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再次不讲“武德”

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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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

印度的制造业大国梦,可能也就是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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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再次不讲“武德”

00:00 22:55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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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华商韬略,作者丨刘柏铖

2014年,印度政府表了个态:印度有人口有市场,欢迎更多中国公司来印度发展。

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在一次演讲中说,要让印度变成一个容易做生意的地方。

但仅仅过了七年,印度就又变了脸。

vivo不是孤例

2022年7月5日,印有“Love India,Love vivo”的电梯门突然打开,电梯中快步走出多名印度执法人员。

vivo印度公司的员工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检查,只能放下工作,默默配合。

这样的场景,在包括vivo印度公司在内的23家关联公司,以及48处经营地点同时上演。

如此规模的突击检查,当即引爆中印两国媒体。在两国人民的瞩目中,印度执法局的官方声明终于在7月7日发布。

该声明认为,vivo涉嫌违反了印度的《防止洗钱法案》,因此冻结了vivo及其关联公司在印度的119个银行账户,共计冻结了价值约46.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9亿元)的资产。

被冻结了生死攸关的现金流,vivo自然要申诉,它向德里高等法院提交了文件,要求撤销印度执法局冻结其银行账户的决定。

在印度状告印度执法机关,很难想象当地法院会毫无偏袒。

7月13日,印度德里高等法院提出,vivo需要向银行提供95亿印度卢比(约8亿元人民币),才可以解冻vivo银行账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vivo的银行账户刚解冻没多久,印度税收情报总局又在8月3日发布通告,指控vivo逃税221.7亿卢比(约18.9亿元人民币)。

如今很难说vivo是否还“Love India”,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已经不再“Love vivo”了。

从“小甜甜”转变为“牛夫人”,vivo的遭遇其实早有预兆,从大规模的突击检查到冻结账户,一场针对中资企业的打压其实预谋已久,vivo也远非第一个受害者。

2021年,华为收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它被排除在印度的5G实验名单之外。

转年3月,爱立信、诺基亚、三星等电信设备商都参加了5G实验,却依然不见一家中国企业的名字。

但此时的华为已经无暇顾及此事,就在2月15日,印度税务部门突降与华为相关联的主要营业场所,对其进行搜查行动。

印度税务部门的官员们查看了华为的一串文件:财务文件、账簿、公司记录、印度业务和海外交易文件,并将部分文件带走。

税务部门最后给出的说法是,搜查行动是印度专项打击电信公司逃税行为的一部分,这些公司涉嫌通过购买股票、虚假开支等方式向境外母公司转移利润并逃税,使“印度财政损失巨大”。

印度对中企的打压可谓一视同仁,连2014年就扎根印度的小米,也不例外。

2022年4月26日,小米印度的财务官萨米尔·拉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承认,XTIPL(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已按照小米集团公司某些人的指示支付了特许权使用费。”

但这段话的背景,却是萨米尔·拉奥已经被印度执法局传唤审讯多次,不但本人遭受身体暴力,就连家人也受到威胁。到4月27日,萨米尔·拉奥就撤回声明,并称自己并非自愿发布。

从1月开始,印度对小米的打击接踵而至。

1月份,印度财政部以“非法汇款给外国实体”为由,向小米开出5.6亿的天价税单。

4个月后,印度执法局以小米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非法向境外汇款的理由,冻结了小米印度公司约4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同月,印度执法局又扣押小米7.25亿美元现金,理由为不当转移资金。

无奈的小米只能选择上诉。5月6日,资产虽暂时得到解冻,但与印度执法局的官司仍要继续。

同一时期,华为、OPPO、一加等手机厂商均与印度执法局陷入纠纷,而这一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手机制造这一领域。

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印度就加大了对中国企业的打压。

2020年4月,《印度大型电子制造业的生产挂钩奖励计划》正式发布,其中既包含多家印度本土手机公司,也包括国际巨头三星、苹果等。但在印度占据高份额的中国手机公司,却一家也没出现在名单中。

同月,印度还颁布了FDI(外国直接投资)新政,该政策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在投资印度前,必须经过印度审查。

政策听起来一视同仁,但看看地图就知道,接壤印度的国家里,除了中国,哪里找到一个有投资实力的国家?

