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逃离服装厂、放弃铁饭碗工作,我在武汉做潮牌主理人

显微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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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8

278天后,他们渴望一次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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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逃离服装厂、放弃铁饭碗工作,我在武汉做潮牌主理人

00:00 13:59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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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显微故事,作者 | 殷夕,编辑 | 万芳

如果你想理解一座城市,最简洁的方式,莫过于去观察这座城市的人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相爱又如何告别。

如果漫步武汉街头,你会发现酒吧、餐厅、江畔步行道和夜市再次人潮熙攘。

武汉,也是王钰淇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

5年前,他开了一家淘宝店,随后开始转战天猫,成为一家潮牌。

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却是房价、粮食蔬菜和双十一,“希望武汉能找回失去的时间”。

今年双十一,连武汉街边小店也打出促销标语,想从消费狂欢节里分一杯羹。

这座城市再次出发,生活其中的人,从未像今天一样渴望证明自己,其中也包括王钰淇在内的国潮主理人们。

一些旧事物幸存,一些新事物出现,一些变化保留了下来。

“在那个逝去的隆冬,他们终于知道,他们的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以下是关于他们和武汉所发生的真实故事:

 

从服装厂逃离到上海,重返武汉我已是潮牌主理人

  • 王钰淇  Letrottoir品牌  主理人  85后  武汉人

服装是我现在的生活圆心,每天我都以7x24小时的速度围绕着它旋转。

但在我小时候,我对服装一点兴趣,甚至一度非常厌恶。

从小我就记得爸妈每天都要在服装厂工作,忙起来都没时间陪我。

那时我就觉得,服装抢走了父母对我的陪伴,我从心底厌恶这些衣服。

此外,当时工厂里的服装款式也很古板,我本能地觉得所有衣服都很难看。

直到高中,我开始接触美术、设计,这个观念才有了改变。

还记得当时,我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国外设计师的作品、参观了不少秀场,我忽然发现,原来这几块布也可以玩得很出彩。


图 | 王钰淇

图 | 王钰淇

重新认识服装设计的边界后,我兴趣大增,还自己设计了一些新颖的服装款式。

没想到,爸妈把我的设计骂得狗血喷头,还说这种衣服太奇怪、不会有销路。

他们对我的打击很大,但我不服,你们只知道设计那些老土衣服、看得懂我的设计吗?

为此我索性离家出走,只身一人跑到上海学服装设计,但现实依然给了我一记“闪亮的耳光”。

2014年,我受一个学妹在朋友圈内卖国潮服装的启发,动了“我也自创一个潮牌”的念头,“Embrace the darkness”这个品牌就这么诞生了。

它的设计风格很强烈,品牌的中文意思是“拥抱黑暗”,所以服装全系列的色调就是黑、白、灰。


图 | 王钰淇自创品牌Letrottoir早期设计风格

图 | 王钰淇自创品牌Letrottoir早期设计风格

我又带着这个系列回到武汉,租了个仓库,用自家的服装厂把10多个款式每款做了100件。

紧接着,我拉了两个合伙人一起做官网、宣传视频、公众号,还曾同时和70多个有意向合作的人一起开了远程电话会议,一切都像往积极的方向走。

但真实惨淡的销量却告诉我,这不过是我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那些人听完会议,却迟迟没有下单的意思。几百件货积压在仓库里,搞得我每天都焦虑得睡不着觉、满脑子想着卖出这些衣服。

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新的合作商沟通,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15年上半年才逐步缓解。

2016年,我的品牌算是步入正轨、入驻天猫店,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虽然这过程中有不少人进店,但真正下单的却没几个。

我看好的款式大多卖得差、卖得好的款式我个人又不喜欢,我总抓不准市场的喜好。我任性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不想妥协。


图 | Letrottoir的设计师们

图 | Letrottoir的设计师们

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2019年下半年,我准备全力以赴大干一场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挡在了起跑线外。

