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群体免疫”，让我跑回武汉

12.31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作为一个在英国读博士一年级的医学生，我回武汉过圣诞假期。31号在武汉同学群里收到病毒传闻，我还半认真半玩笑发了一条微博，希望武汉不要出现“幺蛾子病毒”，没想到一语成谶。

发了微博后第二天，我就开开心心坐飞机回英国了。

到了三月中旬，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封城，武汉疫情趋于稳定。

可英国在短短几十天内，新冠肺炎感染者从8人暴增到1000多。

身在武汉医院一线的妈妈，敏锐觉察到英国要沦陷，她几乎一天十个电话，催我回国。

为了让她安心，我一周内停掉手上实验，收拾好行李，给学校递交休学申请，买了张高价回国的机票。

玩过和平精英的人，都知道“跑毒”这个游戏术语。英国朋友认为我小题大做，戏称这是逆向“跑毒”。

当时，英国还是一片祥和，大众没把把病毒当回事儿，其实，平静之下，暗涌汹涌。

到了三月末，英国新冠肺炎患者井喷式暴增，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首席科学顾问提出“群体免疫”这种被动防疫计划，遭遇公众唾骂，3.20号政府提出封国……

此时，我也赶在香港关闭转机的前几天，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飞在空中时，我还有点懵，感觉自己身处一个现实版的灾难游戏，又遗憾个人力量太过弱小，只能围观，却不能左右游戏轨迹。

仿佛上帝听到了我的心声，帮我悄悄开了一场支线的战“疫”任务……

一条微信，让我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

回家后，正是武汉樱花繁盛时节，我却因为武汉封城，只好宅家“发霉”。

百无聊赖之际，我妈的同事W叔叔发微信问我，愿意不愿意参与疫苗临床试药。

W叔叔是陈薇院士研发新冠疫苗的行政负责人之一，主要承担志愿者招募工作。

新冠实验二期志愿者一共招募508人，其中500人纳入实验，8人作为候补，按照年龄分为青年组和老年组。

正巧接受注射当天，志愿者青年组有人临时有事主动退出实验——按照规则，志愿者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随时退出实验。

陈薇院士，首批进入临床二期的疫苗。这些字眼让我一下子来精神了。

在2003年抗击非典上，和2017年研发全球首个疫苗、终结埃博拉疫情的成就，让陈薇成为我们医学界、特别是我们女性科研者的“爱豆”。

我甚至觉得她就是《血疫》的女主原型。

这次新冠疫情中，陈薇团队又开发了全球第一支新冠疫苗，率先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在一期实验中，她也先试疫苗第一针，颇有“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的气势。

众所周知，只有疫苗的诞生，才能让人类免于传染病的威胁。即使是“群体免疫”，也必须是在疫苗完备的前提下进行。所以，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英国政府贸然进行“群体免疫”，全球医学界才会一片哗然。

疫苗，是将人类从新冠肺炎深渊里拉出来的一根“救命绳”，全世界都关注其成败。而验证成败的关键，就是临床试验。

我是有多幸运，才能参与这么特殊的使命。

打？还是不打？

作为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学生，以及内心潜伏的拯救世界的中二想法，还有对陈薇团队的无尽信任，我收到微信后，象征性地考虑了两秒钟，同意了。

你们肯定很关心我家人是否同意。

其实是我妈妈主动把我推荐给W叔叔的。她的理由是我是学医的，对疫苗有专业认识，而且我现在很闲——嗯，真是亲妈。

我的编号是JSVCT089-1XX

4月15日中午12点收到微信，下午3点之前就要到场，坐在出租车上，我觉得一切都有点不真实。

接种的地方，是一处军事疗养基地。

到达之后，先进行了指尖采血，来初筛新冠抗体和HIV。

产生新冠抗体，是实验成功与否的标准。接种前就存在抗体，会干扰试验结果。

这次试验的疫苗，是腺病毒载体类疫苗。曾有论文指出，接触过腺病毒的人，再接种HIV疫苗后，体内会增加更多的CD4-T细胞，而这些细胞容易被HIV攻击，相当于为HIV病毒提供了感染和繁殖的“温床”。

也就是说，注射腺病毒疫苗，可能会增加HIV感染的潜在风险，所以在注射前需要排除HIV阳性患者。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合格的受试者在接种前必须是新冠抗体以及HIV阴性。

半小时后，初筛合格的我，取到了一个印有个人信息的疫苗记录本（下图），便进入疗养中心楼里，进行正式的疫苗接种。

虽说学医多年，但过去我只做过动物实验，从未接触过人体实验，更没想到我的第一次人体实验，角色不是实验员，而是受试者。

所以，接下来的每一项检查，都让我新鲜不已。

首先，医护人员会组织受试者，进行一次10分钟的简单疫苗科普和实验背景介绍。

然后再依次进行BMI、血压、心率、体温等项目监测。以BMI体质指数为例，成年人BMI的正常值在18.5-23.9之间。过低（过瘦）或过高（过胖），都不是合格受试者。

