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牌照还没发，我国就早早确定了TD-SCDMA、WCDMA、CDMA2000牌照各发一张的结论，实际到这个时候，连中国有几个运营商都不清楚，大家都在猜测。现在4G牌照还未发，大都又在猜测发放几张牌照了。

先是工信部确定了TD-LTE的频段资源（700M在广电手中还没办法利用），给一家有点多余，因此大家都已经猜出要发放两张的TD-LTE牌照，然后又有人要说，为了平衡国际关系，LTEFDD牌照也要发一张（详见钛媒体文章《4G牌照之争：中国或成单一TD-LTE市场？》链接：https://www.tmtpost.com/42339.html）。这样三大运营商就都有了归属。有人更据此猜出了三大运营商都将获得什么牌照的结论。

然后又传出将先发TD-LTE牌照给三大运营商，几个月后再发放LTEFDD牌照，允许电信、联通FDD\TDD混合租网，而发放时间也出现517世界电信日、十月、十二月、明年年初多个版本。值得关注的是，与当时的3G牌照发放类似，各个领域的专家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到4G牌照发放的进程中，而真正全面从经济、政治、商业角度考虑的专家少之甚少，声音也被淹没。结果，在三大运营商2012年报会上，公司高管们都被问到了关于4G牌照的话题，而三大运营商高管不得不在信息并不完全的情况下与参与者虚以委蛇。

我是先发放TD-LTE牌照，再发LTE FDD的支持者，早在两年前就提出了此方案，并对此方案可造成的各种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我只能说，先发某个标准的做法是“国际惯例”，运营商自己有选择牌照的权力，而LTE FDD牌照延迟发放的时间需要根据TD-LTE商用进程再确定，同时我不认为，在发放TD-LTE牌照的同时，就明确预留LTE FDD牌照及发放时间，会对促进TD-LTE规模商用有什么正面的意义。

看看全球，像我国这样，先定频段，再安排牌照获得者，甚至提前将全方案全部透明化的国家或地区估计很少见。香港也是通过招标发放频段间接确定中标者所获得的4G标准的。建设4G，核心的资源是面向运营者的频段分配，通过频段招标自然可以限制运营商的数量和采用不同标准的运营商。

回头看看几年前同样是有专家们精心安排的3G牌照发放情况。为了满足3G的要求，进行了运营商合并，中国电信收购联通的CDMA业务，从而成为了CDMA2000牌照的获得者，中国联通与原中国网通合并成立新的公司获得WCDMA牌照，最有实力的运营商中国移动获得了TD-SCDMA牌照，表面看皆大欢喜。

现在回头看，这个重组的价值并没有在3G商用过程中得到真正的体现，新三大运营商仍分别受到不同的制约，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别在南方或北方的市场具有垄断地位，运营商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直到2012年下半年才有所缓解，而这已经是发布牌照3年半以后的事了。如果在发放前先有一个深度的且是专业化的全面考虑 ，完全有可能拿出一个效果更明显的牌照发放方案及运营商重组方案出来。

我国4G牌照的发放应该吸取3G牌照发放时的教训，参照国际上先行国家的经验，国家更多充当一个规则制定及运营监督职责，按李克强总理说的那样，将市场的交给市场，将牌照的选择权交给运营商，在合适的时间发放TD-LTE牌照，在适当的时间启动LTE FDD牌照招标工作。这样既支持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LTE，也最大程度上平衡了各方的利益诉求。如果行业监管能够与时俱进，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相信能够促进我国通信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推动三大运营商以更积极的心态迎接高速移动无线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供《移动通信》专稿，刊于2013年11期，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