停止发货、停止接单,这些情况在我看来都还在承受范围内。最让我崩溃的是眼看着希望来了,又在眼前破灭。

疫情过后,我们店流量掉得太多,说直白点,过去两年我们所有做的准备和努力基本都付之一炬,我们几乎等于要重新做一个网店。

我要对自己曾经的任性买单,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再继续任性了,转型迫在眉睫。

在设计中加入一些大众能接受的元素,现在看来这种转型不能算是妥协,只是品牌向日常服饰方向演变的发展需要,也是一个必经阶段。

这个阶段过后,未来还可以继续追求自我风格,只是那时我没能早些想透这个道理。


图 | Letrottoir近期设计风格

图 | Letrottoir近期设计风格

幸好,疫情在五六月份逐步趋向稳定,今年的双十一我或许还能有些盼头。

一场疫情并没有打乱潮牌在武汉上升的趋势。

这场疫情让更多年轻人建立了民族自信,也让更多年轻人关注到了国潮品牌、尤其是在疫情的核心地区——武汉。

过去两年算是武汉潮牌市场高速发展的阶段。武汉高校多、年轻人多,每年都会有一波新一代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为潮牌发展提供优越的市场环境。


图 | Letrottoir的工作环境

图 | Letrottoir的工作环境

我还计划,等一切企稳,明年我也打算加入本地潮牌大军、在武汉开一家线下实体店。

年少时,我可能无法想象,我这样一个叛逆少年有天回到老家、和父辈做相同的工作。

但我和他们又有些不同,他们当时做的只是遮风避雨的传统服装,如如今我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出了承载着更多文化需求的服装、传达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吧。

从潮牌迷弟到主理人,潮牌创业绝对离不开武汉这个新兴市场

  • 董槐  Blind no plan品牌主理人  90后  常居武汉的江西人

我高一就入了潮牌的坑。

那年暑假我和哥哥去上海旅游,当时上海街头已经有不少潮牌店。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些设计风格鲜明的服装,很快就被这种“酷炫”的衣服震撼到了。

很多年轻人喜欢潮牌,喜欢的不仅是那种设计风格,更是这背后所蕴含的性格、文化。我们都希望通过更酷的穿着,变成更酷的人。

但无奈当时我还是个穷学生,潮牌服装的价格是我等学生党鞭长莫及的。

我在武汉某大学学了四年市场营销,读书期间我琢磨的最多的就是,毕业后能不能创办一个潮牌,自己营销一下?

我不懂服装设计,也不知道衣服都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只能先从日本潮牌研究再一路研究到欧美潮牌,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大众喜欢怎样的风格,然后才搭建了自己的潮牌理念。

我也会思考这些潮牌吸引我的点是什么?我创立的潮牌能不能也吸引到这群人?理念才是最核心的部分,实现,只是时间问题。

那段时间我还自己联系工厂、跟着产线学习服装设计。

一开始我连设计图纸都画得很粗糙,工厂也看不明白。即便是看明白了,打板时也会发现服装材质和设计与我设想的有差别,又要调整好几轮。

2017年7月,我创立了“Blind no plan”。

这个品牌的设计语言和日本设计师高桥盾的“Undercover”有相似的地方——我们想脱离时代背景去做跨纬度的设计。


图 | Blind no plan的设计风格

图 | Blind no plan的设计风格

有了品牌后,一开始我也不懂如何经营。

做淘宝C店时,我忙着设计、客服、打包、运营,没精力承载太复杂的售卖思维。当时的我,像是个服装商贩在卖衣服,而不是在塑造和包装个人品牌。

大约在2017年底,我的C店忽然迎来了质的飞跃。

当时我上新了5款产品,每款预售量是150至200件,结果上线一个星期就卖掉了所有预售款,还有不少品牌代理商来找我。

那一年,我的店铺粉丝也从几千涨至几万,我意识到,我终于突破了第一层瓶颈。

同一年,武汉本地也开始有些国潮品牌出现,街头穿潮牌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多。

有次我在武汉一商场逛街,看到身边的人穿着Blind no plan的衣服,那一刻我特别有成就感。

从创办品牌到现在,遇到的最大的不顺就是今年疫情。

今年年初,受到物流、工厂停摆的影响,我们品牌停工了三个多月。那三个月,我们发不出货、订单减少10倍、退货率高达75%……

虽然损失不小,但当时我还比较积极,预测5月左右疫情可能会稳定,到时候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所以,大家焦虑的时候我反而冷静了下来,趁那段时间我一口气研发了80多个新款,留备下半年用。

