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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蓝字计划，作者｜马妍睿

为了不用去“珍岛集团”上班，李海找了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帮他介绍实习。

他还有7天时间。

如果7天后他依然无法落实自己的实习安排，就得去深圳培训21天、然后到珍岛集团——一家位于东莞、和学校有合作关系的企业，当电话营销员。

李海怀疑，学校“故意”让他们失去实习机会、然后“不得不”前往珍岛集团做电话推销的流水线员工。

在其他同类学校，毕业前一年的六七月份就开始着手安排学生实习；需要招实习生的公司，也早在那个时间段就开启了招聘流程。但李海的学校却一直拖到11月才允许学生实习，同时要求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定下实习单位。在这个过程中，毕业设计也不能落下，否则即便找到了工作，学校也不会放人。

12月25日，李海终于提交完毕业设计，并得到班主任的确认。两天后，他通过学长的关系，拿到广州一家珠宝公司的实习offer，职位是编导与剪辑助理。29日，他买好从南宁前往广州的高铁票准备出发，班主任突然叫住他：

“你的毕业设计有问题。”

熬了两个通宵，按新的要求和方向改好毕业设计后，他用了三句“我不去珍岛集团”，以及一句“就算不给我毕业证，我也不去珍岛集团”的表态，让班主任终于放行。

像李海一样的专科生，面对毕业前的所谓“实习”，早就习以为常。

除了每年都爆出的“学生被强制实习后自杀”的新闻，李海和他的同学们，几乎从不会在社交平台中发声。

这些占据了我国大学生人数近一半的专科生，始终面目不清地存在于主流舆论之外。失语、困顿、沉默、突围，大专生的生活，更像是一副隐秘的画卷。

无法撕下的标签

小陆最穷的时候，口袋里没有一分现金，微信余额只有0.52元，花呗也已经被过度套现导致系统风控，无法支付使用。她借了5000块，分12期偿还的拍拍贷，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已经逾期10多天了。

每天晚上她都在惴惴不安中入眠，想把手机关机，但又不敢。

不关机，明早八点半会准时接到催收员的电话，催收员尖利的声线，咄咄逼人的口气，让她恐惧。每次接电话不超半分钟，她就会觉得好像被催收员用刀抵在墙角里。关机的话，催收员找不到她，就会开始给家人打电话。

有一次，电话打到她外婆手机上，威胁说如果她再不联系拍拍公司的工作人员，就会被起诉。外婆慌张得哭了起来，连续两天无法入眠。她只能撒谎安慰外婆，说是找工作的纠纷，已经解决了。

电话那头，催收员有时候会念她通讯录的人名和号码给她听，有时候告诉她接着要上门去找她父母要债。刚开始逾期的时候，她余额里还有220块钱。为了跟催收员表示自己有还款意愿，她隔天会往里还50块，不管催收员在电话里如何气势汹汹，她会硬着头皮说，我只有这样的还款能力，如果你告诉我父母我借了这些债，那我就不还了。最后他们短暂地达成默契，她承诺15天之内还上那笔款项。

但她知道，15天她保证不了。并且很快，下一个还款期限也要来了。催收员开始陆续打她通讯录里其他亲戚朋友的电话，她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漩涡里。

在此之前，她毕业后迟迟找不到工作，跟拍拍贷借了5000块支撑生活，但这笔钱，除了三个月2700的房租，还要扣除用来还这笔款的月供，每月600。最后只剩下不到500可以用于吃饭交通，她早已弹尽粮绝，随时会掉进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里去。

她还是希望能快速找到工作，即便再去借网贷还款，也能有稳定的收入让自己从漩涡里走出来。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是横亘在小陆这样的大专生眼前的一座山。

几个月前，大专毕业的李雯参加了秋招，但意料之内，颗粒无收。

她所接触到的岗位，几乎都会明确注明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能够接受专科生的岗位也多以客服、物流、服务业为主，用李雯的话说：“都是些边角料工作”。

