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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付一夫

疫病，总是与人类如影随形。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之一，数千年来，致命的疫病时常会“光顾”人类社会，给世界各个角落带来折磨与灾难，还深刻地影响了无数个人乃至国家的命运走势。人类为了生存繁衍下去，必须要不断地同各种疫病作战，因而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疫病斗争的历史。

在此过程中，总有那么一群“逆行者”，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始终冲在最前线，甚至不惜以毕生名誉与身家性命为赌注，只为击败疫病造福社会。他们留下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9世纪的法国，笼罩在狂犬病肆虐的阴霾之中。

当时，面对狂犬病患者，医生都束手无策，只能寄希望于高温的灭菌能力，请铁匠用烧红的铁棍去烙烫伤口，以期能烧死病菌。可是，高温根本杀不死细菌，病人遭受了如此残酷的折磨，非但没有任何效果，还会加速死亡的到来。

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谈“犬”色变，路上碰到狗就躲着走。一旦有人患上狂犬病，必定会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直到巴斯德的出现，让一切有了希望。

出生于一个法国贫苦家庭的巴斯德，从小就勤奋好学、喜欢钻研，对于穷人得病之后的无助，他更是深有体会。他决心改变国家这一不幸的现状，并于1882年正式开启了对狂犬疫苗的研制工作——尽管那一年，他已经60岁。

在此过程中，巴斯德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地重新来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研究需要，必须经常从狂犬的口中采集唾液，巴斯德竟然直接口含一个玻璃滴管，对着狂犬的嘴巴将唾液一滴一滴地吸入滴管中，全然不顾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命危险。

多次动物实验后，巴斯德推断出狂犬病病毒可能集中于神经系统，就大胆地从病死的兔子身上取出一小段脊髓，悬挂在一支无菌烧瓶中，使其“干燥”。随后他发现，没有经过干燥的脊髓是极为致命的，如果将脊髓研磨后将其和蒸馏水混合并注入健康的犬只体内，狗必死无疑；相反的，将干燥后的脊髓和蒸馏水混合注入狗的身上，它们都神奇的活了下来。

基于此现象，巴斯德断定，经过干燥后，脊髓中的病毒已经死了，至少已经非常微弱。于是，他把干燥的脊髓组织磨碎加水制成疫苗，注射到犬只脑中，再让打过疫苗的狗，接触致命的病毒。又经过反复的实验后，接种疫苗的狗，即使脑中被注入狂犬病毒，也都不会发病了。

巴斯德兴奋地宣布，狂犬疫苗研制成功！

可是，虽然动物实验大获成功，但人体试验却无人敢尝试。巴斯德本已做好打算要在自己的身上做实验，可还没等他着手落实，一位近乎绝望的女人带着刚被狂犬咬伤的小男孩来到了巴斯德的实验室，哀求巴斯德救救她的孩子。

由于不敢确保生命安全，谁都不敢给小男孩注射疫苗，当时甚至还有人提出：“把孩子当试验品是不道德的，我们不知道应该用在人身上的剂量。”但医者仁心的巴斯德却坚定地回答：“我确定我是在救一个孩子的命，而不是在拿他当实验品。”

就这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针狂犬疫苗被打进了小男孩的体内——巴斯德的方案是给孩子注射毒性降到很低的兔骨髓乳化剂，然后再逐渐用毒性较强的乳化剂注射，希望在狂犬病的潜伏期过去之前，能使孩子产生抵抗力。随后持续地观察他的情况变化。最终，在注射了十几针疫苗后，小男孩奇迹般地痊愈了。

狂犬疫苗第一例人体试验宣告成功。

冒着感染狂犬病的风险，担着过失杀人罪的可能，宁愿赌上一辈子职业生涯与荣誉的巴斯德，终于成功战胜了狂犬病魔。

事实上，不仅狂犬疫苗，巴斯德在鸡霍乱、炭疽病、蚕病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明的“巴氏消毒法”至今仍在被应用。

虽然荣誉满身，但在治病救人上，巴斯德从来不以社会地位为限制，从来不因患者身份有所差别，更不会利用疫苗谋取利益，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终生未改的信念：利用研究结果获利是学者的耻辱。

怀揣一颗仁爱之心的巴斯德，是真正的“疫苗之王”。

如果爱德华·琴纳没有走上行医这条道路，博学多才的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地理学家、作家、音乐家或者生物学家。可若是这样，很难想象肆虐大半个地球的天花还要多久才能结束。

几百年前的欧洲大地上，天花正广泛流行，一些勘探者、探险家和殖民者还将它带到了亚洲和美洲大陆。有数据表明，16~18世纪，欧洲每年约有50万人死于天花，亚洲每年约有80万人，整个18世纪死于天花的欧洲人总数在1.5亿以上，就连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都未能幸免。

人小志气大的琴纳，在13岁那年就发誓要消灭天花。在哥哥的帮助下，琴纳跟随外科医生卢德洛学习了7年医术。学成后，琴纳在卢德洛的推荐下成为了格洛斯特医学会的会员，开始参与各项学术研讨活动，而他对天花防治的研究也逐渐向着更深的层面开展。

一次偶然的机遇，琴纳发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的英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天花的受害者，但唯独养牛场的挤奶工人中间没有人死于天花或者变成“麻子”，尤其是那些挤奶姑娘和牧牛姑娘们，人人都是皮肤光滑，漂亮得很。

这不禁让琴纳心生疑问：莫非牛痘和天花是无法共存的？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难道牛痘能预防天花吗？

