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

精选

精选

· 7月28日

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最大的约束条件。

播放 暂停

施展: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

00:00 38:18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REUTERS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施展世界(ID:shizhanworld) ,作者:施展。

01 分析国际秩序的五组要素

我首先提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应该了解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

很多人会觉得国际政治、国际秩序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要面对的最大的约束条件。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风口很重要,雷军说,风口上的猪都可以飞得起来。但是这个风又是由什么推动的?风到底往哪儿吹?猪往哪儿飞?风口的背后是有N层约束条件的,而其中最大的一层条件,便是国际政治、国际秩序。

举个例子,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国占领了,美国人认为三井、三菱等财阀是日本发动战争的重要驱动力,便把这些财阀全都解体,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日本转化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在解体的过程当中,朝鲜战争爆发了,那些即将被解体的财阀,突然之间获得了重生的机会,才有了之后的日本汽车席卷全世界。

日本汽车能够席卷全世界是因为它的质量很好吗?当然,它的质量的确不错,但是如果它都没有机会活下来,怎么可能有后来的故事呢?所以,对日本企业来说,最大的风口无疑就是当时的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没有朝鲜战争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当社会处于剧烈转型的时期,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对未来的判断。

那么,既然国际政治如此重要,究竟该怎么去分析、判断、把握它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话题。

国际政治的分析是有很多具体的方法的,但是在我看来,最核心的是几组要素的对比,接下来,咱们分别来解释一下。

图丨国际秩序分析框架 

1、力量与人心

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国际政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说法没错,但究竟什么才叫利益?

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往前推才是利益,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儿往后拉才是利益。谁才是正确的?这取决于这个国家认为自己究竟是谁,自己想要什么,它认为理想的、正当的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判断,就构成了我所说的人心。

力量决定了你在国际政治当中博弈的能力,而人心决定了你在国际政治当中博弈的方向。你如何理解什么才是“利益”,这跟利益本身无关,只跟你所抱持的观念有关。

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有力量的这一面,又要看到有人心的这一面,两者是无法相互替代的。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明确一下:力量的较量是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人心的较量是观念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政治当中,两种冲突都存在,二者有一点很大的区别是,利益冲突要的是钱,观念冲突要的是命。

举个例子,19世纪的普法战争,普鲁士大军一路杀到了巴黎城下,然后法国赔了一大笔钱,普鲁士人就撤了。在当时这就是一个利益冲突,只要是利益冲突,用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只是赔多赔少,这咱们得砍价,但是用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可是在二战当中,战争后期德国曾经有人跟西方提出谈判邀约,不想打了。但是对西方来说,和谈是不可能的,必须不惜代价把纳粹德国弄死,这事儿才算完——这就是观念冲突。利益冲突要的是钱,而观念冲突要的是命。

2、地缘与观念

大家肯定注意到过一个说法,苏联在后期进行改革的时候,努力地去配合西方,愿意按照西方的要求来改造自身,直到最后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才发现上当了,西方仍然排斥它。于是,今天俄国又重新开始跟西方较劲。

实际上这种说法里面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国际政治上的冲突,既包括地缘冲突,又包括观念冲突,前述说法没能把两种冲突区分开。当年苏联跟西方之间,彼此之间当然是有观念冲突的,双方意识形态不同。前面说过,观念冲突要的是命,但这并不代表等你死了之后,一切就结束了。苏联死了,俄罗斯站起来了,观念冲突没了,地缘冲突却还在。俄罗斯所处的位置、所拥有的力量等等一系列情况,决定了它跟西方之间永远存在着地缘冲突。

没有国家能够选择邻居,无论俄国人怎么表达他的善意,观念变成什么样,波兰人都难以真正信赖俄国人,因为两者的力量差距太大,这就属于地缘冲突。

但是这两种冲突又有着一些重要的质的区别。地缘冲突是永恒的,但是可以交易;而观念冲突是可变的,但却是不可交易的。

仍然以德国为例,二战当中的德国跟英美盟军必须死一个才算完。但是等到二战之后,德国的观念改变了,那么他们又变成非常好的盟友了。这就说明观念冲突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在观察国际政治的时候,要分析清楚究竟我们所讨论这些冲突,是地缘冲突还是观念冲突,还是两种兼备。这个东西你不做仔细的话,很可能就会导致误判。

