·诺斯。他们在1993年共同分享了该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克劳迪娅·戈尔丁应该说是第三位经济史学家获奖，更是经济史学家在诺贝尔奖历史上的第二次获奖。

克劳迪娅·戈尔丁与导师福格尔的研究一脉相承

罗伯特·福格尔正是克劳迪娅·戈尔丁的恩师，她的博士论文《美国南方的城市奴隶制1820-1860：一部量化的历史》也与罗伯特·福格尔的研究一脉相承。

罗伯特·福格尔对奴隶制生产效率的经济史研究是很令人震惊的，他发现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出35%。而且黑奴并非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平均意义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

但福格尔的研究是中立的，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他认为评价经济制度的标准不仅是效率，也包括了道德。奴隶制被终结，不是因为它的体系不能有效率地运作，而是由于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们要求从政治上消除这种不道德的体制。

他的研究成果当时遭到很多人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他进一步的解释，本质上是人类的伦理、道德上要实现一种进步性。现在进步性成为了社会主流，很多诺奖也颁给这种进步性。

今年克劳迪娅·戈尔丁关于性别差异的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延续了他老师的思路，只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其实内在结构完全一致。他们都主张社会进步，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反对歧视，让社会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注重对家庭层面上的照料。

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劳动经济学尤其是女性议题的先驱

梁捷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这么多年诺奖委员会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很少有人能准确预测获奖情况。但我理解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奖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要颁发给发明原创性理论工具的人，就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看到的用发明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某某某定理，某某某公理，这样的学者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第二种是颁发给那些开创了某一个全新的领域的经济学家。比如行为经济学，或者是从来没有颁发过奖项的领域。今年的克劳迪娅·戈尔丁属于第二种类型。

女性经济学或者是劳动经济学里面的女性议题是一个很庞大的领域，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很多。劳动经济学圈外的人可能不知道，在圈内这其实是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显学。在圈外大家会觉得宏观经济学很热，大家很关心，但其实圈内真正研究宏观经济学并把它做好的人很少，但劳动经济学研究它的人非常多。

克劳迪娅·戈尔丁研究劳动经济学，尤其关注女性议题，她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她是哈佛大学第一位经济系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教授，哈佛大学之前一共聘用过五位女性经济学家，但是没有一位给她终身教职。所以克劳迪娅·戈尔丁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她作为一个女性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最好的经济系拿到终身教职，给了后人很大的激励，很多人是在她的激励下投身于经济学研究。直到现在，女性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当中，已经占到不可忽视的比例了。所以今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这个奖授予她，名至实归。

诺贝尔奖鼓励有创新、有争议的领域变成主流

华楠：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性别与劳动力经济学领域，体现出了诺贝尔奖的何种考虑？会是未来几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吗？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要看到问题的延续性、经典性。她非常重视人力资本理论，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书中，她提到加里•贝克尔将经济学应用到结婚、离婚、生育和时间分配等家庭的各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家庭经济学，这是一门经济学的子学科。其实，劳动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子学科。但这两个子学科很大程度上都跟人力资本理论相关。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以诺奖得主舒尔茨、贝克尔为带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突破，相当于经济思想史的一次“哥白尼革命”。

克劳迪娅·戈尔丁认为，家庭的重要性背后是人的重要性。人作为社会创新的来源，作为所有的产业的基础，作为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她的《教育和技术的竞赛》一书就专门讲技术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她提到100年前，当美国经济从农业向工业转型之时，全社会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高中运动”，从1930年到1950年，将高中毕业生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从60%提高到了85%以上，这个过程中美国产生了强大的科技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教授提出一个政策建议，就是把义务教育从九年制拓展到十二年制。这样一方面便于人才储备，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好了人力资本基础。同时短期可以拉动内需，改变市场预期以及缓解就业压力等。

以上，是克劳迪娅·戈尔丁贡献的“来龙”。关于这次诺奖的前瞻性“去脉”，诺贝尔奖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一些并不是最主流，属于相对创新、有争议的领域逐步的变成主流。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诺奖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她被主流完全认同了。这样会让更多原来抱有忐忑之心，认为该研究领域有巨大风险的人，进入到这些学科里。

女性经济学家未来获得诺奖的机会在增加

女性在问题研究上是有特殊优势的。各个学科的女性学者，往往是先从情感角度敏锐的觉察到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经济学面对的可能比较乏力的一些领域，她们往往会有更多贡献。

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看来，道德是自下而上的经验之产物，市场经济也是自下而上的经验之产物。它更像是一个自然状态，也就更强调在这过程中的同理心。在人与人相互认同的过程中，来自情感的同理心要比共通的利益感更为准确，也更为公正。

因此，共情能力和同理心本身也会形成经济判断和决策的优势，也就是当下人们常说的“情绪价值”。同理心和市场机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也是一种趋势，而女性具有先天的优势。

