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四十年,它的故事,从17位中央领导人签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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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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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四十年,它的故事,从17位中央领导人签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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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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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华商韬略

2014年4月21日清晨,一架达索猎鹰900私人飞机落在了北京。

飞机的主人是马斯克。此次来京,马同学准备拜会中国科技部,争取实现两个目标:让特斯拉充电桩进入中国,让特斯拉汽车享受低关税。

不管使命多重,旅行者总要先解决个人问题。所以马斯克的北京第一站,不是海淀区复兴路乙15号,而是朝阳区侨福芳草地。

他要先去怡亨酒店Check in。

01 政治学

马斯克入住的时候,怡亨酒店才开业不到一年。

它的背后,是SLH联盟,一家跨越90多国的奢华酒店管理集团。SLH是个缩写,全称牛皮哄哄:Small Luxury Hotels of the World。

SLH下属的酒店,基本上就两个特点:特别、精致。一眼望去,过目难忘。怡亨最大的卖点是“艺术感”,连走廊里都摆着达利和安迪沃霍尔的画。最大的澜池套房有200平方米,从客厅就能看见游泳池。

新、贵、特别,正对得上马斯克个性新贵的口味。

但正如姜文电影《一步之遥》里,大帅公子武七不懂美食的锅气,New Money马斯克也不懂京圈酒店的霸气。

在北京,顶级酒店曾经是门政治学。

1978年,中国接待入境的外宾达180多万人次,1979年又猛增到420万人次。但北京勉强符合接待外宾标准的饭店只有7家,床位不过1000张。

在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门口常有一景:各部委外事办的同志为了搞一个房间,拎着介绍信从清晨开始排队。即便如此,许多外宾还是要挤在饭店大堂里过夜。有些外国客人一下飞机,干脆先拉到景点游览一圈,奔波堪比老年购物团。

1979年,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华演出,见惯大世面的指挥家给北京饭店提了个要求:一人一房。

全京千床的条件下,这个要求近乎敲诈。文化部只能拿出这样的接待方案:卡拉扬和9位乐团主创一人一房,其他220人入住前门饭店。

但没想到北京饭店根本不买账,给出的理由也很难反驳:乐团总监不能和国家元首一个待遇。经过多方协调,直到乐团落地前3小时,饭店才不情不愿地拨了十个标间。

饭店傲气十足,加上不太懂得鉴赏交响乐的观众,让零出场费演出的卡拉扬颇为不爽,直接甩下了一句“再不来中国”的气话。

酒店问题,得到了总设计师的关心,他的解决思路就是“广开门路”。1979年,他在一场谈话中这样说:“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

所以80年代初的国务院,存在过一个特殊机构,名字就叫“利用外资、侨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听着不太高屋建瓴,挂帅的却是副总理谷牧和陈慕华,执行的是侨办主任廖承志,连办公室主任都是旅游总局局长兼任。

接下来,就是一场后世New Money看不懂,也唱不出的大戏了。

1980年6月,建国饭店在北京破土动工。因为涉及合资,批件辗转17位中央领导人。想不到动工时又碰了钉子:工地后面是国务院家属区,居民觉得,饭店盖起来挡光扰民坏风水,所以不!准!建!

工地白天竖起篱笆,晚上就被连根拔,连搅拌机都被掀翻。直到廖承志打给中央打报告,惊动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

直到今天,当行人路过建国门外大街时,还是可以看到一边四层半,一边九层的建国饭店,至于为什么只盖到九层,就是为了“在日照最短的冬至日,阳光也能照到附近居民的一楼窗户。”

1980年,红色船王包玉刚准备捐给北京1000万美元,用来建饭店。

两年前,包玉刚第一次来北京,找宁波老乡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走了后门,在北京饭店开了间房。住进去才发现,他们夫妇只有一个套间,随行人员一律自行安排。

第二年的7月4日,兆龙饭店在白家庄奠基,名字来自于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工程由国务院特批,直接列入当年中央部委在京建房计划。两天后,包玉刚现身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小平同志亲手接过船王面呈的1000万美元支票。