虽然我是一个有严重拖延症的人,但那段时间我反而效率奇高。

订单的缺失反而更令我意识到时间的宝贵——黑天鹅总是突然而至,我更要把握好手里的一切。

也感谢那段时间,开工后我拖延的坏毛病反而纠正了不少。,我把每一次促销活动都当作是最后一次来做,加倍珍惜。

虽然整个市场经济恢复得不错,但今年的双十一我也不想设立太多复杂的目标。

市场推广的事情交给明年去做吧,今年能跟去年销量差不多,那就OK了。

放弃电视台“铁饭碗”工作,我要做每个年轻人都能负担、变得更酷的潮牌

  • 谢东霖  Harsh and cruel品牌主理人   90后  武汉人

我小学六年级就喜欢潮牌了,算是同龄人里启蒙很早的一批。

2000年,有很多日本的潮牌引进到香港、广东,我很喜欢Bape、藤原浩,特别想拥有它们,但价格太贵了买不起。

上学期间,我的零花钱基本都花在买潮流杂志上,直到现在家里还有几箱子当时买的杂志。

那段时间,因为省钱买杂志,搞得自己生活得惨兮兮的,但无奈我就是愿意为喜欢的事情付出一切。

因为热爱,上大学时我索性报了服装设计专业,终于离潮流文化更近一步了。

武汉是个工业城市,服装设计专业在武汉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家人看我自己找工作够呛,就给我安排了个电视台广告销售的工作,认为那里是稳定又有面子的铁饭碗。

我敌不过家人的固执,和现实妥协了一把。

毕业头半年时间,我就天天跟广告商谈赞助,非常枯燥乏味。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也不想再扮演“XXX的乖孩子”,人生那么长,我必须为自己做点什么。

2014年,我辞职了,同一时间,我也在武汉光谷开了个服装店,卖朋友做的国潮品牌。

可那时的武汉,本土潮牌接受度很低,这家店做了半年多,一直亏本,最后只能关掉。

但这次失败没有动摇我继续做潮牌的想法,反而让我更想尝试线上渠道——我打算把潮牌卖向一线城市,再带动本地市场。

于是2015年开始,我花了两年时间打磨我自己的潮牌“Harsh and cruel”。

第一次尝试实体店的失败是个契机,它让我更清楚我想要什么,也更明白曾经追求的“高大上”华而不实。

真正的“高大上”应是在设计、面料、做工上都能获得别人的认可、是实打实的口碑。

2017年9月,我自己的淘宝C店开业了。

也是在那一年,《中国有嘻哈》这档综艺大火,也让大众开始关注到国潮服饰,我产生了再做一个天猫店的想法。

但天猫店比C店更专业,我发现自己不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那段时间是我迄今为止最累的时光,进步不大、亏倒吃不少。

我是做设计出身,不懂管理和运营,开公司对我来说很陌生。

一开始,我在找工厂、仓库、物流、招聘等各个方面频频碰壁,搞得自己筋疲力尽。

后来,我逼自己去学习管理和运营、找江浙沪的电商大哥取经:学习怎么把仓库管好、怎么跟物流谈判、怎么运营、怎么推广。

度过这段磨合期之后,去年双十一我天猫店销量超过500万。那时我就想,我总算能向家里人证明,放弃铁饭碗不是我的任性。

但就在我们全力准备2020年春夏新款时,新冠疫情爆发了,而我们所处的武汉,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那段时间我情绪很复杂:

一方面货发不出、店铺不能接单,停工两个月销量出现10多倍的断层,亏了上百万。

另一方面我每一天又被周围武汉人的举动感动着,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为了让自己不胡思乱想,我索性把自己关在家里设计新款。

我把之前的想法好好梳理一遍,想在疫情之后冲刺一把、将亏掉的都补回来。


图 | Harsh and crue在武汉开办的首个线下实体店

图 | Harsh and crue在武汉开办的首个线下实体店

我相信武汉这座城市会好起来,就和相信自己放弃铁饭碗去追梦能成功是一样坚定的。

现在武汉的自创国潮品牌层出不穷,街头上穿国潮品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消费行为开始和一线城市年轻人靠拢,这也正印证着我之前的想法。

从8月份开始,我们就在备战今年双十一。现在我最愁的不是销售,而是生产,眼下还有8000多件的缺口。

我觉得Harsh and crue有希望做到头部、我国的国潮品牌也会走得更远,远到和国际潮牌并驾齐驱。

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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