这项政策的负面影响慢慢显露了出来,从政策颁布到今年6月29日,中国企业一共提交了382项申请,通过印度批准的是80项。

随后,全面的打压彻底开始了。

2020年6月起,印度以对印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构成威胁的理由,对包括Tik Tok、微博、微信、绝地求生游戏在内的300多个中国APP进行封禁。

类似vivo、小米、华为那样的突击调查,如今已经涉及超过500家中国企业。一位在印度做安检业务的中国公司曾对《环球时报》记者透露:“其实查不出问题,但每次都要给钱”。

打压甚至渗入到印度政府内部,连那些为中国企业审批注册的印度合规官都在劫难逃。这一行为,彻底导致整个印度的企业服务行业都收到一个信号:为中国企业提供服务非常危险。

可以说,如今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如履薄冰。

然而,仅仅八年前,印度还在敲锣打鼓欢迎中国企业,从蜜月期转入冰河期,究竟发生了什么?

印度究竟在干啥?

“莫迪!莫迪!”

2015年5月,当莫迪身影在印度驻中国大使馆播放的宣传片中出现时,印度人欢呼雀跃。

彼时,莫迪刚刚上任印度总理一年,他最看重的就是印度经济发展,包括与中国的深度合作,甚至因此婉拒了美日两国关于军事方面的协议。

为发展印度经济,莫迪提出了“印度制造”的理念。希望将制造业占印度总GDP的比重,从当时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超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

但对于电力欠发达、基建水平差、工业底子长期薄弱的印度来说,快速提升制造业权重,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想打铁,但自身不硬。这种时候,借助一个拥有完善供应链体系,充足人才储备,成熟基建技术的外部投资者(冤种),就是最好的选择。

举目四顾,最合适的投资者,正是北边的邻居中国。

于是,印度开启了一场面对中国的招商潮,莫迪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是值得印度学习的对象,中国的大量资本正是印度甚为看重的外部资源。

2015年5月,莫迪首次访华。在与中印两国企业高管会面时,莫迪特意介绍了“印度制造”,然后干脆直言不讳:

“我们非常迫切地希望发展那些中国十分强大的行业,我们需要你们的参与。”

这种开放的态度,赢得了印度工商界的广泛赞誉,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得到最稀缺的资源。印度商会的莫塔尔评价说:“他让来自底层的人们看到奋斗的力量和希望,目前人们渴望他带领印度走向世界。”

彼时的印度从上到下,对引入中国企业颇为热情,而面对印度的广袤市场,落后的工业基础,中企同样抱有浓厚的热情——“Love India,Love vivo”就是vivo在那一年提出的口号。

事后看来,无论是对这个口号,还是对“印度制造”,vivo都无愧于心。

除了多次在印度建厂,vivo更是积极培养印度当地供应链。根据vivo 2021印度影响报告显示:其中vivo印度选用的电池供应链有95%来自印度,计划2023年将显示屏印度供应链提高到60%,2024年将充电器印度供应链提高到75%。

八年间,vivo已经为大约140万名印度人创造了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并对160万名印度人的生活产生了社会经济影响。

在vivo走入印度之时,小米已经开始了对印度的布局。2014年,小米进入印度,第二年就拉来了富士康,在印度投资35亿美元设立了生产线。

2015年8月,小米在印度发布的红米2增强版手机,正是由富士康印度工厂代工生产的。

2020年,全球疫情导致供应链“宕机”,小米又不辞辛苦找来三家新的合作伙伴——比亚迪、DBG和Radiant,共同在印度建厂和生产小米设备。

截至当下,小米在印度拥有7家制造工厂,3/4的手机零部件做到了本土化,在印度销售的小米手机中,99%都在印度生产。

从vivo到小米、华为……称他们为印度精密电子制造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不为过。

中国的基建大军也陆续开往印度,铁路、电力、能源,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三一重工更是在2016年做出决定,每年都要向印度投资10亿美元。

当时的中国企业,颇有美国拓荒时期的味道,印度简直遍地黄金,中印两国媒体更是将“龙象共舞”捧上一个新的高度。

2014年以前,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额累计仅为24亿美元左右,而到了2016年,仅仅两年的“印度制造”计划,已经让这一数额翻了一番,累计超过48亿美元。

可惜,“龙象共舞”的“象”很快有了异心。

这个异心,是从一个名叫“分阶段制造计划”的政策开始的。

这是一个有蓄谋的计划。自2016年起,印度政府连续五年,针对不同手机零部件上调关税,最高税率达20%。

当时的中资企业在印度建组装厂,零部件大多是从中国进口,关税一提高,进口零件的成本就会跟着大大提升。

而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又是以中低端机为主,利润本就微薄,只要生产成本一上升,立刻就会掉到盈亏线下。

