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萍是河北石家庄市赞皇县口头村的农民，今年72岁的她一辈子靠土里刨食。不过几个月前，她给自己买了一部新手机──虽然一般用塑料布精心包裹着有点舍不得用。

“其实这个手机还算不贵了，政府还给补贴钱了呢。” 王金萍说：“我也不是为了赶时髦，主要是参加了合作社之后，事情特别多，有手机方便啊。”

在尚未见底的全球经济危机面前，拉动内需已经成了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而9亿农民的庞大消费市场，显然对此任务意义重大。国家去年连续出台的众多“下乡”计划，就是基于这个思路。但是，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只有4300万左右的农民家庭月收入达到了1400元左右，一系列“下乡计划”起到的作用恐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相对来说，如何让中国农村的生产力被进一步释放，进而释放农村的消费力，似乎是个更关键的问题。

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后，类似王金萍的很多农民开始加入到具有商业企业性质的合作社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农商关系”结构。“这种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形式，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综合生产能力的最好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这样评价道。

当农民找到组织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句话用在合作社身上最贴切，也是大多数合作社产生的起点。

“当时一听合作社，都觉得新鲜。更没想过我们乡下人都不用土布了，但也能挣钱。”王金萍参加的合作社是专门生产土布，然后制作土布服装和布艺的企业。用传统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土布，连王大娘也有几十年没有做过这些活了，所以当时对重操旧业，心里很是没底。

“我们的领头人承诺不花钱就可以进社，还给发纺车和织布机，等到我们织成了布，卖了钱可以再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仅有十几个人的赞皇县土布专业合作社在2007年成立了。成立不到1个月，正值《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前夕，社会上支持的呼声很高，河北电视台等媒体便对其进行了报道，当年社员数量便达到300多名，1年后这个数字迅速扩大到1200多人，织布机的数量也从成立时的5台发展今天的300多台。

赞皇县土布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分为一般社员和核心社员，一般社员能够通过合作社取得棉花种植、纺线、织布、缩水、下脚料的处理、加工床单六项收入，核心社员除了获得以上收入外，还享受合作社利润（扣除12%的公积金以外）的分红，其中棉花的收购价格相比于同品质的市场价高出0.5元至1元不等，极大地促进了社员种棉积极性，也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供应。经过近两年的发展，社员里面像王金萍这样用上手机的已达80%，社员年收入从原来的950元，到今年大部分可望突破6000元，高的已经涨了10多倍，突破了万元。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距离赞皇县300多公里的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陈红菊去年“总共种了7亩地，担心不好卖，只种了5亩西瓜”，今年，则全部种上了西瓜，“有了合作社收购，而且价格在同等品质的情况下比市场价还高出5毛钱左右”。陈红菊家里有两位老人，孩子在上学，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根本顾不上家里，“其实自从加入合作社，不光是西瓜好卖了，主要是忙不过来的时候，社里还会派人来帮忙”。

现在，陈红菊每亩地比原来年收入多2000多元，而且社里还统一为农民购买种子、化肥等。合作社每年有两次分红，第一次是拿出利润的30%，按照股份分红；第二次分红拿出利润的60%按照交易量的不同进行分红，以鼓励社员生产出更多的优质西瓜与合作社交易；最后的10%留作合作社的流动资金。不到两年，合作社从最初的40户达到今年的242户。更重要的是，农民开始“高看”起自己这区区几亩地来，浇水施肥打虫等原本枯燥的农活现在都有了特别的意义，社员们学会了精耕细作，交流沟通也多了起来，“我们感觉像个组织了”，陈红菊这样说道。

实际上，自2007年以前，农业合作社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全国的专业合作社发展进入到一个“井喷”时期，仅王金萍所在的赞皇县就陆续成立了40多家专业合作社。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去年底，全国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1.09万户，比2007年底增长了316%；实有成员总数141.71万个，成员出资总额已经达到了880.16亿元，比2007年底增长了近400%。

