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和重构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很多专家也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进行讨论，共同商议疫情后世界发展大计，促进国际团结与合作。

有专家表示：“目前我们处于一个变动的时代，所以一定要对任何变动事先做好准备。过去的供应链是以成本为导向的，而现在，人们更关注安全。”

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为何会发生变化？供应链新格局主要的特点体现在哪些方面？新格局下跨国企业面临着怎样的选择和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Helen's财经晚餐第32期，对话麻省理工学院CTL宁波中心主任，宁波（中国）供应链创新学院院长郭杰群，在线探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新态势。

在直播中他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谓的“孔雀东南飞”，与前几次大规模的产业链的变革相比，不过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点，但是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同时他也提醒争夺主导权的提法和供应链中蕴含的共赢思维是相悖的，如何在供应链产业链中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更需要我们思考的。

附上本期直播时间轴，帮你快速跳转感兴趣的部分

01:27 全球产业链提出的历史渊源以及历史上的四次大规模转移，以历史为观照，当前全球产业出现”孔雀东南飞“背后的原因以及特殊性。

09:36 对于未来供应链转移现象，有人乐观，有人谨慎，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14:06 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势必会导致就业蓄水池的缩小，如何避免产业外迁带来的问题？

16:50 如何理解“全球供应链是有效率的，可也是脆弱的”？

18:38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是否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倒逼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25:16 在未来供应链中，中国应该如何巩固已有优势，补齐产业短板？

35:07 中国正处于高科技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的阶段，越来越聚焦于智能化产业的发展，如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呈现出领先态势。我们如何在高新技术产业链上最大化地争夺主导权？

39:04  在大环境下，中国应该如何打好持久战，如何冲破封锁，提高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韧性？

46:20 未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以下为直播文字实录，经钛媒体APP编辑删减

Helen：产业链的思想起源于17世纪中后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有关分工的论述。自从这个概念被提出，历史上全球产业链一共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转移：第一次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产业；第二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向日德转移产业和资本，日德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第三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转移到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等，造就亚洲四小龙；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转移到中国，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和全球供应链枢纽。当前全球产业再次出现转移趋势，借用黄奇帆的比喻：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和前几次大规模的产业链变革相比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点？

郭杰群：这四次转移实际上体现了供应链的结构是一直变化的，不管是英国向美国、美国向亚太等，都体现了供应链的结构在资本和国家助力下不断变动。因此我认为黄市长所说的”孔雀东南飞“，并不是一个特例。

回顾历史，16 世纪到 18 世纪盛行于欧洲的重商主义认为世界的财富是一个常量，贸易是“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财富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财富的损失为代价才能够获得。在这种思潮下，这些国家都主张限制进口、补贴出口，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国家利益。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国内的采购没有办法满足生产资源的获取，为了顺应发展提出了贸易不是零和游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 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在这一年发表，实际上这两个文献都是在强调反对垄断，提倡自由贸易。

再如二战以后日本发展非常迅速，当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也快速增加。到上世纪80 年代，日本就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最大贸易利差国，当时的美国以及美国国会的反日情绪高涨，为了遏制日本的崛起曾多次动用301 条款。

通过梳理这些历史可知，理论和政策的提出实际上都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国家间的经济往来实际上有多种形态。除了商品的跨境流动之外，还有服务的跨境流动、金融资产的跨境流动、劳动力的跨境流动，这些都需要被考量，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关注商品的制造生产情况。

另外，现在各个国家之间都在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例如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其中的P就是伙伴关系的代名词，国与国之间的自贸协定不仅在体现在自由贸易上，也体现了伙伴关系的建立。这是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除了商品贸易之外，也包含技术合作，对外的直接投资以及劳动力移民等一系列的流动。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所谓“孔雀东南飞”，与前几次大规模的产业链的变革相比，不过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点，但是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Helen：对于未来供应链转移现象，有人乐观，有人谨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表示，他不认为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国会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将依然是最主要的世界制造业枢纽。按中国经济的比例和贸易体量，迁出的产业部分相对较小。中国也正处在把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迁出去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产业正在升级。对于高端行业而言，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产业链完整，所以完全离开中国几乎不可能。您怎么看？

郭杰群：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马云说他没有听说过哪个企业家听了经济学家的话发财的，但是听了经济学家的话破财的却很多，也就是说经济学者对未来的判断实际上不一定是正确的。

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外迁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这意味着中国产业正在升级。这个判断的逻辑存在偏颇。第一，企业外迁，那么现在的劳动力如何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就不是一件坏事？第二，企业外迁，为什么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在升级？这二者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需要探究企业迁出去的原因是什么，是主动迁出去还是被动迁出去。

最近全国总工会的一个数据显示全国有 8400 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这些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大多都是网约车、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这是占比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但显然并不是产业升级的表现。

第三，如果说中国的产业非常完整，那么为什么华为现在不能够量产5G手机？正如有些企业家所说贸易脱钩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一二月份出口下滑就佐证了这一点。华为的任正非说过，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让一线直接决策。总理在最近也强调了我们要自己注重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要让一线观察能够更多地影响决策。