小陆毕业于广西一所理工专科院校的计算机工程系。即便就读于相对热门的行业，贫乏的学业基础和院校背景依然无法让她成为一名真正的程序员。

经历过实习的碰壁后，小陆也曾寄希望于校招。

只是，由于学校位于广西的地级市，来到学校招聘的企业寥寥无几，畜牧饲料公司的流水线管控、胶合板厂的机械操作工，还有一大批珠三角的电子厂前来招流水线工人的，比如一家名叫“兴森快捷”的，声称招聘车间干部，但要求先在流水线工作三年，再“择优转干部”，在她看来，这其实就是给流水线抓人头。

招聘会上被人山人海围着的，是比亚迪——惠州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他们招聘的职位基本都是“工艺员”、“测试员”。

计算机专业去做工艺员？招聘人员告诉她，这个工艺员，大多是在测试员检测比亚迪的电子产品，如果存在故障，则由工艺员处理，其中产品的诸多原理，与计算机工程有相通之处。薪资方面，转正基本能达到7~8千每月。

小陆和她的同学们对此都很心动，大品牌、基本对口、收入高。投下简历后，当天晚上她就收到录用邮件。这种速度让她觉得有些心慌，随后她问了上一年去比亚迪做工艺员的学长，学长告诉她，其实真实的工作内容就是给零配件染色，本质上还是车间的基础操作工，是不是大专学历都可以做。随后她打消了去比亚迪的念头。

半年后，她被债务压得无法喘气时，曾想过还能不能再回去，一个当时接了offer的同班同学告诉她：

“别来，这里很烂，每天都是拿重金属燃料给零件上色，我的手指上已经各种掉皮，被这些金属燃料给灼伤了。”

当然，比亚迪电子也有不少有学历门槛的专业技术岗，但那些岗位，很少在大专学校进行招聘。

经历校招失败以后，小陆特意前往南宁参加招聘会，她希望自己能抓住那些起码离自己专业近一点的职位。只是，她发现即便是遍布招聘单位的招聘会，留给大专生的，也只有电话推销、QC质检一类，甚至在一些摊位前，非本科生连表都没资格填。

作为应届大专生，就业长时间进展不顺，使他们不得不面临抉择——是坚持找到一份真正合适的工作，还是先随便有一份工作，后边再继续找。前者，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后者，则往往会在不对口的职业上越走越远，学历对他们来说失去了意义。

更残酷的是，大多数大专学校对毕业生的就业率有要求，他们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并签订就业协议，否则会有拿不到毕业证的风险。但小陆还是想再坚持一下，她找了关系，让一个同学哥哥的贸易公司给她签订了一份假的三方就业合同，给学校交差，随后投身在社招的大海里寻找机会。而李雯则由此入职了美团的商家客服，每个月到手3100元。

钱不多，但仅凭“美团”这两个字，李雯已经收获了不少专科朋友的羡慕。在同学眼中，美团是“大企业”，而李雯，已经成功拿到入场券。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流向本地各种不知名的小公司，对比之下，李雯也自认为幸运。

但这份工作只持续了四个月。

作为客服，李雯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处理来自商家和客户的各类投诉。每周需要上至少一天夜班，回家往往是12：30以后。

最让李雯受不了的是来自电话那端的无故辱骂。无论是骑手撒餐、晚到，还是商家收到恶意差评，怨气都会撒在李雯身上：“X你妈的，臭客服！”“这么点事你解决不了是吧，废物一个。”

她还是选择了辞职，现在待业在家的李雯，没想好以后该做什么。大学室友张雅刚刚考过了教师资格证的笔试，她建议李雯也试试考教资。毕竟，成为老师就不愁找工作了。

但这条路正在闭合。

十二月初，教育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在这份修正案中，对报考教师资格证的学历限制进一步收缩：

第十六条明确提出：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学校师范专业本科或者其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

与现行《教师法》相比，专科学历毕业的学生将会失去报考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机会。

