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脱贫:中国用工形态正在发生变化

庞克

庞克

· 2020.05.11

“只要肯卖力,就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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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脱贫:中国用工形态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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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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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庞克

2018年底,乌鲁木齐纪检部门收到一条来自中央第六巡视组的问题线索:一个畜牧兽医站向贫困户免费发放的3300只土鸡,有2000只不见了。

纪检随即走访调查,发现贫困户要么查无此人,要么表示从未收到过免费鸡。后经核实,是兽医站站长私吞了这次扶贫专项资金。

不见踪迹的不只鸡,还有鸽。此前一年年底,刘强东来到保定市阜平县平石头村,说要给村里带来“飞翔鸽”扶贫项目,并担任名誉村长。他在微博上说:“五年内要带领全村家庭平均收入提高十倍。”

次年春夏两季,京东负责人至少三次宣讲过“飞翔鸽”项目,包括梅地亚全国两会新闻中心现场、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和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毕业典礼,煞有介事。

一年过后,记者去平石头村回访,一位村民说:“根本没看着过鸽子。”

自2015年起,我国开启了颇具历史意味的脱贫攻坚战,希望用5年时间实现农村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虽然提出这个目标时,很多评论表示太过艰难且不现实。但自“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一诗首次被邓小平引用时,这个百年目标就写入了我国最重要的规划之列。所以近年来,除政府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投身其中。

只是,即便排除了部分想浑水摸鱼的人,真正的扶贫工作,也并不容易。

这些年间,前有潘石屹回到家乡为甘肃天水苹果代言,后有万达对贵州丹寨投资21亿,接连试水养猪、加工茶叶、种植稻米。但无论是潘石屹还是万达,这些项目都不太成功。一年前,潘石屹深夜发微博说:“‘潘苹果’不好卖,我很沮丧,卖苹果咋比卖房子还难?”

这种沮丧,既伴随了中国贫困人口许多年,也伴随了有心投身扶贫工作的人们。好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来自孟加拉国的默罕默德·尤努斯曾说:“贫困并不是内生的,穷人的命运有点像盆栽,你把森林大树的种子扔到盆栽里,它也长不好。这不是种子的错,是因为没有给其足够的空间和土壤让其成长。”所以若想用一己之力改变这种情况,实在难。

然而最近让我意外的是,一个伴随了移动互联网渗透、智能手机普及、在传统城市结构中的边缘人群,成为了这件事的一个新答案。

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答案,既在狭义的农村,也在广义内的城市。

一季度结束时,这个行业新涌入了60万人,既包括农村贫困人口,也包括城市白领,包括中小企业创业者,也包括自媒体博主。好像曹德旺曾抱怨的那样:“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去工厂了。”

这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变化。

01

写字楼拔地而起,创业公司一茬换一茬,北京的一切变化都很快。作为一名老北漂,李海刚见证了北京的变化。2019年2月,这名37岁、来自甘肃贫困县的中年男子成为了一名美团骑手。

和北京的速度相比,他的速度更来自“跑道”的纯粹——从早7点到晚10点,除了换电瓶,他基本不会出现在出租屋。因生活所迫,他老婆在内蒙古卖衣服,儿子在甘肃老家留守,一家三口一年才能聚一次。

在以前,还债、存钱、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是他终日所想,也是压在他身上的大山。想回家的心虽纯粹,可具体而艰难的实践,让他一眼望不到头。但如今的情况变了,每个月12000元的工资给了他底气,让他有勇气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成为骑手之前,李海刚自初中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当过保安,做过厨师,一次父亲癌症去世的短暂回乡——“治疗没有成功,还欠下不少债”,让他再来北京。再来,就成了外卖骑手。他也毫不避讳自己的目的:为了还债。

据《凤凰周刊》报道,“以前是7000元的死工资,现在送餐越多,挣得越多”。出多少力,挣多少钱,这符合这个退伍军人的儿子的性格。他也喜欢这种纯粹的工作,“只要肯卖力,就有钱赚。”