3、陆地与海洋

我们可以看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二战结束,英国一直是霸主。中间无数个起来挑战它的国家,没有一个能成功的。英国是海洋国家,所有的博弈过程,获胜的始终是海洋国家,陆地国家没有一个挑战成功。

为什么?原因在于,海洋国家在打造一套开放性的秩序,而陆地国家则是在打造一个封闭性的秩序。开放性的秩序让你可以把对手之外的所有人全都拉过来做你的盟友,封闭性秩序则意味着当你自己的家当拼完,就全完了。

比如,拿破仑为了对抗英国,索性把整个欧洲大陆都打下来,组建一个封闭的市场,把英国完全排除出去。但结果是,英国反过来代表全世界封锁了欧洲大陆。

 

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更因为英国的财政基础是海上贸易,它的战争跟它的贸易都从海上走,两者的财政需求是同构的,因而战争成本较低。而对于法国来说,它的战争在陆地上,贸易却尝试从海上走,两者不同构,导致战争成本高,时间长了就熬不下去了。

因此,区分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关键,不在于你究竟是在海上还是在地上,而在于你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秩序,还是一个封闭的秩序。

如果你追求的是封闭秩序的话,那就只能建立起一个小市场。而建立开放体系的那个国家,将建立起一个大市场。大市场的效率要高于小市场,谁能主导那个大市场,谁就更有机会跑到最后

再举个例子,日本在二战期间试图把整个东亚打造成自己的专属领地,建立一个封闭秩序。而到二战后,它放弃了这个追求,投入到国际开放的秩序中,经济影响力就有了巨大提升。参与的是封闭秩序还是开放秩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来说,是有巨大区别的。

4、政治与经济

我们讨论国际政治的时候,经常会停留在政治层面,但政治跟经济其实是紧密捆绑的。

任何一个政策,不管对内还是对外,都要落实为一个财政方案。没有财政方案支持的政策,根本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而财政方案来自于你的税收,税收则取决于本国的经济能力。

问题是,本国经济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根本不由本国说了算,而是取决于整个全球市场的波动

举一个远一点例子,在明朝晚期,经济曾经非常繁荣,历史教科书上经常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很多人都在感叹说,如果大清没有入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持续发展,后面的历史就截然不同了。可是,为什么经济那么繁荣,明朝晚期财政还会陷入困境呢,为什么会军饷不足以致走向末路呢?

因为明朝晚期的经济繁荣并不仅仅是因为江南地区发展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那个银矿在短短几十年里,开掘出来的白银的数量超过了此前人类历史上开掘出的所有白银。数量巨大的白银流向中国,购买丝绸、瓷器、茶叶等等,需求被迅速激活,于是便有了明朝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经济非常繁荣。

 

可到了1618年的时候,欧洲大陆爆发三十年战争,一直打到1648年,西班牙人的白银不再流向中国购买奢侈品,而是回到欧洲充作军费。中国的货币供给突然不足,需求也急剧萎缩,经济就陷入了衰败,到了末期拿不出军饷,大清就在1644年入关了。

综观整个过程,明朝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控制的,而是受制于整个大的国际市场的波动。而世界市场怎么波动,又跟其他国家的政治选择有各种各样的关联,大家是互相影响的。 

世界市场因此构成一个传导机制,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政治政策是有可能发生联动关系的。而整个这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仅仅就政治论政治,就经济论经济,所有东西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5、大国与小国

在国际政治当中,大国跟小国的博弈地位以及博弈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大国?可以依靠力量来博弈的,这个是大国。而小国就只能靠规则博弈。