50年前，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30年前，农民可以自由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现在，农民们开始尝试着组织起来，分享一些生产资料和耕种经验。当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单个农民面对经济形势的大变化，很惶恐也很激动。

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售农产品、购买生产资料、寻求技术服务。由于量小且分散，产品售价相对较低，生产资料购买价格相对较高，享受技术服务相对较难，进一步发展生产受到局限，增收困难。自然存在着的小农与大市场的不平等谈判地位，使得农户也不能分享到与农业相关的二三产业的增值，众多小农不得不沦为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民收入也就自然徘徊在低水平的状态。

所以，单个小农通过合作社方式组合起来以合作的方式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联合采购生产资料和技术服务，甚至自己发展深加工产业。这种合作带来的规模效益和对下游链条议价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降低了生产资料购买成本，还能更便捷地获得技术服务，从而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内形成利益共同体，社员既是‘用户’又是股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对外不仅可以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且与个体以及中介相比，合作团队作战的方式更能显示出协作竞争的优势。”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杜吟棠分析道，“内外结合，农民直接参与到市场经营中，这种新的农商关系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

农商结合部的领头人

在农村，带动合作社模式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另类人物”。

崔雪琴是赞皇县土布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她在19岁时便做起了服装生意，在赞皇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她所代理的服装厂家出了问题，多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当时大病了一场，连死的心都有，但是又不心甘”，回到自己的老家，她在舔伤之余开始思考人生的下一步。“自己做了多年的服装生意，为什么自己不能做服装呢？”多年的服装生涯，炼就了崔雪琴的独到眼光，用土布做的衣服和床品既绿色环保，又柔软舒适，现在人们都崇尚绿色自然的消费观念，把压在箱底的老土布再次推向历史舞台不是没有可能，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迅速勾勒在崔雪琴的脑海中。

万事开头难，“当时和别人说自己纺线织布再卖衣服，很多人都不相信”，认准了就不会回头的崔雪琴便挨家挨户的“布道”，终于说服了十几个人。她把户口从石家庄迁回到口头村，出资购买了纺车、织布机，合作社终于成立了。 “开始时是从市场上采购棉花，”崔雪琴说，“后来猛然醒悟，如果要保证产品质量，一定要从源头抓起。”于是她又跑到石家庄买了彩棉种子，建立起自己的基地。短短两年，就达到了1000亩。

为了摸清市场行情，崔雪琴又跑到山东、河南等地进行考察，发现市场上出售的土布大部分不是真正的手纺、手织的产品，成品也不是很丰富。经营服装的经验告诉她，对土布进行深加工一定有市场。后来她开发出了包括服装、床上用品、小饰物三大系列100多个品种的产品，市场反应出乎意料的好，销售率都保持在90%以上。

她注册了“原村”商标，为了打造品牌，合作社先后在石家庄、保定等地建立了6家专卖店，“合作社得有自己的销售渠道，不光为了掌握定价权，更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品牌。”

与崔雪琴类似，北京老宋瓜果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宋绍棠，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做过泥瓦工、电器修理工的他，最后还是干起了农民的老本行——种地。他所在的大兴西瓜远近闻名，他一种西瓜就是10年，是远近闻名的西瓜大王，但西瓜价低难卖一直是他心里的疙瘩。 “当时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最后决定咬牙自己开发50亩西瓜科技园。”

当时头一个反对的就是他父亲，他怒斥老宋“咱就把地种好就可以了，别白日做梦。”以至于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不理他。但当时铁了心的老宋毅然搬到工地和工人同吃同住。“家庭关系直到去年才缓解，开始的大半年其实我都住在办公室。”

也难怪老宋的家人反对，当时老宋自有资金仅有十几万元，“这点钱根本不够建设科技园。”幸运的老宋赶上了大兴区“银农合作”项目实施，在政府的帮持下，顺利地拿到了贷款，科技园就这样建成了。