这只能让中资手机厂商将生产零部件的工厂,逐步迁移到印度本土生产。

用这一招,印度拿到了最想要的供应链。印度的电子工业配套因此飞速起步,从整机装配到元器件,印度的电子产业获得了一次大跃迁——根据印度手机和电子产业协会(ICEA)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9年,印度国内电子产业产值翻了一倍有余。

这背后,大部分靠的都是中国电子厂商的贡献。

到了2020年,印度的“分阶段制造计划”,又换了一个新玩法:“生产关联激励”。

在这个新玩法里,印度当局表示将投入260亿美元,支持14个关键行业的生产,包括半导体、光伏、电子设备、制药、医疗器械、汽车等领域,要在印度本土制造业中扶持出“本土冠军”,同时创造出6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印度的搞法,背后其实有三个心思:

第一个心思比较粗暴,既然有了自己的制造业底子,那就干脆扶持自己人。

第二个心思打的是未来的主意。全球制造业走过了漫长的“美国创造、中国制造”,印度想要实现“印度制造”,早晚要与“中国制造”直接竞争,索性早早下手。

第三个心思,既来自于自卑与危机感,又来自于“中国制造”的强大压迫。

现在的印度人已经很难离开“中国制造”,比如:中国制造的玩具占据了印度90%的市场;中国制造的自行车占据了印度市场58%;中国的纺织品占据了印度市场35%......

在印度智能手机领域,中国企业更是几无敌手,小米、真我、vivo、OPPO一共占据了印度64%的智能手机市场,印度本土的智能手机品牌则被归入“其他”当中,根本不值一提。

而在这项政策的背景中,还掺杂了一连串见缝插针、边走边看的观察。

2017年,特朗普上任,然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2019年,有部分行业评估数据称,因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至少已经有200家在中国的外企考虑将其部分或全部生产链条转移至印度等国家。

这让印度看到了希望。

2019年10月20日,印度财长西塔拉曼在世界银行年会上表示,要确定哪些跨国公司正在离开或考虑离开中国,要与这些公司展开接触,尽一切可能游说其去印度。

2020年4月,印度雷厉风行,主动联系千余家在华美企,放出优惠政策吸引其前往印度。随后的一个月,印军突然“两次越线进入中国领土”,将印度的民族情绪引燃。

同月,莫迪正式提出“自力更生”计划,计划显示政府部门将在未来五年内提供4000亿卢比的财政支持,用以刺激印度电子制造业的发展。

2020年8月,iPhone开始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又是一个月后,班公湖的枪声响起。

军事、经济两条线并行,其中的缘由,不言而喻。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印度开始对中资企业百般刁难,频频施压。

2020年12月15日,印度信息通信技术部部长拉维·普拉萨德就在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他的目标是让印度在手机制造领域“超越中国”。

此外他还表示,“政府要集中精力让印度成为全球电子制造中心,印度未来五年目标是年产10亿部手机、5000万台智能电视和5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

印度媒体的口风也随之而变,中国不再是“值得印度学习的对象”、“甚为看重的外部资源”,而是需要追赶的目标,需要提防的对手。

现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印度手机市场的大门,已经开始关上了。

2022年8月8日,据国外媒体报道,印度打算限制中国大陆智能手机生产商出售价格在12000印度卢比(约1026元人民币,150美元)以下的设备,以推动印度国产手机产业发展。

不仅如此,印度的手,甚至伸向了更多“中国制造”称强的产业。

2021年10月,印度交通和运输部部长尼廷·加德卡里在一场活动中喊话称:特斯拉要想拥有印度市场,就必须在印度建厂生产,避免在印度销售“中国制造”,并将“印度制造”的特斯拉向全世界出口。

为了显得更有说服力,加德卡里承诺,印度政府将会向特斯拉保证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并保证特斯拉在印度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还低。

“无论想要什么支持,我们的政府都会有求必应。”

靠过河拆桥,就能实现“印度制造”?