那问题来了,大国为什么有时会不遵守规则呀?因为没有人能强迫它遵守规则。什么叫大国?在你违规的时候是否有人能强迫你。如果有人能强迫你必须守规则,那么此时你就不是大国。

 

就比如萨达姆当年觉得伊拉克是个大国了,打了科威特,结果马上被收拾了,那么伊拉克就根本不是大国。俄罗斯认为克里米亚是它的核心利益,于是就收复了克里米亚,而西方一通臭骂,但是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动作,说明没人能强迫俄罗斯,它就是大国。

小国只能靠规则博弈,而规则的执行力则有赖于大国的配合,如果大国不愿意配合,那规则本身就死了。多数时候,大国愿意配合,那是为了让更多的小国觉得它能主持公道,愿意与它结盟,从而打造一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有了这个更大的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它再去跟别的大国博弈的时候,力量就会更足。但是大国一旦进入一些非常状态,它完全可以甩开规则不理。

以上这几组要素,结合到一起,就会让我们对当今的国际政治、国际秩序有更深的理解。

比如,经常有些博流量的自媒体说,美国被什么什么事情吓倒了,美国要崩溃了,我们都可以放到这几组要素里来分析一下。

美国是个大国,没人能强迫它,它不会被吓倒。如果你认为美国要崩溃了,是因为美国在转向一个封闭性系统吗?如果你认为美国不会崩溃,是因为它仍然会坚持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吗?怎么去判断它是坚持开放性的,还是打造一个封闭性的?判断指标是什么?

同样,中国也是个大国,也没人能够强迫中国。中美之间的摩擦、竞争甚至对抗,究竟是地缘层面的还是观念层面的?双方各自力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所能够争取的人心是什么?

这些就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国际政治分析了,而不是那种国际八卦式的。如今,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太多的分析都是国际八卦分析,对我们做一些关乎未来命运的重大抉择没有帮助,所以,我们需要理解这些要素。

在以上这些要素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变量——技术。

技术的进步,会重新定义一系列的东西。比如,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仅仅从国际经济角度来说,不考虑宗教问题的话,中东价值不大,沙特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国。在炼油技术发展起来之后,中东突然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国际关节点,沙特也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大国。同样的道理,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之前,中国大概不会想到能够发展得如此快速,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技术的发展,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资源,什么是力量,什么是人心,什么样的叫大国,什么样的叫小国等等一系列东西。 

当我们把所有的要素都考虑进去,再加上技术这个维度之后,再来审视中美关系、全球秩序,就可以获得一些比网上国际八卦新闻式的分析更有价值的理解。

02 美国创新、中国制造、全球销售

在可预见未来,也就是至少未来十几年内,全球秩序将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在经济上,各国极度相互依赖,且这种依赖不会因为贸易、政治对抗而发生实质性的逆转;但在政治上,又相互不信任,高度对抗。这种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跟经济上相互依赖有关联。

今天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大体上可以用一个“三段论”来概括: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

图丨全球经济分工的“三段论”

先说美国创新和中国生产之间的关系,我有朋友在硅谷那边做投资,他们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投资有很多标准,但其中有一条是看这个项目在深圳有没有办公室。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让人相信这个产品有机会、有能力大规模地量产。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硅谷那些新技术、新产品而言,它要想大规模落地量产,就必须得跟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相结合。

还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些跟踪了很久的项目,一直不想在中国这边量产,于是到欧洲、日本等许多地方去寻找机会。找了很久,一直都没有成功,兜兜转转若干年之后,被迫再一次来到中国,迅速地落地量产了,这些全都是案例。

为什么美国有这样到处去寻找合作者的需求?为什么中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我在今年初出版的一本新书《破茧》里,仔细分析了这个过程。

美国之所以有这个需求,根源于上世纪80年代颁布的鼓励创新法案《拜杜法案》,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就不展开了,只是简单说它的客观效果:它使得美国企业对于创新效率的要求前所未有地高。

 