▲邓小平和包玉刚

只有“心系祖国建设大业”的爱国商业巨子,才能得到顶级礼遇。四年后,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杨尚昆、万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出席典礼,头一天的开业晚宴,60多位部委领导悉数到场。

早年京圈顶级酒店特殊的一面,是统战爱国同胞的需要;另一面,则是彰显改革开放的决心。

当建国和兆龙还在筹建时,耗资7500万美元的长城酒店,已经在东三环的使馆区开工了。作为国内第一座中美合资五星级酒店,起手就是国际一流的大型旅游饭店标准。

▲中美双方出席长城饭店开工仪式

827间客房,由喜来登集团负责管理。全镜面玻璃外墙,在阳光下明照东三环;4部观光电梯,可以直升82.64米的顶层餐厅,也直击一位29岁男青年的内心。多年后,念念不忘的海岩在电视剧《永不瞑目》里,专门安排了一场致敬戏码——袁立和陆毅在顶层餐厅吃完自助餐,乘观光电梯开启了逃亡之旅。

在当时的北京,长城饭店绝对独一无二。以至于1984年来华访问的里根夫妇,虽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却把答谢会设在了长城,作为整个访华行程的圆满收官。

因为承载了大量外事使命,这些无数政要出没的酒店,在当时对普通人充满神秘色彩,很多北京人甚至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走进它们的大门。

在整个八十年代,京圈顶级酒店轰鸣而起,弦外之音却是开放的政治号角,而非消费的商业笛声。

在北京,有建国、兆龙、长城、长富宫、贵宾楼,还有大马商业巨子郭鹤年带来的中国大饭店和香格里拉;在上海,有与浦东大开发同年,由锦江集团和日本野村证券集团合资的花园饭店,和新加坡文华集团合资的锦沧文华酒店,在广州,则是人尽皆知、由霍英东先生投资的广州白天鹅宾馆……顶级酒店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对外开放风向标的意义。

商业之外的政治学,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很快,无论是紫禁之巅、黄浦江畔,还是白云山下,都会迎来一个堆金砌玉的商业时代。

02 商业化

长城的荣耀,没能持续太久,它很快就被1.8公里外、一家同处亮马河畔的酒店盖住了风头。

这就是1988年正式启幕的昆仑饭店。

它拥有真正的顶层旋转餐厅(因为技术原因,长城的不会转),它拥有直升机停机坪,拥有突破百米的恢弘楼身。更令人惊叹的是那里的餐饮——有还原了圆明园场景的中餐厅,有日式村落凌驾于室内流水之上的“东京日料”,还有主打韩餐的新罗餐厅,吃越南菜的“别墅芭蕉”……直到今天,168元一位的自助早餐,都是东城公子哥的优选。

顺便插一句,那位对长城饭店钟情不已的海岩,机缘巧合地当了昆仑的副总经理,因为能签单,昆仑又成了王朔、马未都一帮文学青年的根据地。

但昆仑的风光比长城更短,一年后,全北京的目光,就被金鱼胡同8号吸走了。

1989年登场的王府饭店,距离天安门只有2.5公里,它用传统的飞檐斗拱房顶,呼应着不远处的紫禁城,而在大堂里,石拱桥、仿唐三彩和路易十六宫廷风格的坐席巧妙连接,恰似一个象征:中国正尝试着和西方世界接轨。

随后,王府饭店仿照着香港半岛酒店的格局,将地下一二层改造成了精品廊。LV、Gucci、Zegna、Chanel等奢侈品牌相继入住,它们的目标消费群先是外国游客,随后便开始给手握大哥大、腰包里塞满现钞的中国人,带来最早的奢侈品启蒙。

但真正让王府饭店在老百姓心中扬名的,当属它的“RR车队”。

1992年,王府饭店买了两辆劳斯莱斯银刺,作为总统套房客人的服务用车。它们的号牌,分别是“北京01-G8888”、“北京01-G9999”。如果不是酒店住客,预定这两辆劳斯劳斯的价格是500美元一天。每三个月,香港的劳斯莱斯代理商就会上门养护,一次3000人民币,每年的保险费用则是7万人民币。