让印度制造替代中国制造,让印度资本替代中国资本,让全球产业中“美欧日+中国”的制造业格局,变成“美欧日+印度”的新格局。甚至有专家将此概括为ABC政策(Anything But China)。

面对中国,印度着着实实玩了一把过河拆桥。

面对印度政府的打压,一些中国企业已经没有耐心再承受如此折磨,直接选择了撤资。

7月,在荣耀的产品发布会后,荣耀CEO赵明公布了撤出印度市场的决定——荣耀几年前就在印度有团队和经营了很长时间,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荣耀印度团队撤出了。目前荣耀在印度仍有合作伙伴,并开启了相关业务,同时印度市场保持了盈利。未来,荣耀会采取非常稳妥的方式在印度市场开展业务。

话讲得很客气,但言外之意却很明白,这不是荣耀该有的选择,而是无奈之举。

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已经导致中国企业的撤资潮。从小米到OPPO、vivo,都传出了退出印度市场的消息。

而数据更不会骗人,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21年中国企业对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七成,仅有6318万美元。

事实上,印度的营商环境之差,政府态度之反复,产业政策之出尔反尔,在历史上都有悠久传统。

早在2008年,微软就被印度税务部门罚款;2013年,诺基亚也因税务问题与印度闹得不可开交。壳牌、IBM、沃尔玛、凯恩能源也都与印度纠纷不断。

其中最惨的当属欧洲最大移动电话运营商英国沃达丰,自2007年沃达丰在印度产生税务纠纷官司,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打到国际仲裁。

直至2020年9月25日,13年过去,才以沃达丰的胜利告终。

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印度的营商环境只有63名。特斯拉这种直性子企业,明里暗里都表示出一个态度:非常讨厌去印度建设工厂。

如今的印度,拥有着14亿的人口,数字上已经超越中国,而且近三分之二为适龄劳动人口,是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可以想象,这其中有着何等巨大的人口红利。

同时,随着莫迪上任后,印度GDP飞速提升,增速最高时,一度达到10%,虽然现在GDP增速下滑甚至衰退,但是考虑到疫情的影响也情有可原。

总体来说,印度人的消费能力在提升。比如在全球许多地区手机出货量放缓的时候,印度手机市场仍然保持了增长的强劲势头。

这样一个市场,自然能吸引到大量外资与企业的兴趣,从这一点上看,印度确实和中国早年的发展有所相近,“印度制造”也有成为新格局中重要一极的可能性。

但“印度制造”仍然面临着不可逾越的现实困难。

从短期来看,它无论是资源禀赋,供应链,制造业门类,还是人力资源,都很难撑得起一个制造业强国的框架。

比如,印度的矿产种类虽然丰富,却缺乏制造业的关键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储量46亿桶,差不多是中国的1/6;印度冶金煤储量337亿吨,仅为中国的3%。

原油和煤,既是能源,又是原料,没有这些资源做保障,重工业就要被先天掣肘。

比如土地,由于印度土地是私有的,政府没有统一掌控地权,也没法做大片的土地规划。所以如果企业要建厂,就要迈过重重阻碍。但哪一个现代工厂,不需要大片土地呢?

比如基建,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里,花了大力气搭起了自己的电网与公路网,才有了今天充足的电力供应和物流网络。这些恰恰又是印度所不具备的。

再比如人力资源,印度有一条令人无语的法律规定:一旦企业雇佣100人,那么他们的解雇,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而一旦雇佣时间超过240天,解雇员工就必须支付遣散费。这造成了一个结果,90%的印度公司,其实都是小厂小作坊——制造业崛起,需要的恰恰是规模化。

如果这些小作坊、小企业里的印度员工能够发愤图强,也未必不能创造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奇迹,但偏偏事与愿违的是,印度人只要够吃够喝就可以了,既没那么强的物质欲望,也没那么努力奋斗的精神。

早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崛起,曾有句话叫:印度人在恒河边等来生的时候,中国人在只争朝夕。

而从远期来看,它对于制造业的发展与规划,也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中低端产业还没有完善,却正在赶走帮自己凿山铺路的人,高端制造业没成型,外资却已经不愿意把产业链迁入印度。

对于一个后发国家而言,每一次在营商环境和开放态度上的波动,都意味着整个产业体系的一次大震荡甚至倒车。更何况是印度这种“过河拆桥”式的大倒退?

在过去的一年间,外国投资者已经从印度股市撤出32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尤其是今年3月,仅一周就撤出30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单周外资撤出纪录。

这个数字,已经超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规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各国投资者对印度营商环境的担忧。

归根结底,印度的制造业大国梦,不能靠一句“Made in India”的口号,不能靠不讲商业道德的过河拆桥,更不能靠把外资当猪和牛,养肥了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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