在李海刚眼中,这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不像之前我干的其他工作,工资都是固定的,有时候还要靠关系、看出身等等。但是当美团骑手,这些统统都不用管了。同事间的关系也比较简单,大家在一起没事时,会聊聊今天跑了多少单,有没有超时、投诉之类的,慢慢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相互激励的氛围,感觉大家目标和价值观感觉都很正。”

公平的平台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美团骑手。据美团发布的《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显示,2019年,在美团平台就业的外卖骑手共有398.7万人。而像李海刚这样的骑手也有很多,398.7万人中,有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今,这些骑手中已有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

或许在大城市里的部分人看来,送外卖未见得是一件体面事。但对落后地区来此打工的人们来说,恰是这个不见得体面的工作,给了他们一条生路。

02

在落后地区里的人看来,外出到大城市打工,要比留守在小县城的家乡高阶一等。

在安徽省西北部,有座不知名的小县,不知名到乃至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会发现它几乎没有什么大新闻。唯二有些许热度的,一是词条上问——“临泉为什么这么穷?”。二是一则不太好听的形容——“一穷二毒”。虽然看似两件事,但实质上,“毒”也源于“穷”。

不过,在这座寂寂无闻的小镇里,却拥有230万户籍人口,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县。但就是这么多的人口,在2019年摘掉国家贫困县帽子之前,只有200多亿的地区生产总值。所以对当地大多人来说,出去打工,是赚钱的唯一出路。

一成不变的建筑,讲一世说一世的街头家务事与巷尾异闻,临泉的一切都很慢。现年36岁的蔡矿华就在这里来来走走,最后还是回到了这里。

蔡矿华出生自一个矿工家庭,从小在矿山上长大,目睹了这一片地区的贫穷。人们靠出售最天生也最廉价的体力,在设施简陋的矿井里冒着生命危险劳作。十多岁时,父亲在井下遭遇事故,几根手指被截断,母亲吓得失了魂。看到父亲的经历,蔡矿华决心绝不走父亲的老路。

但不下矿,蔡矿华的选择也并不多。在他身边,最普遍的工作就是服务员,像在餐厅端盘子,或是在KTV端盘子,或是在网吧守键盘,一个月收入二三千元。直到外出打工几年后,蔡矿华误打误撞成了一名外卖骑手。

2016年,中国外卖经济兴起,选择不多的蔡矿华成为饿了么进入安徽阜阳市临泉县的第一批骑手。2016年至今,已经四年了,而这也是蔡矿华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

如今他每天的跑单量在30单到40单,一个月下来,收入在五、六千元。而当地的平均工资是4000元左右。甚至有一次冬天下雪,蔡矿华几个电瓶一起用上,那个月挣了10000多元。

这个收入让蔡矿华很满意。“我没有技术没有文化,这个收入已经不错了,比我之前在矿上工作好太多了。”

据《天下网商》报道,如今蔡矿华育有一子一女,靠着送外卖,撑起了一家四口的生活,也构建起了一种希望,就是在县城买一个大房子,和妻子、子女住进去,让一家人过的更好。

一个人的就业,背后却是一家人的幸福,虽然这种幸福看上去不足挂齿,但对有些人来说,这就是一切。

据悉,临泉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也曾做过不少努力。如中药材种植项目,牛羊肉加工项目,生猪养殖项目等,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发达城市的产业转移,拉动本地经济,这往往是最直接也见效最快的一种做法。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看似不起眼,单价不过十几元的外卖,竟成了当地解决就业问题的大户。他们的收入,甚至远高于企业工人,这是政府规划中未曾预料到的。

事实上,像蔡矿华这样即便留守家乡亦可脱贫的人也越来越多。据《2020饿了么蓝骑士报告》,饿了么已累计为国家级贫困县提供了近30万个骑手就业岗位。在实现骑手就业人数最多的县域中,60%为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县骑手的平均月薪超过5800元,这远高于2019年全国城镇平均工资的3530元。

这些年里,我国采取了很多方法帮助人们脱贫,投入了上千亿的资金,上万亿的贷款,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不见得每一分钱都用到了实处、起到了效果。而日益兴起的移动互联网经济,通过外卖这个无需太多学历、背景和关系的行业,就解决了自己和背后一家人的脱贫,甚至成为了一个能够让他们致富的行业。“一人跑单,全家脱贫”,成了今天中国小镇里的街头巷闻。