要知道,这是90年代,普通人工资只有几百元的90年代。

相比王府饭店的豪气,1992年开在燕莎中心的凯宾斯基酒店,看着多少有些朴实无华,考虑到德国人厚重敦实的风格,只能说线条简洁和实用主义都合情合理。尽管如此,设计师还是在努力讨好中国观众——酒店大堂前的眼镜蛇雨棚,硬是连接了一座汉白玉桥。

而另一家国际大牌的示好更直接,和外交公寓隔路相望的北京希尔顿酒店,开业庆典上不仅安排了舞龙舞狮,还请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开业主持——当年中文讲得最好的老外,大山。

和包玉刚、霍英东相比,老外没有无私爱国的情操,他们只有一门心思:抓住这个国家正在崛起的市场,抓住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让他们住进大酒店。

随后的几年里,即便在北京,商业化也已经彻底取代了政治上的意义。

1997年,改造而来的北京瑞吉酒店挂牌营业。要知道,它的前身是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再往前,是以高干活动的网球馆著称的北京国际俱乐部。198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这里和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老布什一起下场,用一次“网球外交”,成功把中美关系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尽管北京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但历史自有它选择的走向。只有浦江之滨,才能诞生真正的洋场。

尽管被压抑了40年,但根植上海人心中的商业文化和消费基因,却只会蛰伏,不会消灭。60年代后期,百货公司墙上被贴了大字报,围观群众不满道:往哪贴都行,但请别糊住橱窗。

在上海,资格最老的顶级酒店是1986年开业的华亭宾馆,它瞬间就获得了上海人民的敬仰。

华亭落在当年还是一片荒地的徐家汇,每天入晚,宾馆外立面流光溢彩,是徐汇最璀璨的地标夜景。无数上海小囡指指点点,夜风中回荡着“华亭老漂亮格”。徐汇新村的居民介绍住址,从来轻描淡写:华亭宾馆边上。

建成当年,华亭就和喜来登签了10年的委管合同。当过中方董事长的赵仁荣讲得很清楚:喜来登有成熟的营销资源和国际渠道,华亭一开业,就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做生意的算盘,显然还是上海人打得更精。

1988年6月的《外国经济与管理》登了篇学术论文,华亭成了好榜样:“由于中外双方合作得很好,企业在1987年营业利润达到一亿多元人民币,平均每个员工创汇2万美元。”

上海“老法师”的算盘,岂能只用钱来衡量。他们不仅看中了喜来登的渠道,也看中了它的管理经验,它管理下的华亭,就是全上海最好的现代酒店人才培训中心。

在华亭,有全套的操作流程,细致到每个岗位的标准动作,有全上海酒店业第一本员工手册,做错什么、怎么处罚,写得清清楚楚。它的首批2000多名员工人才辈出,给全国输送了200多部门经理,超过70位酒店总经理。

有位外资酒店经理回忆过一个细节,她在面试一位客房保洁时,问了一句:“侬老早是撒酒店册来额?”

只见对面的阿姨不卑不亢,只是腰板笔直说了五个字:“吾是华亭额!”

有这样的底气,华亭可以在1992年卖360元一桌的婚宴,10块钱一罐的可乐。在华亭吃一顿年夜饭,需要从中秋节开始预订。但上海人不在意——只要走进华亭大堂,就是朋友里最老卵的那个人。

华亭的春风一吹十多年,斯皮尔伯格、基辛格乘风而来,又兴尽而归,直吹到新世纪的门槛,才被一座高山挡住。

这就是1998年落成的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挟上海商城之威,它不仅轰动了静安寺与南京路,也轰动了全上海。从世纪之交开始,波特曼丽思卡尔顿就是沪上名媛的打卡圣地,唯一有区别的是,那个时代的名媛既不拼团,也不拍照。

