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界面，作者：郭喨（科技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这一次，“地球之肺”终于火起来了，不仅在南美洲，也在社交媒体上。

负责巴西的空间技术、对地观测、空间和大地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英文作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ace Research）数据表明，今年以来卫星监测到巴西全境超过7.2万次起火点，比2018年同期增加了83%。

到了8月份，更是“大火已经烧了整整三个星期”，才被媒体不情愿地曝光。

不过，互联网上对情感的宣泄和立场的表达总是远超对真相的追求和事实的探寻，这一次也不例外。

2007年的图片被移花接木、2000年美国蒙大拿州森林大火的照片被移花接木，全球火灾受害的小动物们都汇集到“亚马逊大火”的标签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人们的愤怒和悲伤是有事实基础的：这真的是一场空前严重的大火。

这一场“地球肺部之火”提醒我们，所有美好都是昂贵的，也警示我们，生态效益与生态成本之间的“不整合面”亟待整合。

当空气也开始收费

阳光、空气和水，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经常被文学家经想象概括为“所有的美好，都是免费的”。免费了几千年之久，终于也开始要“收费”了，例如空气。

其实，除了“少女的屁”一类即便在日本销量也非常有限的稀有气体之外，“空气”早已收费良久了——例如通过空气分离装置获取氧气、氮气或者氩气一列的气体，在工业上已经极其成熟。

尽管空气明确地属于一种为国家所有的“重要自然资源”，我们的一生也会呼吸以升来计天文数字的这一气体。

然而除了在医院床头和高压氧仓，普通人终其一生也没什么机会为其所呼吸的空气付费。

不吃饭只喝水人可以存活7天甚至若干星期，不喝水只呼吸多数人三天就“渴死”了，而一旦隔绝空气不呼吸——6分钟心跳就不可逆得受损，一刻钟所有人都要过去。也因此，“呼吸”本身成为了我们存活的证据。

空气特别是清洁的空气，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尽管空气在地球的下垫面上自由流动，然而对于人类所需的氧气其生产者与消费者我们还是分得清楚的。

事实上，人类呼吸的氧气主要由海洋中的蓝藻——而不是亚马逊雨林或者大兴安岭针阔混交林产生。（顺便友情提醒，几个主流作业问答上的“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错的，考试会扣分）

海洋中的产氧光合蓝藻每年通过光合作用生产360亿吨氧气，是人类2018—2019年度粮食产量的12倍，占据了地球产氧量的大半（50%—85%）。无他，但量多耳，产氧光合蓝菌（蓝藻）种群数量庞大，平均每毫升海水中含量超过10万个，总量则远超整个宇宙的恒星数量。

不过，陆生的绿色植被则是我们赖以呼吸的氧气的的另一重要提供者。例如有数据表明，亚马逊雨林提供了地球氧气含量的10%以上（20%的说法流传甚广，但是未见可靠的依据），是当之无愧的“地球之肺”。

发展的权利与“开荒”的自由

那么问题来了。

要发展就必然需要消耗资源消耗能量，要发展就必然有碳排放。我们是“发展型碳排放”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是“享受型”碳排放，这显然不同。

巴西与中、印、俄等国公为“金砖四国”，发展阶段有其相似之处：巴西人民也需要更安全的环境、更好的住房、更丰富的食物选择，巴西农牧民也需要：更多的钱。

要挣更多的钱，可以砍更多的树、开更多的荒，养更多牛——

例如，在2018年，中国向巴西进口的牛肉就达到了32万吨，共计约14.9亿美元；较之2017年相比，分别上涨了52.54%和60.05%（今年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例疯牛病也没有过多影响牛肉的出口，巴西以负责任的态度主动暂停了对中国的牛肉出口，不久又依规定恢复出口）；

巴西全国的牛肉出口额也增加了11%（巴西牛肉出口商协会数据）——巴西已是全球最大的红肉出口国。我们吃到了更好的牛肉，巴西人赚到了更多的钱，双赢。

不过，不同在于，中国正在“退耕还林”，而巴西农牧民会有很强的“毁林开荒”的冲动；正如甘肃八步沙林场所一样，中国人是在沙漠上种树，然后在树林里放牧；巴西农民可能采用了一种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