可以预言，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诺奖。

劳动经济学领域有更多机会冲击诺贝尔奖

梁捷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身上有包含了非常多的标签，经济史，女性劳动参与率，性别工资差异等等，绝对是劳动经济学方面的一个非常有成就的大家。

劳动经济学包含了非常多的方面，而且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比如大家关心的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不平等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被劳动经济学覆盖，未来在劳动经济学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继续给诺贝尔奖的空间和余地。

克劳迪娅·戈尔丁身上继承了很多前辈的重要的思想，她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加里•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克劳迪娅·戈尔丁的老师之一，她的很多思想从是从加里•贝克尔来的。

她最开始的经济学研究，主要跟罗伯特·福格尔合作，所以她身上也有经济史训练的基础。而她本身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劳动经济学家，在80年代电脑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想要完成计量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搜集各种数据，你要从档案、史料里面去搜集，投入的心血是不可想象，所以克劳迪娅·戈尔丁见证着劳动经济学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一个很边缘的学科逐渐成长起来的学科。要知道1989年之前，哈佛大学经济系竟然还没有一门关于女性的经济学的课程，在今天这是不可想象的。

家庭研究在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黑箱

克劳迪娅·戈尔丁关注100年前的女性与50年前、20年前的女性之间的区别，她也关心整个学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她也尝试讨论今天经济学里面仍然热门的性别歧视问题，她观察到现在女性的平均的工资还是明显的比男性低。同样在医院里面，男性就可以当医生，女性就只能当护士。

克劳迪娅·戈尔丁发现最核心的因素是家庭，女性需要更多的照顾家庭、孩子、做家务，男性往往可以撒手不管。所以女性在考虑自己找工作的时候她总是有负担，要考虑怎么做家务或者是有一些工作要求你996，但是女性要照顾孩子就没有办法996，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追求那些工资更高，但是对时间要求也更高的工作。所以这些看不到约束，对于男性来说这些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女性来说，这些全部都是包袱。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书中写到，正是由于家庭里面对于家务的分配的不平等，照顾孩子时间的不平等最后导致了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也会有系统性的差异。这个差异比男性和女性在职场上的差异还要来的重要，至少在2000年以后的美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她的这些观察和洞见都给人很大的启发。

家庭研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就是一个黑箱，因为数据不可得。比如说你上班有多少时间是打卡记录的，但是在家里做了多少家务，陪孩子玩了多长时间，有没有认真监督孩子做作业，这些都没有记录，也没有人给你发工资。所以对于女性来说，这个家务劳动它不计入GDP，又没有系统性的数据来研究，而且不同的家庭产差异很大，因此那些不可控制的，不可观察的因素，经济学家就很少去重点研究。但克劳迪娅·戈尔丁知道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她就是要把这个黑箱打开，让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被忽视的家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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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U形曲线”

华楠：过去200年里，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趋势并没有上升，而是形成了一个U形曲线，为什么？跟什么因素有关？

梁捷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女性参与劳动的问题上有很深的洞察。首先她让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像非洲、印度或者一些比较落后贫困的地区，它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很高的。

所谓的劳动参与率，就是女性需要干活，你不能呆在家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女性是没有特权的，女性和男性一样都要干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参与率是劳动参与率是很高，但这并不表示女性地位很高，是因为这个社会实在太穷了，女性也得干活。

但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了家庭妇女，就是可以存在劳动分工，男性在外面打工，女性在家里做家务。那些女性能够回归家庭的社会，已经不是最穷的最落后的社会了，它必须要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支持女性待在家里面料理家务。

所以在曲线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实在下降，相当多的女性不用再到地里干活，不用累死累活了，好像可以轻松一点。但是对于女性来说，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女性对这个状况是不满意的，凭什么女性只能在家里面做家庭妇女，女性为什么不能出来劳动。

所以克劳迪娅·戈尔丁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二战以前，美国的很多女性已经不大出去劳动了，但是二战开始，男人都到前线去打仗了，所以相当多的女性都纷纷出来就来顶替。等到战争结束，有很多女性还是离开了工作岗位，又回去相夫教子去了。但二战的经历给很多女性激励，所以在二战以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又节节攀升。

所以克劳迪娅·戈尔丁就画出了这样的一个U型曲线，在社会贫穷的时候，女性不得不出来工作，这时女性是被迫的。当社会富裕的时候，女性可以回归家庭。但当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更多的女性会选择出来工作，出现了一个U型。不管是哪个国家，它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水平，我们判断它是太高还是太低的时候，我们就得判断我们现在处于U型的哪一个部分，到底左半边那还是有半边，对于两个不同的半边，我们采用不同的政策帮助女性提高劳动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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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贪婪的工作”，就是过度的追求工作。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在我们身上体现。我前几天打车，这位出租车司机就在抱怨，他说每天早上一起睁开眼睛就是去跑车，到了晚上回去以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又起来要跑，没有任何生活。我就说，你这工作应该相对，你想跑就跑，不想跑就不跑。但他说不行，他说每天要交160块钱，每天要先把这160块钱跑回来，我才能不赔，后面挣的每1分钱才是我挣的钱，所以他很无奈。