对于上海乃至中国酒店业,波特曼丽思卡尔顿的意义更在于它的客房布局。进门左转卫生间、右手衣帽架、独立淋浴间而非浴缸上加个花洒、2米大床正对电视、电视侧办公桌、床侧单人沙发……这个听着熟悉的客房布局,就是日后国内四五星级酒店的样板间。

但一山更有一山高,一年之后,金茂凯悦拔地而起。它一出生就身背“三高纪录”:凭着全球最高的酒店、全球最高的大堂、全球最高的中庭,凯悦一举成为世界酒店业的新贵。

2000年前后,上海出现了一批真正的国际大牌五星级酒店,它们在硬件上基本追平了国际水准。包括波特曼丽思卡尔顿、浦东香格里拉、金茂凯悦、浦西四季、以及稍晚的瑞吉红塔和明天广场JW万豪。

除了香格里拉,其余品牌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老外敢于接二连三抢滩上海,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上海正成为中国的金融商业之都,而外企又是最活跃的成员。

1999年远非昔比,用“在华办事处”和“首席代表”试水生意的玩法成了昨日黄花,会说中文的新加坡人和香港人取代了欧美高管。

苏州的高新区向APEC成员国开放,新名字叫作亚太科技工业园。花旗银行的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施耐德电气在上海的业务架构,能顶得上第二总部。在通用电气,有位副总裁学会了一句诗词,得意洋洋地在同僚中传播。那句诗叫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几乎所有跨国大企业的董事长,都认定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上海就是他们登陆中国的第一站。

商业活动的加持,让顶级酒店的繁盛成为必然。也正是靠这些酒店,上海在1999年底气十足地举办了财富论坛,又在两年后召开了APEC会议。

越来越多的新元素被纳入上海的顶级酒店,大面宽的客房、专职管家、女性楼层、更大的开窗面积、同时配备单双人沙发、最大尺寸的浴室空间、不再一片空白的床头背景墙、包含有氧和无氧运动设施的健身房……上海不只拥有国际大牌,还成为了整个行业的试验场。

2004年,F1世界锦标赛在上海举办,十多支财大气粗的车队吃过见过,但上海的顶级酒店早已严阵以待,从行政酒廊到客房服务不输半招。何况除了钱场,车手们还能得到人场——四季酒店的大堂门外,等待舒马赫的车迷从来就没散过。

从表面上看,上海在顶级酒店的商业化上引领全国。但从更大的格局上看,谁能站上中国高端酒店的业态顶端,却是个很难下定义的问题。

03 资本论

2006年的北京,西城金融街一口气开出了三家重磅酒店,洲际、威斯汀和丽思卡尔顿。整齐划一地走了高端商务路线——它们的客群是过来交材料,排队等过会的IPO董监高。

给一群心急火燎的老板安排圆浴缸和度假泳池,显然不是什么好选择。

金融街的特定消费场景,只能催生局部行情。到2008年,北京才迎来了真正的大阵仗。

这一年,希尔顿在王府井开出了新店。比起地段,更引人瞩目的是它的房型。13米的长度,让希尔顿拥有了顶级酒店中最长的标间,因此能轻松布局一个希尔顿品牌罕见的步入式衣帽间。

在08年的奥运献礼热中,希尔顿只是一朵不大不小的烟花。柏悦、瑜舍和颐和安缦,才是当之无愧的“奥运年三杰”。立在房间中央的盥洗台、全落地玻璃包围的更衣间,敞入房间的浴缸……设计师们似乎一下子开了窍,争先恐后地搞颠覆。

但你想不到顶级酒店的设计改善,有时候还和制造业有关系。因为京东方的大举扩产,面板行业打起了价格战,这又引发了平板电视的降价普及。碍事的电视柜从此消失不见,床前空间一下子宽裕。从那开始,设计师们才有了更充分的空间,去施展他们的想象力。