如果一家企业想确保创新效率,就必须得把生产环节、生产流程全都甩出去。如果自己来干的话,整条生产线都是自己的成本,一旦创意改变,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转型的成本非常之高。为了确保自己的创新步伐不被生产线局限,只好忍痛把生产线甩掉,让别人给我干,相当于把转型风险全部甩出去,我这边只负责创新。

而承接这个规模巨大的外包工作,需要在效率和弹性这两方面都非常出色。效率不高,人家凭什么把订单给你?弹性不高,你就没能力迅速转型,上游的创意一变,你就活不下去了。

怎样才能有弹性呢?就是不能太专业化,一旦特别专业化,一定会丧失弹性。可是不专业化,又没有效率,那么连订单都拿不着,想死都没有机会。

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本来是很难同时满足的,但中国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逐渐演化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适应了这个要求。

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城市生产钓鱼竿特别厉害,钓鱼竿是伸缩的,分成好多节,那里有很多厂家,每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节,同时所有这些厂家都有自己的品牌,在淘宝上开店卖。谁拿到订单了,便去找其他厂家买回另外几节,组装到一起交货。其他厂家拿到订单了,也同样是如此。

每个厂家都非常专业,效率很高,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从而确保了生产的弹性。

中国有太多的领域都是以分工如此之深的方式,形成供应链网络。通过这种供应链网络的方式,中国同时实现了效率和弹性,从而具备了承接大规模外包的能力。

 

而供应链网络一旦发展起来之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就是供应链网络的规模。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里面单个的小企业分工越细、越专门化、效率越高。同时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网络当中可以互为配套关系的企业、互为配套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整个网络弹性越好。

一旦网络规模突破了某个临界值之后,它就会带来一个实质性的变化,整个生产流程当中,综合成本控制能力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对于劳动和土地的价格控制了。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劳动、土地的价格仍然很重要,但对于整个大的网络系统、对于这个生态而言,劳动、土地价格占比在综合成本当中大幅下降,而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效率,我称之为广义的交易成本,它的成本占比大幅上升,从而使得单个企业如果脱离开供应链网络,运营成本会急剧上升

虽然你脱离开这个网络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劳动和土地,但综合成本当中更大的比例是由整个供应链网络运营效率、运转效率决定的,你如果脱离开这个网络,看上去劳动和土地的价格便宜了,实际上最后成本变得更高了。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就供应链网络的整体生态而言,丝毫不排除在具体企业的个案中,还是转移出去会更合适一些;整体生态难以转移,和具体个案可能会转移,两者并不冲突。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在21世纪之后,全球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都在向中国集聚,哪怕我们劳动、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已经不再有优势了。但就大的生产生态系统而言,中国的优势仍然无可撼动。

03 越南无法成为“世界工厂”

这里回应一个问题,在2018年时,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很多人都在担忧中国的制造业会大量外迁,尤其是外迁到越南。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就会被越南取代。我在2019年到越南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调研,调研的结果是:

往越南所谓的制造业转移,本质上来说根本不是转移,而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

比如,2019年10月2号有一条新闻,说三星手机工厂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家手机工厂,迁到越南去了。我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要问一句:到底是什么迁走了?

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原因在于,随着供应链网络的发展,生产过程中的企业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过去,生产一件复杂的产品可能需要100道工序,其中70道工序都是在一个工厂里完成的,只不过分布在工厂里的70个车间。这个工厂迁走了,就等于70个车间全走了,那确实值得担忧。但是,在供应链网络模式出现之后,这70个车间全都独立出来了,独立成了70个企业。那么,在企业迁走的时候,就必须得问是独立出来70个工厂全都迁走了,还是仅仅是当中的某一些迁走了。 回到三星迁走手机工厂这条新闻,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迁走了?

