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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APP注：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但新冠相关的个人信息泄露似乎还未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仅11月中下旬以来，就发生了多起新冠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再次将个人隐私保护推上风口浪尖。

12月8日，成都市卫健委公布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名患者赵某，因活动区域较大且停留场所主要集中酒吧等。随后，疑似赵某的身份证号码、个人照片、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开始朋友圈、微博等平台流传，遭受网络暴力。

对于网友调侃其为“转场皇后”，20岁确诊病例赵某通过今日头条平台实名发文，向成都市民道歉，并表示自己同样是受害者，辗转成都市内的多个酒吧时并不知道奶奶已确诊，她本人有第一时间配合防疫部门做了流调工作。她还做出澄清，自己的工作只是在酒吧负责气氛和营销。

至于是谁暴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赵某表示不知情，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要来攻击自己。

据澎湃新闻报道，成都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一名工作人员当天上午表示，针对“病例赵某个人隐私疑被泄露”一事，公安已介入调查。网传信息是否属实需等待调查结果，具体情况、调查结果可通过官方渠道了解。

而成都市疾控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确诊病例相关信息由卫健委及政府部门公布。至于病例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被泄露的问题，“公安部门会涉及，该查的要查”。

无独有偶，11月19日，天津瞰海轩小区19号楼居民杨某成为天津第144例新冠确诊病例。当晚，一份来自非正常渠道的《关于天津市泰达医院报告一例新冠肺炎阳性检测病例的初步调查报告》开始在社交媒体传播，里面记录了杨某和其家人的详细家庭住址、手机号等信息，以及杨某近14天全部行程，包括他在不同场合接触过的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码等。

最初，杨某的相关个人信息仅限于天津当地，然而，由于杨某曾去过苏州、宁波等地，随着相关地区的通报，杨某的个人信息泄露范围进一步扩大。就这样，杨某朋友的电话也不断被骚扰。

据北京青年报，天津市疾控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疾控人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时，为了梳理传播链，必须刨根问底询问很多细节，这使得一些患者有所顾虑，“有的患者担心会把个人的生活暴露在公众面前，我们会第一时间保证，肯定是保密的，保护个人隐私。”

11月9日，上海新增一位新冠肺炎患者王某某。当晚，一份标有“关于浦东一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调查情况简介”在网上疯传。有关王某某密切接触者的信息，包括“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身高体重信息、身体BMI指数、父母的住址、最近行踪”等全都列在一个文档里，在当地社交媒体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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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隐私泄露事件引发热议。心理学家张怡筠在个人微博表示，暴露确认者隐私的做法太过分，确诊者如非故意传播，都应该被保护，要防的是病毒。

事实上，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确诊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春节前后，各地武汉返乡人员的名单在各种家人群、同学群中疯传，家庭住址、身份证号、手机号的隐私信息一应俱全。个人信息“裸奔”之后，不少人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泄漏个人隐私的事情如果不查清楚，不仅会对今后的防疫工作造成阻碍，随着个人信息的进一步扩散，被不法分子利用的可能性也会急速攀升，从而威胁整个社会的安全。

那么，究竟是谁泄露了个人信息？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每当新疫情出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往往是最早接触到感染者，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也就是说，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是第一批接触到感染者信息的人。”深圳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助理孔东锋向健康时报介绍，除了疾控中心人员，随着联防联控工作开展，医疗机构、行政机关、社区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都会加入进来，相关工作人员都可能接触到感染者和密接人员信息。

“由于联防联控涉及多部门，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传染病疫情、感染者隐私信息的保密意识参差不齐。”孔东锋表示，也正因如此，为了避免个人信息泄露，新的工作人员加入防疫工作时，都应进行岗前培训，对于感染者以及密接者信息、流调报告保密是培训首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新锐对南方都市报表示，得传染病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但个人因此遭受敏感信息泄露，并有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出现这种情况“需要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他强调，如果国家机关或负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出现数据泄露，同样需要承担责任。

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且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

据了解，在多起类似信息泄露事件中，相关工作人员已受到处罚。

2月21日，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一名患者及其丈夫、公公、儿子等共计16人个人信息泄露，涉及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在该事件中，因传播患者及其亲属的个人信息，北仑区新碶派出所辅警叶某、新碶街道小山村村干部史某某分别被行政拘留六日、罚款五百元。

2月5日，浙江平湖卫生健康局执法人员发现，有微信群传播某新冠确诊患者的病历资料截图。调查结果显示，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执业医师徐某，私自将患者的电子病历首页拍照发到同学微信群，然后该照片被广泛传播，导致患者及其家人的正常工作、生活和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最终，该医师受到暂停执业活动6个月的行政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病毒追踪和隐私保护之间一直存在争议，最典型的莫过于世卫官方开发的疫情追踪神器。

美国医师Daniel Kraft是相关工作的领导者，他将这款应用程序描述为COVID-19的导航软件。在该应用程序上，通过查看被感染者手机中存储的位置记录，并将这些信息与其他人的数据进行交叉联系，公共卫生当局就可以迅速而准确地确定谁是密切接触者，谁处于危险之中。

阻止病毒的传播，首先需要做的是迅速找到并隔离感染接触人群，而Kraft团队开发的这款追踪APP，似乎正是控制传染病扩张的利器。但是，利用手机位置数据来跟踪感染者的移动，并警告可能受到感染的人，这又会涉及隐私问题。

对此，艾伦・图灵研究所的伦理学家David Leslie说，“我们生活在数据泛滥的时代，但大流行的紧迫性不得不让当局和公众权衡隐私的价值，以及收集数据可以挽救百万生命的可能性。”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曾在《金融时报》发表长文《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表达了对隐私的担忧，也畅想了未来的情况。他表示，近年来政府和公司都在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来跟踪、监视和操纵民众。但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现在的这种流行病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下列情形除外：……（二） 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常法中心的有关律师指出，在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行政机关公布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等行踪轨迹，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有效防控疫情，其公布信息中涉及到的个人隐私不应认定为侵犯隐私权。“但网友擅自发布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应当认定为侵犯了隐私权，并承担相应责任。”

（钛媒体APP编辑刘萌萌综合自澎湃、北青报、健康时报、南方都市报、界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