Helen：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势必会导致就业蓄水池的缩小，意味着很多的生产线上的工人需要提升技能，寻求新的就业方向，应对新的环境。

郭杰群：这个问题要看解决方案是短期还是长期。因为对那些因企业外迁或者企业裁员而失业的人来说，他们所关注的是当前。但从国家的发展角度，除了当前，更要关注中长期的发展，总书记也强调过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是问题在眼下对于这些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唯一的方式是在另一侧加速就业蓄水池的扩张。但是如何扩张则需要因地制宜，因政策而变。

Helen：一些嘉宾在博鳌论坛上说到，全球的供应链是有效率的，但也是非常脆弱的。对于这个判断您是否认同？

郭杰群：认同。全球供应链是有效率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华为，它在短短 30 年中发展成为全球一个重要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非常快速地融入了全球市场，华为的发展显然也是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效率。

但是也是脆弱的，今天华为不能量产 5G 手机就是因为美国对其的制裁，所以供应链既是有效的，也是脆弱的。当然，除了华为，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Helen ：过去几十年我国依托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资源优势，快速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认为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是否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倒逼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郭杰群：全球产业链的重构确实是能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机会。我认为应该是倒逼迫使我们去寻找机会，而不是给我们带来机会。

第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一开始是依托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我们国内的劳动力成本现在比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要高许多，而资本是逐利的，显然继续依赖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是长远之计。

同时也要关注到我国现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是相对有限的，8400 万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3 年，有接近一半的人只有高中文化，甚至更低，这些劳动力都需要解决就业机会。全面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因此一方面产业需要转型和升级，另一方面也需要帮这一部分受到影响的的劳动者寻求就业机会。这个过程显然是痛苦的、是无奈的。所以我说不是带来机会，而是在痛苦中的去追索这个新生存之道。以上世纪 90 年代的下岗潮为例，我们并没有通过产业的转型解决这些下岗工人的痛苦，很多的下岗工人实际上没有在这个过程之中寻求到机会。

Helen：虽然全球供应链多元化的趋势无法改变，但中国具有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和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体系的优势，在未来供应链中，我们应该如何巩固已有优势，补齐产业短板？     

郭杰群：这个说法很常见，但仍需要一分为二地思考。例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疫情后的消费会强力反弹，但是实际上强劲的反弹并没有实现。因此，我们不能把人口总量与消费能力等同起来，人口规模的多少并不等于消费能力的大小。第二，产业体系完备并不等同于核心技术的掌握。

在未来的供应链中应该如何巩固我优势，补齐产业短板？这个问题比较宏观，很难面面俱到。要提出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关注补齐的产业短板到底是在哪里？它的核心技术是否可以获得？又如何能够获得？是通过自力更生我们就能够解决？还是必须通过外界合作才能获得？不同的路径显然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要关注具体的行业，有针对性地进行化解。

Helen：中国正处于高科技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的阶段，越来越聚焦于智能化产业的发展，如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呈现出领先态势。您认为我们如何在高新技术产业链上最大化地争夺主导权呢？

郭杰群：今天的话题实际上是围绕着供应链产业链。谈到供应链产业链，就像链条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绑在一起。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最大化地争夺主导权这个问题的内涵和供应链的共赢的思维实际上是相悖的。争夺主导权本身就不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思维，我们今天谈话的总体框架是怎么在供应链产业链中合作共赢，没有必要过度强调主导权

实际上国家之间的交往和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跟邻居打交道，难道一定要分出谁是主导吗？同样，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链的发展之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强调主导权？总书记也一再强调，我们要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和谐。因此我们不要每次都谈怎么样在发展过程中争夺主导权，当然，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确保自己的安全稳定，这是可以理解的。

Helen：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您觉得未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郭杰群：总书记讲的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毕竟是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的人类，建立一个符合各国利益的体系，显然是更重要的。回到最后的这个问题——在未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是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国家间的相处实际上与邻里间的相处是一个道理，要保持和睦相处和融洽的关系。国家形象实际上都是在一次次行为中逐步确立的，是展现在所有国家面前的。

中国在未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在维护供应链韧性和稳定中做出一定的努力。中国毕竟有全球最完善的产业体系，有非常庞大的市场，也是全球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尽我们的力量维护一个稳定的供应链，实际上就是对于全球各国的贡献。另外，中国还需要加速我们自身供应链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是无以为继的。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过度地关注规模，通过各种方式扩大生产规模，是因为在当时我们生产的产品比较廉价，只要生产出产品就能在市场上被销售，但现在已经不是这种形势，我们的企业必须要改革，要从原来追求规模转向追求效率，必须要在能力上深耕细作，而不是在规模上还不断地做出一些冒进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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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s财经晚餐每双周二17点开播，直播将在钛媒体APP、钛媒体PC、钛媒体微博、钛媒体视频号、钛媒体百家号同步直播。（主理人：Helen；策划：Helen ；导播：羽赫；文章：梁启越、He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