完成了以上基本体测后，女性又需要增加一项尿hcg检测——测试是否怀孕。疫苗实验半年内，怀孕有风险，可能会损害胎儿健康。

紧接着，是第二轮15分钟的小房间一对一面谈。

医生在详细询问我的既往病史，比如半年内是否接受过其他疫苗，最近是否用药，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史，以及生活习惯如是否抽烟喝酒后，会一条条详细罗列出接种疫苗的潜在风险。

比如，接种部位可能出现红斑，硬结，肿胀，瘙痒；

比如，可能引起发热，关节疼痛等不适反应；

甚至，接种后会有危及生命的严重速发型过敏反应；等等。

确保我知晓一切风险后，最后需要我签字确认——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

签了字，从这一刻起，我就正式加入了这项举世瞩目的临床试验。我的编号是JSVCT089-1XX。

抽完了10毫升的静脉血后，我便被工作人员领入了接种室。

一进入接种室，我就感受到医护人员的热情和轻松。

一旁的医护小姐姐还贴心地为我用美颜相机拍了照片（下图）。

事后才知道，我是这项实验的最后一位接种者，我的顺利接种，大家都有一种任务完成的如释重负感。

很是奇怪，越是重要的事，我的回忆却越是模糊和平静。

那一支承载着人类希望的疫苗，无声息地、没痛感地注射进了我的身体中。

回家的路上，我闻到了空气中草木蒸腾的清新味道。

“我很好，是正常反应，我也没有感染”

二期实验一共有三个组：中剂量（5X1010vp），低剂量（1X1011vp），和安慰对照组（不含病毒，仅为液体试剂）。采用的是随机双盲模式——病人随机安排进某一组，科研人员和患者均不知具体分配方案。

所以打完疫苗，我还有点小担心，自己打的会不会是安慰剂，白挨一针？

天遂人愿，接种疫苗的第二天，一向身体强健的我，华丽丽地发了37.5℃的低烧。虽然发低烧让我全身关节痛，乏力，没食欲，但是我心里美滋滋的。

通过身体反应，我能大致判断，我接种的应该是是疫苗。而我的免疫系统，正积极地和抗原斗争，产生抗体。

我打疫苗是先斩后奏，等到我发烧发朋友圈，周围朋友才知道我去当志愿者了。

他们的反应是两极分化：跟我一样有医学背景的朋友，表达的是羡慕，并且“埋怨”我，能提前获得抗体这么好的事，没叫上他们；对疫苗没有专业知识的家人和朋友，却不像我这么乐观，更多的是担心。 

“疫苗还不安全，打了会不会直接感染上新冠病毒？”

“疫苗会不会有很强的毒副作用，会不会严重损伤肝肾？”……

“我很好，发烧只是正常反应，我也没有感染”，这是我频率最高的回复。

这不是虚无缥缈地安慰，而是出于基于理性分析的信任。并且，这种信任不是盲目的，而是我查阅文献后，基于我的专业知识和科学判断后得到的。

首先，这次的疫苗全称是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

传统的疫苗（如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是将病毒这匹野兽驯化成坐骑，为人类服务。简单粗暴，效果好，但是一旦这匹野兽失控，就会“反咬”人类一口，有极低概率的致病风险。所谓注射完疫苗后感染，其实说的就是这类传统疫苗。

而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就是用腺病毒作为有效成分的载体疫苗——腺病毒本身是一种战斗力很渣的病毒，类似披着狼皮的羊，对人类没有“杀伤力”。

陈薇团队把新冠病毒的S基因，通过基因改造技术，植入到腺病毒体内，重组后的腺病毒，就是疫苗的核心成分。

它注入人体后，会在人体内来回“巡回展示”，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记忆新冠病毒的特征，一旦新冠病毒入侵，就可以围剿反攻。

腺体病毒疫苗的安全性相对较高，最近几年已成疫苗界“网红”，黄热病病毒减毒株为载体的登革热疫苗，以重组水疱性口炎病毒（VSV）为载体的埃博拉疫苗等，均属此类。

对于这种疫苗，我是比较放心的。

但无论多么安全的疫苗，都要经过三期临床试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上市。

I期临床试验首次在人体上进行，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测试药物的安全性和毒副作用；二是药物动力学实验——追踪药物含量随着时间在人体内的变化规律。

这次，一期临床的108个志愿者，全部产生免疫应答，说明疫苗让人体成功产生了抗体，这是世界首个新冠疫苗的人体临床数据。

但是抗体浓度是否足够，以及抗体是否长期稳定，还需要II期、III期实验证明。

II期则侧重于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相比之下，一期的108位志愿者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一期志愿者需要在医护陪伴下，隔离14天，以防出现任何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而我们二期志愿者，则是自行回家观察。