 

在越南调研期间,我在三星手机工厂门口看到有大量的集装箱卡车,每天下午过来卸下大量的手机配件。而这些手机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在广东的珠三角装车,第二天一早到了广西凭祥的中越边境口岸,通关后才到了越南北宁省三星工厂卸货组装,变成手机卖出去。

从珠三角运过来的这些货,货值大概有多少呢?我去到凭祥的中越边界口岸调研了当地物流商。其中一家物流商,是给三星配套运手机屏幕上玻璃的,仅仅是玻璃本身,不包括下面的液晶屏,而且它服务的那家供应商也不过是一个中等偏上规模的供应商。这家物流商每年运过去的相关货值都是价值几亿美元,而且其老板明确告诉我,在珠三角运到越南所有货品当中,他们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小。也就是说,从珠三角每年运到越南的这些手机配件,大概得有几百亿美元。

这种现象说明,70个工厂里可能也就最后一两道组装环节的工厂迁到了越南,前面大量环节工厂仍然还在中国。但因为最后组装环节那几个工厂的产品是终端产品,to C的,它的产品品牌为我们所熟知,所以新闻出来我们会格外关注。而前面那些环节工厂都是中间产品,中间产品是to B的,除非你是行业里的人,否则你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品牌。 

终端产品是要出口到美国的,它会直接面对美国关税的冲击,所以它迁到越南,这是合理的。可是前端的那些中间产品,本来就是卖给三星终端工厂的,过去可能是从武汉卖到惠州,在惠州组装;现在三星手机工厂迁到越南,那就从武汉卖到越南,犯不着连工厂也跟着迁到越南。 

也就是说,终端产品是有动力迁走的,中间产品没有动力迁走。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这种所谓制造业转移,不过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而已,供应链主体中心仍然在中国,而且半径还扩大了,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同时满足效率和弹性的能力又变得更强了,想往别的地方转就更难了。

有人就会质疑,越南现在从你这儿的供应链网络中采购元器件,完成组装,你说它对你仍然有很强依赖,它自己独立发展不起来。可是30年前,中国不也是这样吗?你怎么就认为20年后越南不会发展成今天中国、取代中国呢?这个事我仍然给出结论是:它达不到这样。

我会给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在于,要想真的达成中国这样,发展成一个新的世界工厂的话,一个很重要前提,就是你得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要发展出完整工业体系,其中很重要一点是要有自己的重化工业。没有重化工业,你要说作为一个完整生产体系,很多原材料自个都生产不了。原料生产不了,只能从别人那儿买,就会有很强的依赖效应。

越南是否能发展起自己的重化工业呢?答案又是,很难。

因为重化工业是高资本、低就业的,需要的钱多,需要的人少。而越南是个后发国家,资本匮乏、劳动力富裕。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跟越南这样的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相反,导致它很难在自由市场中内生性地出现重化工业。 

我们看所有能够建立起重化工业的后发国家,都是靠政府强力的刺激与扶持,日本、韩国都是如此,中国也主要是靠国企来发展那些重化工业。

 

越南可以用这个办法吗?答案依然是,不行。原因又跟我前面讲的国际政治那几个要素相关了。

国际政治要素当中的地缘关系很重要,越南没有办法选择它的邻居,它的邻居就是中国。而中国对越南有着规模、力量上的碾压性优势,在这种优势面前,越南天然会有焦虑。它需要找到另外一个能支持它的“大腿”,在今天,只有美国能胜任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越南在最近这几年跟美国、欧洲签订了一系列非常好的自由贸易协定。

不过,抱美国的大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必须得是自由市场经济,而只要自由市场经济,就意味着你无法靠国家强力催肥来发展重化工业。 有人又会疑惑了,当年韩国、日本也抱美国大腿,为什么美国就允许它们靠国家强力催肥呢? 

