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到中国的人才问题时，说“年轻人应该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天分，年轻人过早进政府部门是人才浪费”。10月中旬，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工作启动，据说浙江省每4名报考人员就有1名想进国家税务局。针对上述中国人才缺少创新精神的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是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他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13年，他出版了《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试图探析亚当·斯密200多年前的老问题：国家是怎么富强的？而这本书对此问题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虽然熊彼特曾经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创新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费尔普斯老调重提将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从而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义”。实现这种繁荣的关键是大众身上所具有的创新精神。

1933年，费尔普斯教授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先后获文学学士，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其研究方向主要是宏观经济学、就业与增长理论等。他在学术上的名气，主要起源于他对与其名字非常容易混淆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挑战，这主要得力于其将个体选择与公共选择理论对接的能力。

他曾写有一本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入门》，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对这本教材赞赏有加，并且认为这本教材之所以没有流行，主要原因在于过于求新。

费尔普斯近年来一直关心和参与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讨论。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前，2004年，他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过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内容。2010年，费尔普斯开始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创建了教育部批准的首个创业、创新MBA项目，以体验式学习方法，激发中国学生的自我创新精神。2013年，他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抨击了中国学生大规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现象。可见，费尔普斯在中国的实践，就是对《大繁荣》一书主要逻辑和研究结论的实践。

费尔普斯最终的结论，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要死？也就是所谓的美好生活问题。这已经开始回到罗尔斯和阿玛蒂亚·森关心的问题。

从《大繁荣》一书写作的逻辑来看，这本书更应该看作实证研究的佳作，没有牵涉太多的价值判断。但是费尔普斯在书中提到了他和斯蒂格勒以及加里·贝克尔有关利他主义的争论，那场争论很难说有什么结论。另外，他还提到了他和罗尔斯作为同事（1969～1970年），办公室被烧、文稿逃过一劫的轶事。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费尔普斯的意识形态处于中间，是坚定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拥护者。

他的这种中庸性，决定了他的结论将不同于熊彼特等人。在推出结论的前一刻，费尔普斯又重新回归繁荣的基本概念，他追本溯源发现，希腊语的“eudaimonia”可以解释为“happiness”（幸福），但是更为精确的翻译是“flourishing”（繁荣）。正如作者引用的维吉尔的名言“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然后作者进一步引用了伏尔泰的《老实人》，强调“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作者还非常俏皮地引用了Lady Gaga《天生完美》的采访对话，强调发现“自己的内在身份、不断得到重生”的重要性。这样费尔普斯的结论就完全不同于熊彼特了，因为他把最根本的增长动力追究到了人自身的内在能量，这种能量独一无二，藏于芸芸众生中，而开发这种能量则是增长的关键。

正如凯恩斯说“人们学习经济学不是因为标准理论的结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实践中提对问题”。我想费尔普斯更希望我们这样来阅读这本书。

（左根永，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管理学博士）

《大繁荣》

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a·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作 者：【美】埃德蒙·费尔普斯

出 版 社：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