截止2019年末,我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551万。而这个数字在提出脱贫攻坚战的2015年,是7000多万。这一成绩让人们觉得,到2020收官之年实现贫困全面清零,不再是一个梦想。

不过,这可能只是狭义上的贫困。

03

若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多水的扬州本该是座让人舒适的城市。来扬州以前,张绮以为工作机会应该不少,虽然比不上北京,但毕竟也是个二线城市,自己也毕竟是个程序员。但来了后才发现,扬州对程序员的需求并不大。而普遍工资水平也让他不敢恭维,基础岗位如保安和洗车工,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元。

现年24岁却一向佛系生活的他,本打算年后再找工作,但没想到碰到疫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可选择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房租要交,积蓄无几,生活要过,最后看下来,张绮觉得送外卖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累,但工资相比其他工作还是高一点。”

此前还没当骑手时,张绮天天点外卖,也遇到过不少情况。最极端的一次,点的饭菜超过一个小时送到。当时骑手跟他解释说摔了一跤,同在的朋友十分生气,张绮虽觉得还好,但依旧在心里认为:顾客点餐最基本的需求不就是让餐比较快地完整送达吗?

等到自己送外卖后才发现:时间真的很紧,也很容易出错。

一次送餐时,他不小心将一份酸菜鱼的汤撒了。还没等矛盾展开,张绮率先跟客户说加微信赔给他——一份酸菜鱼,48元。

对大多外卖小哥而言,这种情况本应尽力争取一下。张绮自己也说,“其实像我这种一单5块钱挣辛苦钱的人来说,不应该这么想。”但他还是这么做了。

好在后来顾客说不用赔钱,张绮觉得,他人挺好。

从2月至今,张绮已度过了3个月的外卖新手期,即便偶尔也会出错,张绮还是觉得能理解的人不少,“可能这和我认错态度好也有关系,知道做了我就认。”

原本想在扬州做程序员的张绮现在认为,不管是对着电脑还是骑电动车在外面跑,都是工作。

两个月前,他对《南风窗》说,“一些资深的骑手,基本全年无休。之前天天坐办公室看着电脑,按时按点下班,有周六周日休息,相比较而言,当然是骑手更累一点。但有句话说得好,‘怕累当什么骑手呢?’来干骑手不就是因为这里收入跟付出成正比,只要努力干,工资就不会出错。

对于未来,年仅24岁、老家在河南的张绮还没想好。他说,也有可能当骑手得心应手了,然后就一直做这行。

一般而言,年轻人、特别是已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送外卖,容易被戴上“不求上进”的帽子。但实际上,像张绮这样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据《2020饿了么蓝骑士报告》,饿了么骑手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90后占47%。95后骑手增长最快,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年轻人就业的新选择。而在这些骑手中,56%的骑手拥有第二职业。拥有第二职业的骑手中,26%为中小创业者,21%为技术工人,4%为自媒体博主,1%为环卫工人。

04

无论是李海刚、蔡矿华还是张绮,都只是这个时代里的3粟。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是已带动了600万人就业的庞大群体。这些例子和数字,是一种韧性,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

我很清楚的记得,去年10月时,一个腾讯裸辞程序员在论坛里回复道:“大家有必要这么惊讶嘛?生活所迫转行是在所难免的啊。”

这件事在今天,或许也没有那么惊讶了。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既然思想存在于劳动之中,人就要靠劳动而生存。”不能说是不体面,不好说是不上进,只能说这是正在中国发生的变化。

如果细心,会发现今天许多餐厅门口会摆上两支捡来的长沙发,为的是给外卖小哥腾出块地方。最近几年,送餐比送快递来钱,都转来做这行。

这些小哥终日风吹日晒,在街上肆意穿行,远看是群灰突突的麻雀,近看,个个精力旺盛。把简易头盔挂到车把上,歪在沙发里抽烟,嬉笑打闹,摸扑克。等自己那单好了,一跃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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