这又一次和国际政治相关了,原因是时期不同。日韩的发展是在冷战时期,当时政治立场是第一位的,只要政治立场上愿意站过来,经济不够自由市场化,美国可以容忍。如果不忍的话,有可能把对方逼到对面阵营上,对美国来说更不划算。 在今天的后冷战时期,你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就等于你在政治上怎么站位。你如果不走自由市场化的经济,那就跟美国这个阵营混不到一起去。一旦被排斥,也就没人有兴趣往越南转移制造业了。

越南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困境:

走国家扶持重化工业路线,就能发展起完整工业体系,但代价是必须独自面对中国;或是为了克服独自面对中国的焦虑,跟美国站在一起,相应地,发展自主重化工业这个事情就得搁置了。

越南选择了后者,因为独自面对中国,这份焦虑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化解的。虽然重化工业自己发展不起来,但不代表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发展了;当然可以发展,而且可以发展得很富裕。只不过,必须要跟另外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在经济上有深度的融合。而另外一个有重化工业的国家是谁呢?中国。

从越南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创新、中国生产”这个事在可预见未来是很难改变的,这是中国经济一个基础力量所在。

之所以我会作出这一系列判断,又是基于我刚才讲的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方法。掌握了这些方法再去看国际政治问题,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判断。

04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撕裂

中国现在也在努力创新,但我们的创新更多是从1到N的创新,而美国是从0到1的创新,这两种创新所需要的环境条件是不一样的。

从1到N的创新,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组织技术、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两点中国独步天下。而从0到1的创新,需要的是发达的基础研究和优良的科研环境,能从全世界吸纳高端人才,还要有非常低成本的融资环境,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又是跟法系有关,不同法系的融资成本是不一样的,普通法系的融资成本相对更低,而美国就是普通法系。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决定了美国在从0到1创新上的优势难以撼动。

 

那么紧跟着的问题是,目前中美之间激烈对抗,似乎正在要脱钩。如果脱钩能够成功的话,是否我说的这个结构就又作废了?但基于我的这些观察分析,目前我仍然认为脱钩脱不掉。说得更准确一点,在一些特定的高端技术领域,脱钩不仅能脱得掉,而且正在发生。但是两国经济要在整体上脱钩,根本脱不掉。

因为那些脱钩的高端领域的产品,大多是中间产品,不是终端产品。比如芯片,中国目前自己做不了,但芯片是个中间产品,没法直接卖给消费者,手机才是终端产品。芯片想要变成手机,必须得依靠复杂的组装环节,而这都是中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需要的是工艺能力,中国在这方面仍有不短的路要走;而中低端制造业需要的则是成本控制能力,在这方面,中国是无与伦比的。

虽然在工艺能力方面,中国很多时候是受制于人的。但这种“受制于人”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你的东西确实我做不了,我认账;但是你的东西做出来,必须先靠中低端制造业组装完毕,才能卖出去。那对不起了,这些环节都在我们家。

中美之间这种比较优势的不同,在十几年之内不会出现实质性逆转,因此,整体性的脱钩是做不到的。

当然,这不是说高技术领域的脱钩就对中国没影响了。它当然会带来很多影响,可能会让中国内部的企业在中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内卷,利润率变得更薄;但这与脱钩不是一回事,它需要的是另外的一些应对方案。 

既然中美在经济上如此深度依赖,为什么政治上还会不断推动脱钩呢?

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是中国制造业这些年的高速成长,带来了世界上一系列失衡,包括美国内部的失衡。

美国的创新产业、资本都很愿意跟中国的制造业相融合,因为这能提高它们的效率,符合它们的利益,所以这些领域的人,其对华诉求是更多的合作。

与之相反,美国传统产业部门的对华诉求更多的是对抗,因为在他们看来,就是中国人抢走了他们的机会。

这两个群体的规模都不小,从大选结果可以看出来,大致各占一半人口。这两个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使得中美关系变成了一种三边关系,即美国创新部门-中国-美国传统部门。 这种三边关系有点像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状况:

北方工业州渴求贸易保护,好让自己的工业品有竞争力;南方农业种植园州渴望自由贸易,以便能更便宜地从英国买工业品。南北政策诉求刚好相反,于是引爆了一系列问题。

当然,美国今天不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但是经济撕裂会演化成社会撕裂,社会撕裂会造成政治撕裂,于是我们看到最近两次美国大选都出现了严重的撕裂。