这种状态跟贪婪工作比较接近。现在的人都非常卷，想办法去增加时长，通过这种增加工作量来获得加薪和发展，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将更多精力去投入到所谓的事业中，从而忽略了家庭。

金融行业收入非常高，很多家庭中的男性百万、千万年薪，但他们可能留给家庭的时间很少，更多的责任又给了女性。这样，女性得到了双重压力：女性更难进入金融行业，如果有金融行业的配偶必须对家庭有更多付出。得出结果就是，男性牺牲了他的家庭，女性牺牲了她的事业。这就是一个高薪行业让男女性都受到了巨大损失的状态。

核心问题就是人们对工作的贪婪，以及出现了让人更加贪婪的工作。

近年来，对工作的不同理解成为一个热点。比如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原意是“狗屁工作”——让大家对工作有个反思。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原则，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来驱动所有人，只要拥有自主支配权就一定会采取性价比最高的行为。 另外，还流行另外一本《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生育是女性面临的第一大抉择

华楠：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表明，这种性别收入差异如今大部分存在于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且主要是由于第一个孩子的出生而产生的。对此，梁老师有什么样看法？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提到的是家庭决策当中最核心的问题，包括本力老师刚刚提到的贪婪工作。克劳迪娅·戈尔丁其实也已经意识到，在现在这个社会，劳动参与率可能不是一个很好衡量女性进行职场选择的指标。因为女性是否出去参与工作，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考量，贪婪工作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谓贪婪工作，意味着当下要衡量一个人的工作时长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下班以后，你还要随时关注和回复手机信息，如果老板有事找你办公，这个工作时长如何定义？算不算你的劳动时间？

工作时长没有明确定义时，对于男性的影响可能不算太大，但对于女性可能就要面临很多选择，比如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监督孩子写作业等，这些都有时间约束，不能够完全保证随时找她工作都有时间应付。

而且刚刚主持人提到女性要不要生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首先从怀孕到生孩子就需要一年时间，孩子生下来后，头几年还需要照顾，目前全世界最主流的照顾方式都是女性付出的远超过男性。

所以对于女性来说，要不要孩子，就是一个重大的决策。而且不是一次性决策，而是一个能够影响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重大的决策，要考虑未来是否可以继续做全职工作？能不能再追求更高的岗位和高收入？所以女性通常会把生孩子和未来事业捆绑在一起，做综合考虑。

现在新职场经常会讨论“职场歧视”，比如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生育歧视。确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在进行选拔中高层领导时，存在把女性生育情况、家庭情况划到考量范围内，这也是现在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的话题之一。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就是指出这些大家不好摊开讲的问题现状，把它揭示出来，这是她很了不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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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我再补充一句，如果想了解“生孩子”这件事的根源，还是推荐克劳迪娅·戈尔丁的《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书里有一个人物叫做玛格丽特•里德是芝加哥大学第一位终身女教授。她从30年代开始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把家庭劳动统计到GDP国民收入核算里。

还有一位教授叫做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他是国民经济核算里的大师，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研究过，如何把这样一个非生产性，但又非常重要的劳动工作统计到国民收入核算里，但到今天快100年了，这方面仍毫无进展。

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生孩子”，单纯从这件事出发，不能够完全按照经济人理性的模型去做激励机制，那就变成一个利他行为。但是如果这件事可以被统计到国民经济核算里，也就被纳入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体系中，那它就变成一个显性激励机制，就从一个利他行为变为相对中立的行为，可以实现激励相容、自我循环。

但是，这么多经济学研究，为什么到今天这个问题根本就得不到解决呢？

大卫·格雷伯提出，就是因为人们完全是按照经济人的这种理性计算去设计行为，把它市场化，好像成了一个市场的选择。但如果变成市场化的选择，那生孩子、照顾孩子，女性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成比例，只能自己去承担成本，最后就演变成不结婚、不生孩子或许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但这其实也是违反了人类繁衍的本能，可以说是反人性的。