老宋多年的心得就是：“个体的农民抱成团，才能与大企业的规模化生产相抗衡，从而分得相应的利益。” 目前，老宋的合作社采用统一购置西瓜种、有机肥等生产资料，还注册了 “宋宝森”商标，并且成为著名的品牌──这个牌子的西瓜价比同类西瓜价格高了不止3倍，仍然供不应求。去年老宋的西瓜甚至上了北京奥运会运动员们的餐桌。这些年，合作社西瓜的销售收入每年以40%速度递增，去年便达到了800余万元。

像崔雪琴和宋绍棠这样的农村合作社领头人，在中国大有人在，不过这些领头人的性格往往有着很强的共性，比如头脑挺灵活，意志坚决，但是他们依靠的大多也是这些原生态的智慧，在专业知识和商业视野上还是很有限的。对这一点他们似乎也很清楚，所以他们对自己带领的合作社的未来，多少有些不踏实。

前面的路上有太多他们无法掌控的因素……

在路上

合作社是农民互助的组织，虽然国家专门为之立了法，也呼吁地方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和行政干涉还是不可避免地阻挠着它的发展，甚至有些村支书放出“宁可受穷，不需要致富”的狠话。比如本来不到200平方米的闲置破旧库房，当崔雪琴租来做厂房时，一年的租金竟然高达15万多元。“如果在全中国的维度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与不和谐，那么在地方的维度一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会更加激烈。”一位农业专家如此评价道，“这对推动农村合作社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大问题。”

除了外部的阻碍，合作社自身发展也在遭遇瓶颈。比如融资渠道匮乏就是第一难。“刚成立时，规模小、见效慢，根本不可能拿到贷款。”崔雪琴有一肚子的苦水，“要不是很多朋友帮助，合作社很可能要流产。”即便是今天，崔雪琴也非常渴望能得到投资。因为她有种感觉，合作社还是要努力做大，不能有小富即安的心态，而要做大就需要品牌、渠道和资金。

“我希望首先投资方要热爱农业，不能仅为投资回报率而来；再者要懂管理，毕竟农民的观念还没完全转变，需要用人性化管理方法感化他们；最后投资农业可能周期会比较长，希望能够有足够的耐心。”显然，崔雪琴对资本的认识还比较“朴素”，可以想见其寻求资本支持的道路会非常艰难。

资本匮乏带来的问题就是无法建立自身的渠道体系。实际上，目前合作社在渠道建设方面，大都采用农超对接体系。农超对接是原来公司+农户的一种变体，本质上还是公司+农户。表面上看，农超对接体系，合作社好像参与到农产品的销售等环节，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由于我国合作社发展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与超市等大企业相比都仍然很小，并不具备对等的谈判实力，也会逐渐沦为初级农产品生产基地。

“未来合作社的发展应该走联合之路，就是建立区域性、行业性的联合，合作社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增强合作社的实力。”杜吟棠认为，“只有这样，合作社才能在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制造自己的产品，打造自己的品牌方面取得更大发展，这将是未来合作社发展的主要趋势”。

比如美国“新奇士”脐橙就来自“新奇士”合作社，该社是个体果农自发组织起来的，脐橙、柠檬等都统一为“新奇士”商标，每年销售水果8000多万箱，是美国10大销售合作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合作社，甚至还推出商标授权计划，授权全世界各地有能力的合作伙伴使用其商标，并收取不菲的专利费。

记者调研中同样发现，合作社对新技术有着很强的渴望，比如现在方兴未艾的电子商务，崔雪琴也有类似的想法，“不是不想做，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为此，她专门把女儿送到北京学习计算机技术。她甚至很不满地说：“现在有家电下乡等政策，为什么现在没有电子商务下乡？”

记者了解到，目前虽然有全国农村信息化工程等，但是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合作社的需要。一方面是如火如荼的合作社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方兴未艾的电子商务市场。虽然不断有一些区域性的农产品销售平台明星般地出现，但是对于渴望建立自己的渠道和品牌的合作社而言，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淘宝这样的平台似乎是更好的选择。只不过，对那个陌生的互联网世界，这些农民实在是有些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