综上，正是基于安全的疫苗原理，少量的安全剂量——肌肉注射、量少、不足以产生肝毒肾毒性，以及成功的I期试验，我才能够坦然和乐观面对不良症状。

第三天，我的发烧等症状消失，从此再没产生任何反应。我个人推测，这次发烧大概率是因为剂量过量，免疫应答过高导致的。

职业试药人？不，我们只是一群感恩的武汉人

新药上市前，需要招募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医药公司通常会给予受试者一定的健康津贴，作为报酬。

而这么一群长期辗转于各种医药临床试验，靠试药赚取健康津贴的模式，滋生了一群职业试药人。

几天上万块收入的高利润，足以诱惑经济窘迫的人，忽视试药背后的高风险，从而趋之若鹜。这种“躺着”赚钱的行业，如同赌博：赢者拿钱，输者致病，甚至丧命。

过去在医院实习时，我也多少接触过职业试药人。

所以在这次疫苗实验中，我特别好奇，会不会也有职业试药人参与。

我所在的微信小群，有30个试药志愿者，平时我会有意无意跟大家闲聊几句——参与实验的508个志愿者，根据编号被分为十几个小群，主要用来平时交流感受和汇报每日体温。

通过闲聊，我发现大家来自各行各业，都是第一次当试药者，参与原因也五花八门。

C叔叔，通过小区志愿者了解到招募信息。他一直坚持运动踢球，身体状况良好，所以毫不犹豫报了名。虽然家人事后才知晓，但全力支持，并没责怪他。

Y律师，从事法律行业，通过微信报名。在报名前对疫苗有过浅显了解，了解II期试验相对I期风险更低，所以没有顾虑。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参与试药，获得抗体。

Y先生跟我一样，在第二天就出现发热（38.8℃）反应，几天后自愈。对于参与疫苗实验，全家人都反对，担心风险。但他认为，总有人需要勇敢走出第一步，他愿意以身试险。

B阿姨，是通过朋友报名的。此前，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知识。

注射未知的疫苗，以及注射后产生的不良症状，让她一度很恐惧。但这次疫情期间，全国人对于武汉的支持，让她很感动，她很想以实际行动报恩。家里人也很支持她，抽血随访，还是女儿陪她去的。

C先生，一位地道的武汉小伙子。报名是瞒着家人朋友偷偷去的，注射完了才告诉家人。他也出现了低热反应。

虽然对疫苗并不算很了解，但他认为自己身体强壮，父母年轻，自己也单身未婚，就算遭遇不测，也算是“为国捐躯”，不用太担心身后事儿。

而且，他很敬佩陈薇院士率先注射疫苗的举动，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武汉人，一个中国人，没理由畏缩不前。

这群志愿者中，既有20出头刚工作的年轻人，也有家人陪伴来的老人，绝大多数是非医学背景的普通人，至少我没有接触到职业试药人。面对新疫苗的未知风险，面对发烧、难受等不良反应，他们也会有本能地恐惧，但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发自肺腑想为武汉做点什么，多少也怀着一种报恩心理。

媒体夸我们是“探路者”，我认为自己是只“小白鼠”

本来，我抱着记录生活的想法，随手将经历发到了微博上，没想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流量，一千多点赞赞和留言，还增加了几百个粉丝，让我受宠若惊。

看到网友对我毫无保留的夸赞，我是又开心又有点害羞。

甚至有些媒体也夸赞我们是“探路者”，但我觉得自己没这么伟大，那些夜以继日研制疫苗的科研者，才是真正的“探路者”。

除了陈薇院士，还有更多的科研者，可能连名字也不会出现在论文中，他们开山劈石，顶着务必研发出疫苗的压力，冒着危险摸索前行，为我们凿开一条通往希望的路。

5月15日，是我们接受第二次抽血随访的日子。

这一天，陈薇院士也来了。我们得到和陈薇院士合影的机会。于是抽血随访变成了明星见面会。

现在，陈薇成为了大众追捧的“爱豆”，我挺开心的，觉得这是大家对科学的崇拜。

看着手机上自己和陈薇院士的合影，觉得一切都是这么的不可思议。三个月前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英国疫情严重，而逃回武汉，更不会预料到，自己居然成为一名疫苗受试者，亲身经历一场记入史册的实验。

JSVCT089-1XX，属于我的特殊编号，纪念着这场全人类战疫中，我作为一个普通世界公民的贡献。

参加新冠疫苗的二期实验基本结束了，下一次就是半年后的随访和抽血了。我暂时还没计划好何时回英国，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终结呢？

就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学家Jeremy Greene博士说：“当人们问什么时候结束的时候，他们是在问社会意义上的结局。” 

也许，当我们学会了与疾病共存，才是真正的结束——一个好消息是，钟南山院士预测，新冠疫苗最早在今年秋天或年底，可作为应急使用。（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