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只是薄薄的一本小书（还有一半是英文），是他为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所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所专门撰写的主题论文。正如张五常在自序中所言：“2004年末，我大致解通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知道这制度史无前例，写得深入全面，此文的重要性自成一家。”

1.为了理解中国，我以合约的关系来看社会里的人际互动。……我最初的解释，是天生下来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平等地“无产”，人权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再过两年，我看到深入一点的真理：中国的等级排列其实是合约的约束，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

2.这里的重要含意，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30年来的发展的中心所在。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的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我将指出，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处在上述的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

3.1984年中期，贪污开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为贪污是替代了早些时的后门交易。这清楚地显示着等级排列的制度开始瓦解。但当北京于1985年公布他们计划把产品分类管制，我立刻大声疾呼，说中国正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贪污的权利被管制法例界定了，中国的改革会停顿下来。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声浪变得强大了。产品分类管制是放弃了的。

4.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分子或者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

5.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成为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6.把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上去有困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考察这项目时，主要的困难是工业的资产要折旧。维修保养与再投资的责任所属，上头政府与下面国企之间常有争吵。

7.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亏蚀的国企的困难再不是资产贬值——它们没有什么还可以折旧的了——而是要吃饭的国家职工没有补偿不能解雇。二十一世纪开始，这些亏蚀的国企成功地近于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协助是地价上升了。

8.如果一定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选出一项关键的发展，我的选择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业的承包与工业的层层承包组合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这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者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限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

9.区域竞争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次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10.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

11.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12.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次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以我之见，多加了一层竞争是回答我说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新意。

13.增值税给政府带来最高的收入，县干部最关心此税。我们的分析集中在增值税：产出价值扣除原料与其他一些琐碎费用之后的17％。问题是增值17％的抽取究竟是税，还是租呢？我认为是租不是税。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任何投资者，只要用土地争论是租还是税有点无聊。问题是在经济学的传统中，说争取最高的税收必遭批评但说是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则往往被认可。房地产从事生产，都要付此税。其二是只要有产出，不管有没有利润，都要付此税。

14.近距离地观察了中国30年，我认为那里的经济波动主要来自政策的转变，而西方经常提及的内部性的“商业周期”中国一丝也看不到。

15.从这个世纪转换的时候看，以一个天然资源相对地贫乏的国家而言，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

16.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信以及庞大的垄断性国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