对于美国总统而言,他的政策选项有两种:

一个选项是一屁股坐在某一个阵营这边,这就是川普的选项;另一个选项是要做全体美国人总统,而不是一半美国人总统,这就是拜登的选项。

做全体美国人总统,就必须要既照顾创新部门对华合作需求,又照顾到传统部门对华对抗的需求,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相较于川普时期有所柔化。比如TikTok,当年控制它的政策已经取消了。

经济上柔化了,还怎么对抗呢?很简单,在别的领域对抗,比如人权、政治、观念,拜登上台之后,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对抗明显更强了。

由于美国内部出现的撕裂状态,有人得出结论:美国衰落了。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太草率。撕裂并不能证明美国衰落了,某种特定意义上,它反倒是美国强大的表征。

图丨全球秩序精神分裂的两方面

逻辑是这样的:美国的创新部门越有效率,它的撕裂性就会越强、越严重。而如今撕裂这么严重,证明了它的创新部门非常有效率,而美国真正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创新部门效率上。这种经济层面的撕裂十几年之后会自然消化,因为到时候传统部门失业的人们都已经退休了,领退休金了。川普想要通过经济政策,也就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来解决传统部门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几年的努力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而退休金属于社会政策的问题,经济政策搞不定的事情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消化。

美国在这十几年当中培养起来的新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参与到创新部门,或者参与到创新部门的衍生部门,美国经济内在有机的一体性会恢复。到那时,经济层面的撕裂大概就过去了。当然,美国社会层面因为种族问题等所导致的撕裂仍然会存在,是否会更严重也未可知。但绝不能仅仅因为看到今天美国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这种撕裂状况,就轻易判断美国要衰落。 

同样地,在全球秩序方面,中国的成长不仅让美国内部出现了状况,还让很多别的国家内部也都出现了状况。好一点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出现了撕裂,差一点的国家就干脆被挤掉了工作机会。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马太效应导致的结果。

中国诚心实意地想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渴望所有人能有所发展,但现在确实不如人意。怎么办?在找到办解决法之前,这个问题会恶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太能干了,导致我们没活干,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对抗。而各国之间经济分工又如此相互依赖,本来,相互越依赖,越需要政治上信任,但现在偏偏是越依赖,越不信任。这就是今天国际秩序中的悖论。

 

 05 升维突破的可能性

此时我们就要问了,这些困境是否有突破的可能性?它的突破点在哪儿?

我们今天可以得出结论的是,无论如何过往的国际秩序肯定持续不下去。因为过往国际秩序的治理方案中有个未言明的基本预设,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实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但这个预设在今天已经破产了。那么我们需要做一种观念层面的反思,可能的出路在何方?

我在做反思的时候打开一个脑洞,今天的世界很可能需要一种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在一个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之下,才能让所有人都得到发展,我们自己也才能发展得更长远,更持久。但全球再分配机制绝不能是我直接给你钱,直接给钱是一种最糟糕的再分配机制。它会败坏那些接受钱的人,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

我现在一个猜想,这样一种再分配机制应该通过一些穿透国界,不以国家为单位的那些产业来实现。在这些产业的运转过程当中,基于经贸过程找到某种新的分配机制,然后当下的困境才有解,我们也才有可能找到某种新的全球秩序生长基础。

任何一个产业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或说痛点,穿透国界、不以国家为单位的那些产业,也一定是要回应那些不以国家为单位,只能以全球为单位才能回应的那些问题或说痛点

今天我能想到的是三个领域,可能还有更多,能力所限主要想到这三个领域:数据问题、气候问题、病毒问题(公共卫生)。而这三个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没有办法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解决的。中国的防疫做得再好,只要有一个国家防疫做得不到位,你就不敢真的敞开国门。中国碳减排做得再好,如果有别的国家拼命在烧,你的所有努力全部作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根本无法以单个国家为单位来解决的。

