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法律史上一直反反复复、纠缠不休。在经济利益、政治权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传统信念与追求平等权利的进步思潮之间的碰撞。

曾经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哈利·威灵顿(Harry wellington)在他的著作《劳工和司法进程》中选择19世纪初作为他研究的起点，他给出的理由是：“当雇工联盟作为共同法律同谋在美国法庭上被起诉之时，就是美国历史的开端时刻。”所谓雇工联盟就是后来的工会，工会的出现意味着雇员之间可以形成一个组织和雇主进行谈判乃至斗争。在威灵顿看来，这种雇员组织的出现以及引起的恐慌是美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开端时刻。工会的出现和壮大意味着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的本质变化——美国真正进入到工业化社会。

在另外一种针锋相对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劳工法的历史就是限制自由的过程。时至今日，在有关工会的作用和劳工立法上的分歧虽然已经不再算是经济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课题，但依然担负着在美国社会中界定左、右或者共和、民主两党基本政治观点的任务。

在劳工立法的进程中，时至今日依然界定雇员和雇主权利义务的两部重要法律是1935年的《瓦格纳法》（又称《国家劳动关系法》）和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劳工法》（又称《劳工关系管理法》）。从两部法律的名字上看，后者更像是前者的实施细则，看上去有点像中国的《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之间的关系。但实质上，《塔夫脱—哈特利法》是对《瓦格纳法》的一次重大修正。在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议员看来，《瓦格纳法》赋予工会的权利过分了，必须用新的法律加以限制。

在1935年7月5日通过的《瓦格纳法》中，工会的集体谈判权被得以确立。法案规定，雇主不得歧视加入工会的员工，不得拒绝和工会的谈判，不得暗地扶持资方控制的工会。法案还要求成立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来裁决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纠纷。在迪克逊.维克特所著的《大萧条时代》一书中，对于这一法案通过的合理性是这样分析的：“单个的工人总是无助的，除非他获得可以通过组织起来的工会委派他的代表和雇主之间进行谈判。”

作为民主党的总统继任者，杜鲁门当然要维护老总统罗斯福任上的举措，《瓦格纳法》可以算是罗斯福新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对于临危受命接替总统职位的杜鲁门来说，1947年6月23日是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在他使用总统的否决权否决了两位参议员限制劳工的议案之后，参议院以超过2/3的多数票推翻了他的否决。

“今天参议院以68:25的投票结果——比必须的2/3票还多出6票，使杜鲁门总统对《塔夫脱—哈特利劳工法》议案的否决无效。东部时间下午3点17分，该议案成为国家法律。”《纽约时报》当天的报道以一贯平静的叙述开头。

接下来的这样描写道：“参议院摒弃了杜鲁门总统的最后一次简短的呼吁，在温暖、沉静、拥挤的会议厅里，参议院最终否定了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的多数劳工政策——20名民主党议员加入到了48名共和党议员的行列里投票否定了总统的否决。”

总统在议会被同党所抛弃，在美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以后也出现过多次。一方面，这是美国民主政治成熟的标志之一，在关键的是非问题上，美国议员可以超越党派利益依照自己的独立思考投出自己政党的反对票，而依然可以心安理得的呆在党内。另一方面，对于杜鲁门这样不是凭借竞选而是因偶然从副总统位置上坐上总统宝座的人来说，是一个颜面尽失的时刻。

参议员巴克利在投票前宣读了总统写给他并委托其公开的信，信写的立场坚决又情真意切：“我强烈反对今天下午参议院表决的劳工议案。我希望重申我的立场。我确信该议案将严重危害我们的国家。现在是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任何危害国家团结的措施将不仅给这个国家也给整个世界带来显著的危害。”这封信却最终没有打动参议员们。

两年多前的1945年，当作为副总统的他被第一夫人告知罗斯福总统已经离别人世的时候，这位总统的法律继任者懵懵懂懂地问：“现在，我能为您做什么？”第一夫人不客气地回答说：“不，提出这个问题的应当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现在所有的困难和压力都在你这儿。”