意见还未落地，恐慌与焦虑已经在专科学生中蔓延：张雅已经通过笔试，她只能祈祷明年春天的面试中不会因为学历不够被刷掉；李雯也开始担忧自己是否还有资格参加教资报考。

同年毕业的东杰也在求职过程中屡屡碰壁。好不容易获得一份卖房子的工作，房地产接连爆雷后，他成了部门里率先被裁掉的那个。

他清楚，这一定和他的“出身”有关。

东杰说，每次有人提到“大专”两个字，都仿佛是对他的某种批评和定性：“你是愚笨和懒惰的”。

去年春招，CityDO集团在招聘时公然宣称，只接受二本以上的统招学历，因为“考不上本科的都是智商有问题。”

东杰对此既生气又无奈，“其实大家就是看不起你，只是这个HR把大众心里暗暗的鄙视明晃晃地拿出来说了而已”。打开各个招聘软件，在学历栏勾选“大专”，跳出来的职位无论是岗位类型还是薪资待遇都无法与本科生竞争。

张雅离开高中后再也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大专”的学历让她失去和那些“考上大学”的同窗们寒暄的底气；李雯每次得到“不好意思，我们觉得你不是特别匹配我们的岗位”的回复，不用猜，就知道是学历卡住了她。

如果说学历可以成为一种标签，那留在这些专科生标签上的，无非是“你不如人”几个大字。

被“放弃”的人群

知乎的“在专科就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话题下，有一位答主用“社会弃子”来形容自己所在的群体。

东杰依然清晰记得自己被专科院校录取后，父亲长叹一声便沉默不语，母亲则满面忧愁。

“大专”这两个字，像透明的壳，缚在这些年轻人身侧。可是这样的滑落，早在他们入学前就已经悄然发生。只不过直到开始找工作时，那些父母的叹息，或者坚固的命运，他们才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个中的意义。

在专科院校里，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不太富裕的城镇家庭，相对劣势的教学资源，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匮乏，都注定了他们在高考中滑落的命运。

在李雯和张雅高考的2018年，他们所在的山东省有近55万考生参与考试。其中有24.6万人考上本科，录取率不到40%。李雯和张雅，就是被剩下的那60%。进入大专学习后，所谓的“职业教育”很难为他们的人生选择提供进一步的加成。

小陆学的是计算机信息工程系，大一还没结束，她就很清楚地知道，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很多东西都是旧的。当然，最起码的C语言是会的，Java一知半解，但一些难度更高一点的，比如针对苹果的Obj-C，我们一窍不通。这样的基础，即使人家给你机会，你也不一定搞得定。我试过面试前一晚上去网上找教程恶补phyton。但最后还是穿帮了。”

读大三时，东杰的会计学课程还在使用2013年老师编写的教材；PPT也更新缓慢，几年前师兄师姐学过的课件，一字不改搬到下一届学生课堂上。

实操训练也无法为他们带来能力的提升：李雯的实训课是在学校的机房完成的，对会计学的业务感知，来自系统上反复刷题，至于那些专业性更强、更高端的操作软件，学校根本没有引入。

这个局面，专科院校自己也无法改变——“没有钱，没办法”，普遍赤字的财政情况注定其无法为学生提供更高的平台。

在李雯和张雅就读的山东潍坊学院，2020年和2021年的教育支出分别是26,357.95万元和25,028.17 万元，而对应的年度财政拨款只有10,099.73 万元和10,499.73万元。

财政拨款素来是专科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却连支出的40%都覆盖不了。财政支持不足，事业收入同样虚弱无力。

事业收入，指的是专科院校开展教学、科研等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学费等。但无论是师资储备还是教学设施，专科院校难以与本科高校抗衡。依靠科研教学来换取收入更加艰难。

死循环出现了。

在大专从教快三年的王轩，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成就感”。课堂上他给学生们讲知识点的时候，前半段还有人愿意抬头听讲、做做笔记；到后半段，几乎大部分学生都不再听课，而是玩手机、睡觉，“乌压压的一大片，感觉一点生气都没有”。

出于妥协，王轩每年的期末考都会留一节课给学生们划重点，考试基本按照课本原题。即便如此，班里也总有人挂科。

王轩知道，早在进入大专之前，这些孩子都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心态和习惯。即使老师想要在教学中做出成绩，也很难带来根源性的改变。

“好像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很混沌的氛围里。”