这三个人类要共同面对的普遍问题,对应着三个产业:互联网经济、新能源经济、生物制药产业。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跟这三个产业的人在反复探讨,结果发现,就这几个产业的生产和创新环节而言,未来在中美两国以外的国家的机会也比较小。

那么,我一直在谈的全球再分配的机制,必须通过这些产业来找。具体怎么找,目前我只能是初步开一些脑洞,很明确的答案方案还没有,但基于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国际政治分析方法,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思考的方向。

有些朋友可能看到过我2021年出的新书《破茧》,在书中最后一部分,我仔细讨论了数字秩序可能会怎样构成一种新的全球再分配机制。这个机制该怎么设计、该怎么生成、该怎么自驱动,这个背后是有一系列东西可以被构想出来,从理论层面把它推导出来。

新能源、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未来我们也都可以打开一些类似的新脑洞,来构想新的全球再分配秩序以及相应的国际新秩序的可能性。

尤其是,随着技术的演化,会重新定义一系列问题。比如新能源产业,今天的中国在光伏领域有着全球碾压性的优势。而光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石油就不值钱了,中东就变穷了,国际秩序上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以及,美元现在以石油为锚,如果石油不值钱了,美元就得重新找锚。这个锚又是什么?我们目前直观的假想,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算力。但是算力要想进行有效运算的话,又依赖于分布式能源,以及所有这些能够顺畅展开的话,又和公共卫生紧密相关,所有这些彼此都是紧密的串联在一块,没有办法孤立地来讨论。

人类历史不是匀速直线运动往前发展,它是匀速直线发展一段时间,突然来一个剧烈的变化,就像量子跃迁一样,再匀速直线一段时间,再一个剧烈变化。我们要理解世界的时候,都是需要一些参照系的,在匀速直线运动时期,那个参照系是稳定的,于是世界对你来说是可理解、可把握的、可规划、可预期的。但是在这种量子跃迁期,之前所有参照系都作废了,你不知道如何理解、把握和预期这个世界

此时你需要的是突破过去各种各样观念、各种各样习以为常的那些套路,突破它们的束缚进行某种升维,才有可能有机会找到解决多重交叉问题的方案和路径。这样一种量子跃迁期,人类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每一次大战之后都是一种量子跃迁期。每一次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所谓升维的方式才解决掉,具体怎么升维,具体怎么样做到,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案例。

历史上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启发,未来我们也需要通过升维的办法找到新秩序的真正出路。

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精选授权钛媒体发表,并经钛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本文仅代表该作者观点,不代表钛媒体立场。
想和千万钛媒体用户分享你的新奇观点和发现,点击这里投稿 。创业或融资寻求报道,点击这里

敬原创,有钛度,得赞赏

”支持原创,赞赏一下“
大山之子 钛粉40333 钛粉69801 蒙MYH 钛粉28351 钛粉54471
468人已赞赏 >
468换成打赏总人数468人赞赏钛媒体文章
关闭弹窗

挺钛度,加点码!

  • ¥ 5
  • ¥ 10
  • ¥ 20
  • ¥ 50
  • ¥ 100

支付方式

确认支付
关闭弹窗

支付

支付金额:¥6

关闭弹窗
sussess

赞赏金额:¥ 6

赞赏时间:2020.02.11 17:32

关闭弹窗 关闭弹窗

Oh! no

您是否确认要删除该条评论吗?

注册邮箱未验证

我们已向下方邮箱发送了验证邮件,请查收并按提示验证您的邮箱。

如果您没有收到邮件,请留意垃圾邮件箱。

更换邮箱

您当前使用的邮箱可能无法接收验证邮件,建议您更换邮箱

账号合并

经检测,你是“钛媒体”和“商业价值”的注册用户。现在,我们对两个产品因进行整合,需要您选择一个账号用来登录。无论您选择哪个账号,两个账号的原有信息都会合并在一起。对于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感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