如果一套经济系统、一套激励机制，会逐渐削弱人性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华楠：克劳迪娅·戈尔丁表示，很多女性和男性必须要在职业生涯稳定之前去建立家庭，否则他将永远无法拥有家庭。对于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我同意这个观点，中国人说“先成家，后立业”也是这个道理。我特别鼓励大家在大学校园或者学生时代去谈恋爱，那个时候的情感还相对会更纯粹一些。等你到另一个事业稳定期，就会比较理性的去计算。而且职场会让你进入一种更加理性计算的模型里，不管是官场、职场、商场，每个人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需要你铜墙铁壁、有七十二般武艺、需要时刻保持理性去解决问题，只有极少部分是用爱发电。

梁捷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首先，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克劳迪娅·戈尔丁她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她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能够很好的平衡，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其次，她的研究全是依据美国的历史为数据。劳动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普适性。这套理论，或许对于美国适用，但放在中国、非洲就不一定适用，所以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且像现在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市场变化等，都是跟大家观念变化有关，而且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都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可能到现在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但是不管是家庭观念还是劳动力市场，每一代都在发生变化，比如我父母那一代讲究的是先成家后立业，而新一代年轻人更偏向有稳定事业才能组建家庭。观念一直在变，我觉得不用过度焦虑。

这是一个全世界普遍性问题，这一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但等20年后呢？会不会发生反弹？这都要看当下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技术、教育的变化，对下一代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在克劳迪娅·戈尔丁《教育和技术的竞赛》那本书里面，她阐述了技术和教育这两个维度，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这其实挺值得我们思考的。就像我们现在拥有的很多技术，是上两代人都无法想象的，新生的一代甚至不能理解如果没有手机，上代人是怎么沟通的。

而技术还在变化，教育也在变化，或许未来下一代、下两代，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受新技术的影响会发生其他改变，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戈尔丁：夫妻之间也存在合作互赢的模式

华楠：克劳迪娅·戈尔丁根据美国200年历史总结出来的这份研究，您们认为影响可以持续多久？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200年，其实人性没有变，包括男女之间的合作关系没有变化。其实像很多女性经济学家，都为事业牺牲掉了家庭，比如刚刚提到的玛格丽特·里德就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为了事业，她们放弃了太多。包括克劳迪娅·戈尔丁，也没有孩子，但她更进了一步，至少结婚了。她老公劳伦斯·卡茨小她13岁，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刚刚担任了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而克劳迪娅·戈尔丁十年前同样也是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其实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夫妻相处模式很值得学习。她和她老公是事业上互相合作的关系，比如刚刚梁捷老师提到的《教育和技术的竞赛》，就是他俩一起合作的。他们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楷模，一个家庭，夫妻双方事业互补，可以通过合作把一些问题消解掉，而且因为工作，促进了他们情感的凝聚。事业本身让家庭更和睦，他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克劳迪娅·戈尔丁与她的老公劳伦斯·卡茨

我称他们为神雕侠侣型的经济学家，还有一个典型就是诺奖得主阿克洛夫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他们俩也都是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之前，经济学人大中华区的总裁刘倩有一篇文章，里面就谈到了十对这样的经济学夫妻。所以我觉得经济学其实也是一个充满世俗智慧的学科，教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发现第一，经济学家普遍长寿，之前猜测有可能获奖的经济学家，90多岁的也有不少。美国经济学家阿诺德·哈柏格已经99岁了，还是潜在的获奖者。第二，经济学家结为夫妻，关系、感情往往比较好。经济学真的也不简单，融会贯通后，我们看到的是理性的计算和情感能力可以同时具有，理论可以指导实践。

选择戈尔丁，能激励更多女性学者

梁捷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的这个研究给了大家很大的表率和鼓励，其实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颁给他们夫妻两个人，但最后诺奖委员会决定就给克劳迪娅·戈尔丁。我觉得其实更纯粹地就是要表彰女性在劳动经济学里面的贡献。虽然她老公也有很不错的贡献，但是这次就只表彰她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就是克劳迪娅·戈尔丁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颁发给她是为了肯定女性劳动经济学或者女性劳动力市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二，克劳迪娅·戈尔丁作为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且是唯一一个单独获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对于目前经济学界的青年经济学者尤其是女性青年经济学者，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本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我非常同意梁老师的说法，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颁给长期从事某项研究的学者，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去突破自己的专业领域。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势，这样才能真正鼓励到苦心认真做研究的人，让更多人不要选择躺平。

而且作为一些代表新趋势的学科，也需要通过这样的认可扩大影响力，让更多人重视它。如果今年克劳迪娅·戈尔丁没有获奖，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她。

其实每年诺奖颁布，都是对一些前沿研究成果的普及。它的这种普及价值，可能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全球范围内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水平，对决策者、政策的参与者也有一个认知上的提高。这可能是它更有意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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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楠直播间每周四17点开播，直播将在钛媒体APP、钛媒体PC、钛媒体微博、钛媒体视频号同步直播。（主理人：张华楠；策划：张华楠、棉签 ；编导：棉签；导播：羽赫；实录编辑：华楠、棉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