当初被认为是一种党派斗争妥协产物的杜鲁门，从来没有想到会有机会成为总统，更别说做好当总统的准备了。“1945年4月13日清晨，天气暖和，哈里·杜鲁门尚未起床，朦胧中似乎有件特别紧急的事情使他再也睡不下去。忽然他想起来他现在已经是美国总统了。于是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抓过衣服来——”这是《光荣与梦想》中关于杜鲁门的煽情描写，据说在很长时间内，这位新总统都是这样一种状态。

在适应了新角色之后，杜鲁门下达了在日本空投原子弹的命令，迅速结束了二战，并且在冷战初期实施马歇尔计划，遏制了苏联的攻势。杜鲁门的威信逐渐建立。在国内事务上，杜鲁门继承罗斯福的新政衣钵，提出了“公平施政”的理念。“该计划呼吁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法定最低工资，通过政府投资保证充分就业，建造公共住房消除平民窟，坚持长期的公共基础设置建设，政府资助科研项目。几个星期后，他又增加了新的建议如推广全民医保。”（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

当然，杜鲁门的方案遭到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在1946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选举口号是：“你受够了吗？”众多的美国中产阶级用他们的选票回答说：“受够了。”

中产阶级对新政的厌倦来自频繁的罢工，对那些正在望眼欲穿的筹划购买汽车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汽车工人的罢工让他们心烦意乱。1946年有500万人参与了罢工，损失共107476000个工作日。蓝领的不满来自社会对其在二战期间无私奉献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的不满。在1941-1945年期间，工人们自愿加班，赚到钱又积极购买公债。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要求工会保证，战争一天不结束，工人一天不罢工。在这之后，除了偶尔的偶发罢工，美国工人信守了这一诺言。

随着战争的结束，军工需求迅速降低，除了蓝领工人之外的所有人都在享受胜利的喜悦，蓝领工人用罢工表达他们的不满。从1945年9月福特汽车开始，罢工如多米诺骨牌般席卷美国。汽车工人、钢铁工人、煤炭工人、纺织工人都先后卷入到罢工浪潮中，最严重的1946年4月18日，两个最大的铁路工会宣布即将罢工，这意味着美国全国的交通将陷入瘫痪。一向和工会保持良好关系的杜鲁门被彻底激怒了。

在杜鲁门准备发表的对全国的广播中，他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让我们把国家还给人民吧。让我们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绞死几个叛徒，确保我们的民主制度吧。来吧弟兄们，动手干吧”。总统来到国会，要求授权他把所有罢工的工人强行征入美国武装部队，让军队接管铁路。在48小时的最后通牒之后，工会服软，要求全国煤矿和铁路工人恢复生产。杜鲁门终于硬气了一回，像一个真正的总统了。他的助手说“他大摇大摆的回到白宫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睾丸碰的叮当作响。”

杜鲁门赢得了和工会的战斗，却让共和党人抓住了把柄。新通过的《塔夫脱-哈特利》授权总统可以下令禁止危害国家安全和全国停顿的罢工行为，宣布只能使用工会会员的公司为非法，宣布禁止工会会员胁迫雇主和其他非工会会员，宣布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工会领导等政策。

从立法的时代背景上看，《瓦格纳法》和《塔夫脱—哈特利法》两部法律其实是左右两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阶段性胜利而达成的最终平衡。正如《塔夫脱—哈特利法》的提案人之一塔夫脱参议员在他的提案最终在议会通过后说表达的：“雇主曾经在与个人的交涉中享有一切优势时，联邦政府改变了这一平衡关系，让现在的劳工领袖享有一切优势。而新议案的目的就是让这一平衡关系回到双方能够平等相处的地方”。《纽约时报》1947年6月24日有关新的劳工法案被通过的报道中用塔夫脱的这段话作为结尾。

60多年后，这段话似乎依然立得住脚。只不过，这种平衡已经变得不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新的矛盾代替了以往的矛盾。尽管在寒风中伫立“占领华尔街”的人们的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曾经的岁月中工人争取劳工权利的影子，但显然，时过境迁，有关集体谈判权的激烈争执已经如过眼云烟。华尔街的贪婪与“99%”的不满，需要新的法律来界定，寻求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