比设计师更奔放的,则是那些酒店品牌背后的集团,资本开路,品牌升级,每个可以容纳顶级酒店的城市,都成了拍卖式投资和软硬件灵感的竞技场。

2010年,柏悦保持了两年的京城最高纪录,被国贸大饭店打破。2012年,四季酒店开在了凯宾斯基身旁,用蝴蝶幽谷一样的中庭,拿下无数女士芳心。2013年是预备了红丝睡袍的康莱德,以及马斯克住过的怡亨。2014年是北京华尔道夫和北京瑰丽,前者的客房用了烤漆墙面,后者则是老树新花——京广中心丢掉“京城第一高”很多年,又重新成了网红新阵地。在下午三点的瑰丽大堂吧,总能看见先团购、再拍照,最后把椅子P歪的下午茶爱好者。

在深圳,瑞吉在2011年抢走了当时第一高楼京基100的最顶端,每上一层,楼层面积就小一圈,房型之多也堪称一绝。但据说企业高管们不太喜欢,因为“没有进步空间”。相反的例子是2013年入驻广州的文华东方,有些房型室内有根柱子,反倒很讨喜,因为谐音“靠得住”。

最近的十年里,顶级酒店在北上广百花齐放,在三亚海湾跑马圈地,也绝不放过成都武汉这些新一线城市。以至于只有最有实力和兴趣的酒店爱好者,才有余力去试验北京璞瑄、前门MO、宝格丽的特色。

要在中国八大菜系里准确地评出谁是头名,几乎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要在中国700多家五星酒店里选一个冠军,同样困难重重。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标准。

很多时候,价格当然可以代表品质。但你很难因此断定,6万一夜的北京瑞吉总统套房,就要比10万一夜的其他品牌差。至少奥巴马和特朗普不这么看,他们的访华之旅,都默契地选择了瑞吉——安缦是东南亚品牌,宝格丽来自欧洲,不管价格有多贵,血统上都不能代表美国总统。

历史沉淀当然可以拿来说事,却也很容易陷入大牌误区。比如王府饭店改成了王府半岛酒店,并在2006年重新装修。但装修改变不了客房格局,早年的建筑结构决定了客房的尺寸。31平方米的面积放在30年前,是国内最好的客房,放在今天只能达到准四星的标准。在一众半岛品牌里,怎么看都是最局促的那个。

所以老五星们无论怎么努力,终究赶不上新贵们的硬件。这不是掉队,而是行业演进的必然。

服务品质和特色,自然也是重要参考因素。比如半岛的RR车队,比如独有的餐饮——侯新庆主厨江南灶,南京香格里拉就因此独领风骚。李嘉诚东方广场下面的东方君悦,除了门口的大喷水池,招牌还有“北京最好吃的烤鸭”。但只凭服务员的无微不至和菜品好吃,显然也没有斩钉截铁的说服力。

更不堪提的是,在顶级酒店的江湖里,你几乎看不到本土品牌的身影。

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发布2022年度“全球酒店品牌价值50强”榜单,排在前50的品牌有4个中国牌子:仅总部在中国香港的香格里拉名列第7位,锦江、汉庭和全季,分列28位、33位和40位,但主打都是经济型。

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所有的顶级酒店品牌都属于外国集团。嘉道理家族、喜达屋、万豪、希尔顿、香格里拉……本质上,这些集团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在输出自己的经验和模式,一边自己圈地收租,一边赚走中国业主的钱。

2022年,上海华亭宾馆发布公告,宣布从2月16日起开始歇业。从此之后,江湖再无华亭,只剩下这家酒店的传说。很多上海人自发来到华亭,吃一顿饭,住一夜房,用已经可以负担的消费,去陪伴这家酒店最后的日子。

他们也可能在纪念一段岁月,一段商业渐起,蒸蒸日上的岁月。

从建国饭店开始,四十年过去了,跟时间一起走过的,是一个更加昌盛的商业中国,在顶级酒店的映照下,紫禁之巅依然肃穆,浦江之滨继续风光,白云山下更加快活。

关于谁才是中国顶级酒店的王者,争论或许还会持续很多年。几时能拥有本土顶级酒店品牌,最可靠的预测,或许是“后人自有后人福”,或许是当中国消费者不用再去追随谁,不用再向世界证明什么才是奢华。

迎来那一刻的奥秘,既握在你我的手里,也藏在你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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