东杰对自己的学习环境也不满意，“好像没有人把这里当回事”。大二的一次期末考，监考老师一直玩王者荣耀，甚至公放了游戏语音。每次考试，带小抄、带手机作弊，都不算什么新鲜事。

三年下来，东杰并不开心，“感觉所有人都在混日子。”

王轩认为这是必然现象：考到这里的学生，很多都在心里默认了自己不如别人，丧失了拼搏向上的动力，老师们也很难去改变什么。另一方面，国家每年拨给这些学校的钱，也不足以打造一个“与时俱进”的氛围。

经费不足，何以发展？

有机构曾统计过全国403所高等职业院校的经费状况。

其中位数为24526.62万元，而平均数为29627.9万元，以此可见院校间“贫富差距”明显。在这些院校中，仍有44所院校年度财政收入不超过1亿元，其中10所不足5千万元。而最少的那一年，年度经费不足400万元。

对专科院校来说，末位与头部的经费差距高达905倍。

院校层次、所在区域、生源结构、办学性质等等因素都会导致学校的收支状况出现较大的差别。

结构性的困顿难以依靠个人的努力破解。

王轩觉得，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事情：“你要说这些学校不行、学生竞争力差吗？事实就是这样。”

“难以突围”

也有不少大专生曾经试图寻找到一个出口。

不少还在校园里的专科生试图通过参与实习为自己积累一些求职筹码。但在实习市场里，并没有他们的位置。

为了不被强制送去东莞的电子厂实习，小陆通过各种途径去找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但非车间类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办公室文员一类的职务。后来，在Boss直聘上，一家SaaS公司邀请她前往广州面试需求分析助理岗位。面试完以后，对方不大满意，觉得很多基本的东西她都不是很懂，最后还是当了行政助理。

“我觉得这种技术公司做行政，也是会有收获的，就留下来实习了。一个月2300块，在广州科韵路那些居民区一样的地方办公，租房要1200，每天吃饭要40，勉勉强强能不跟家里要钱。”带着要学东西积累经验的信念，小陆坚持了下来。

但实习半年下来，她发现那些主营业务根本轮不到自己插手。她要做的，都是安排聚餐、吃饭订包间、有客户来了接上来、定期给花草浇水。

在此期间，小陆也按一些企业在网上发布的招聘要求，恶补过基础知识。但因为基础太差，学到的东西也有限。实习完以后，公司并没将其留下，毕竟行政类工作，招实习生成本比较低。

“在那家公司，有一位程序员老师，中专毕业，但phyton说是全国前十水平的。他和我说，你没本科学历，不是北邮之类专业的，那就得拼命地努力，让自己比那些本科学生优秀很多。你才能在市场上得到相应机会。”

小陆观察过，公司里那些罕见的专科前辈，本身就是极为优秀和有天赋的。但自己并不属于这一类，她觉得，可能是自己基础太差了。

只是，离职当天人力资源部的同事跟她说，如果你是本科生，起码需求文档之类的产品技术相关岗位，还是能去做的。很多三本学校的，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最后也是来做这些基础工作。

在专科院校，不少的招聘都是电话推销、质检员等等职位。大家都清楚——这样的“实习”，不过就是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

绝大多数专科学校会为学生统一提供实习机会，这样的机会往往建立在学校和用人单位签订了提供劳工协议的基础上；换言之，学生们只是由零散的廉价劳动力被打包成了统一的廉价劳动力。

小陆班里那些没有顺利找到实习的同学，都被一纸协议送去了东莞的电子厂成为流水线工人。

这样的实习安排能够给学校带来一定的收入，也就是所谓的“人头费”；而带给学生的职业训练和技能提高，却几乎没有。

“强制实习”是不少专科学生面前一道坎。高强度劳动、流水线作业、没有加班费，这些还只是体力上的辛劳；运气差的，可能不仅要面对长时间的单调重复作业，甚至还要面临来自上司的盘剥羞辱。