带着这些问题，琴纳深入到各地走访，从而更加深入地研究家畜，但他的理念却不被同行所认可，琴纳只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大量的实地调研。他奔走于大大小小的牧场，观察了无数的奶牛后得出结论：牛痘也是天花的一种，几乎所有的奶牛都出过牛痘，人在和奶牛接触过程中很容易会染上牛痘，但并不会致人于死地，反倒是得过牛痘的人都不会再感染天花。这很可能意味着，得过牛痘的人会直接获得抵抗天花的防疫力。

于是，琴纳萌生了为人们进行牛痘人工接种来预防天花的大胆想法，可若是出了什么意外，琴纳必将成为罪人。

为了消灭天花，琴纳义无反顾地迈出了这一步。47岁生日那天，经当地人同意后，琴纳在一位名叫詹姆斯·菲普斯的八岁男孩身上种入了牛痘病毒。不久后，菲普斯就感染了牛痘。过了两个月，菲普斯的牛痘病症完全消除，琴纳又给他种入了天花病毒。随后的20多天观察期里，琴纳每天都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万幸的是，菲普斯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完全没有任何感染天花的症状。

琴纳又到附近村庄为几个孩子做了牛痘接种，结果都很理想。琴纳便趁热打铁，写了一系列针对牛痘疫苗研究的论文。而后，他的研究成果逐渐被业内认可，牛痘接种也开始被世人所接受。到了1801年，英国进行牛痘接种的人数多达10万。

到了1871年，英国出台了强制接种牛痘的法令；与此同时，琴纳撰写的文章被翻译成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多种文字，牛痘接种法也随之流传于世界各地。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盛赞牛痘接种法——“所有的朋友都会高兴地看到这一发现，有了它，人类就可以驱逐邪恶。”拿破仑更是将琴纳奉为“伟人”，对他尊敬有加。

回过头去看，如果当年琴纳没有勇气进行第一例人体实验，或者选择了盲从同行，那么天花还要蔓延多久？幸好，琴纳坚持了下来，守住了科学的精神与科学家的无畏。

顺带说一句：迄今为止人类唯一彻底战胜的烈性传染病，正是天花。

1910年，我国东北地区突然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这些症状无不指向那曾令全世界都为之胆颤的瘟疫——鼠疫。

处于整个鼠疫流行中心的东北三省，形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恶化：1910年11月中旬，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为数例；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彻底沦陷；1911年1月初，长春沦陷；1911年1月中期，沈阳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有着全国最为发达的铁路网络，疫情随时会沿着交通线路迅速蔓延，局势很可能在不久后失控。

值此危急时刻，羸弱的清政府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担处理东北鼠疫的重任。

31岁的伍连德成为了最佳人选，他不仅在流行病学和细菌学领域学有所成，还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满了为国解难的决心和意志。因此，在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荐下，伍连德被委任为瘋疫调查员，前往哈尔滨了解疫情。

刚到哈尔滨，伍连德就干了一件全中国都没人敢做的事——解剖死尸。

通过对死亡患者进行病理解剖，伍连德确定此次瘟疫为鼠疫，并且不同于此前席卷欧亚的腺鼠疫，这是种前所未见的新型疫。腺鼠疫是从鼠传给人，而这种鼠疫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系统传播，鼠身上却根本没有。基于这些特征，伍连德将其命名为肺鼠疫，它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且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面对新型瘟疫，伍连德认为，控制疫情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检疫，并根据疫情传播蔓延的方式和可能路线，给出了9条建议。然而，由于疫情实在过于凶猛，百姓死亡无数，当时仅哈尔滨傅家甸坟场就露天停放了数千具尸体，无人过问。伍连德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极为危险的传染源，随即提出要将尸体集体火化。

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更何况要一次性焚烧掉几千具尸体，更是万万不能接受。

尽管当地百姓和地方官一致反对，但在这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绝对不能墨守成规。伍连德力排众议，甚至惊动了朝廷。好在清政府当时的一把手、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足够开明，以圣旨的名义批准了伍连德的请求。

于是在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集体火葬，焚尸三天，火化了数千具尸体。此举在后来被公认为东北三省鼠疫防疫的转折点，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

而后，经过数月奋战，伍连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东北鼠疫在4月底得到了全面控制。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与会。伍连德力压鼠疫研究泰斗、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担任大会主席。而此次会议也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

这个挽救了中国国运的男人身上，还有很多令人艳羡的标签：

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

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被梁启超赞誉为：“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纵观伍连德的一生，少年学有所成，青年时不畏中国当时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的错综复杂，毅然决然回到祖国贡献所学知识，凭着无可替代的勇气和爱国热情，一次次临危受命，拯救国民于死亡与疾病中，将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30 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祖国。

纵使头衔无数，但他却谦逊地称自己为“斗士”。1959年，伍连德出版了个人传记《鼠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为中国服务的历程，表达了对祖国未来的无限期望。

巴斯德、琴纳与伍连德的故事，只是人类抗击疫病的缩影。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无数英勇奋战在第一线的人，无论是造诣深厚的权威专家，还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抑或是那些默默无闻却奔前走后的医疗物资运输者，都在为守护人类的健康与社会的繁荣，而贡献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力量。

也正是历史上无数像他们这样以救人为己任的人，靠着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决心魄力，为民请命、埋头苦干、舍身求法，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疫病的侵袭，深刻改变着历史进程的同时，为全人类筑起了防御病毒的坚固城墙，我们也因此才得以生生不息。

他们是我们的健康守护神，是真正的脊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

眼下，肺炎疫情的走势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但只要有这群伟大的“逆行者”在，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和底气，去坚信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谨以此文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