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企业主纷纷“跑路”而引起广泛关注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潮，很多讨论把焦点集中在紧缩政策以及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限制，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来自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有90%的家庭或个人、59.6%的企业参与。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高达40%。不难看出，以草根制造起家的温州已经开始把重心调整到房地产和金融产业。

这是个案吗？显然不是。

研究一下2011年上半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中报会发现，很多上市公司靓丽业绩的真正支撑，却是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银行理财和委托贷款。例如ST波导2011年中报显示净利润为3514.58万元，其中对外委托贷款所取得的收益为1773.83万元，占净利润的比例高达50.47%。

而随便看看财经新闻，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开始涉足高利润的房地产，包括海尔、海信这样的家电巨头都开始在全国推出自己的楼盘。

与此相对应的是，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的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平均只有1.41%；研发强度在3%以上的也仅占17.77%。很可能的推断是，与温州很相似，企业大部分的自由现金都流到了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上去了。而在全球，全世界研发投入的80%、技术创新的70%、技术转移的60%都是由世界500强企业主导完成的。

中国经济已经貌似很强大，2011年，有69家中国企业（包括台湾地区）进入《财富》500强的名单，数量就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3家。而从GDP、进出口额、外汇储备等硬指标来看，中国也俨然是一个经济巨人。但是抛开环境、人口、资源这些限制因素不谈，仅仅对比一下中美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很大的问题——我们太缺乏有足够竞争力的实业公司作为根基了。

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石油、农业银行、中海油、中移动、中石化、交通银行和中信集团，全部是国有金融部门和垄断性国企。而反观2011年美国企业500强利润排行前10名，除了石油公司、电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也同样有苹果、沃尔玛、微软、IBM和强生这些在运营和创新方面表现极其强劲的公司。

当我们有限的资源（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企业家们的精力）都在迅速向金融和地产这些“快钱经济”倾斜，当我们国家最强大的企业的竞争力是根植于垄断的时候，产业的空心化就不可避免，整个经济就将越来越向一个只追求分配财富、而没有人创造财富的巨型传销体系演化，成为一个立足于沙地的倒金字塔。

20世纪初英国保守主义代表约瑟夫·张伯伦（历史上著名的绥靖首相的父亲）曾说过：“金融业过度发展将会使英国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而且不能够自给自足。总之，国家会变得‘富有而脆弱’。”

他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英国正处于“日不落帝国”鼎盛时期，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人热衷于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 1913年，占英国总人口1%的富人拥有了全国财富的69%，这些富人多为金融家、贸易巨头，而工业企业主财富大幅缩水。

虽然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说过，将年代相隔遥远的时代进行对比是极其危险的。但我们很难回避这样的历史事实——过去几百年里，每当一个强国的金融业占据主导地位时，同时也是产业空心化最严重、社会财富最集中、贫富差距最大、走下坡路的开始。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荷兰和19世纪的英国莫不如此，目前全球面临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动荡也与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中国的问题是，当我们开始远离实业的时候，我们真的那么富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