反正这些学生半年实习期满必然会离开。在有限时间内，更多地榨取他们的劳动，成了这些流水线工厂们的共识。

职校生跳楼自杀的新闻不止一例，学生们也早已了然于胸。但面对校方以毕业证为筹码的要挟，沉默地接受、忍耐成为多数人不得已为之的选择。

学校提供的实习机会无法带来真正的技能提升，学生们只能靠自己。

李雯刚进大学时就已经在寻找兼职，想积累些工作经验，可愿意给她机会的地方屈指可数。经济上最窘迫的时候，她去烤鱼店端盘子，留下了摔倒导致的尾椎损伤和胳膊上大大小小的烫伤疤痕。

唯一能积累经验的只有在当地教培机构的助教实习，那是一家半托管性质的课后培训机构，李雯可以给孩子们教英语。

“双减”之后，教培行业轰然倒塌。好不容易积累的工作经验也变得毫无用处；张雅努力考过了教资笔试，却因为新政何时落地而忧心不已。

他们不清楚，这里面有更大范围的、层层闭环的结构性问题。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达到909万人；2022届的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076万人。但一个月前，央视新闻发布数据称目前存在着2000多万高级技工的缺口。

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专科教育通往产业端的道路尚未完全铺就——

对一个专科毕业的学生来说，在学校打好基础，毕业后还要在岗位上继续提升技能，才能成长为一个高技能人才，既而胜任一份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需要12年，而一个焊工的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在 18 年以上。

但这条路上，前半段是根基并未扎稳的职业教育本身无力培养技术扎实的高技能人才，后半段是我国制造业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仍然处于低端的市场竞争，没有成熟技工的生存发展空间。

于是这些原本是要成为技工的人，只得找到一个暂且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上岸。

升学也曾被视作彼岸之一。

在东杰的学校里，参加“专升本”考试几乎是所有学生的必经之路。

甚至有不少专科院校，会将“升本率”作为教学指标和招生名片。在专科院校的评价体系里，“优质”的标准就是成为通往本科的台阶有多高而已。

这台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踏上去。

“一开始说要专业分数前30%，我做到了，结果又要结合学分，再结合‘综合表现’，最后一个专业几百号人，就两三个有机会上去的。不透明的操作太多了，什么叫‘综合表现？”阿丰作为一名大专生，曾试过要读专升本，后来发现不懂人情世故的他，几无可能。

在给学生推广时，班主任会说这是本科院校全日制专升本，但真正交了钱去读时，才会发现那是清一色的“函授专升本”。学生们觉得被骗了，回过头来再看当初签订的合同协议里，才发现里面并没有承诺全日制。

暗箱之外，原本就不宽阔的道路还在变窄。

山东省发布的《关于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考试录取办法的通知》，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政策，其中规定，2020年起参加“专升本”考试的应届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不得低于同年级、同专业的前40%。

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专科毕业生，已经失去拿到本科船票的资格。

激烈的竞争和强烈的焦虑双重加持下，市场随之而生。知乎上每一个与专科有关的话题下，都有机构堂而皇之地进行招生宣传，并反复强调：“考上本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可是在东杰看来，这些机构不过就是割韭菜的另一个基地而已。

他上过这种培训课，花了一万二，但他觉得后悔。“那些老师的水平挺差的，有些吹自己是海外留学回来的，但是我查过，那些学历，花钱就能买一个。”

有经济实力的人，能够通过这样的道路实现学历镀金；而对没有资金支持的普通专科学生来说，只能凭借一己之力艰难生根。

他觉得自己看不见前路。

李雯觉得，好像考上专科的孩子们，都有一种“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的无力之感。她最终还是妥协，找了一份银行外包客服的工作，每个月到手3500元。作为组里年纪最小的新人，她希望自己的业绩能够冲进前45%，这样才有机会晋升成为客服组长，获得1000元的加薪资格；

张雅祈祷着自己能够踩着尾巴成功上岸教师编，她想做小学老师，教孩子们语文，但现下，除了祈祷，她什么也做不了。

小陆去了一家做文胸的电商公司当客服，偶尔公司做活动的时候，她可以设计一下小程序这些平台的呈现页面。这是她这个计算机专业专科毕业生，对自己专业的最后一丝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