来自巴西官方和外部环保组织的数据都表明，今年以来亚马逊雨林的着火点比去年有了80%以上的大幅增加。

“在巴西的Mato Grosso等农业发展迅速的地区野火变得越发常见，曾经茂密的丛林如今已变得光秃秃，曾经的湿地现在已变成农民养牲口的地方。”

1990年至2010年15年间，亚马逊雨林遭到破坏的面积由4150万公顷上升至5870万公顷，曾经雨林都成了而今的牧场——雨林以每年五万两千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减。

而“发展经济”这一目标显然也符合南美洲亚马逊周边雨林国家的国家意志，甚至与“民选总统”的政治利益高度一致；政府不会有多大的动力去阻止其国民自发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行动。

毕竟，发展经济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你看强大如美国，特朗普总统也老是在试图通过薅羊毛和加关税为国民“谋福利”。

巴西总统雅伊尔·波尔索纳洛效仿特朗普，同样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这意味着巴西的“环保义务”从此更轻了。

事实上，“巴西新政府放松了森林砍伐管制，对在森林砍伐地开垦农田和养牛的经济活动持开放态度。”这才是完整的“亚马逊大火”的完整逻辑链。

亚马逊雨林“野火”的逻辑链：

农牧民需要挣更多的钱→挣更多的钱需要养更多的牛→养更多的牛需要更大的畜牧空间→更大的畜牧空间可以通过把雨林的树砍倒、烧掉获得→点燃野火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方式

农牧民赚到更多的钱→国家经济发展，符合国家和政客利益→国、民形成“利益共同体”

留给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真的愿意为巴西亚马逊雨林制造的氧气和其他生态产品付费吗？如果仅仅是对巴西农民说：这是地球之肺，请不要烧树开荒，请安贫乐道！——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他们也拥有发展的权利。

雨林的生态产品——包括单限于新鲜的空气，被我们免费享用；现在，雨林的财产所有者（“管理者”）对其“动手”，我们当然可以提出异议表示关切，正如推特和脸书上的#Pray For Amazonia#（为亚马逊雨林祈祷）话题标签和中文微博的热门标签#亚马逊大火#、微信朋友圈里大家的震惊和愤怒一样。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补偿和费用：谁来出这笔钱？恐怕不会是键盘侠。

生态效益与生态成本的“不整合面”

毋须多言亚马逊雨林非凡的生态意义。亚马逊的真正困境在于，生态效益的扩散性和流动性，决定了它难以像普通商品一样计价、评估、运输、储藏和买卖，或者进一步资产证券化以利金融交易。

例如，一颗上海街头最常见的合欢树生态价值是多少？

上世纪90年代《环境教育》杂志上针对一颗“生长了50年的树”生态效益评估表明，“产生的氧气价值3.12万美元；防止大气污染价值6.25万美元；防止土壤腐蚀，增加土壤肥力价值3.125万美元；涵养水分价值3.125万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美元”，合计15.87万美元；

新近的一些评估则把“为动物提供繁衍场所约价值312500美元”等也计算了进来，数值更高了，即使以6.5的汇率算也超过了万人民币。然而事实上恐怕只有金丝楠木或黄花梨木才有这样的身价。

不过，即便不认同这一“高估”，也必须承认，树木是有重要生态价值的，而我们正在免费享用这一价值。“真正美好的事物都是免费的”，并不是因为它们真的廉价，只是因为它们难以计价，这种免费并非“理所当然”。

以我国为例，我国的空气质量最近五年有了肉眼可见的显著好转，这是不需要气象局的PM2.5报告公众也能掌握的事实，北上广深杭都在寻常的日子里频现“APEC蓝”，这背后国家、企业、公众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今年三月，北京市长王安顺表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继续加大空气污染的治理。”以谋求“APEC蓝”的永驻和“奥林匹克蓝”的到来。

不过，中产阶层与“网生代”的“清洁空气”这一公共产品充分供应的诉求，看似合情合理——而且通过舆论形成了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日常行政的巨大压力，实际上却完全忽略了治理成本谁来承担、生态代价谁来承受这一核心问题。

谁来承担治理成本？企业和政府；谁来承受生态代价？弱势群体，例如农民。

以“焚烧秸秆”为例，每年的麦收时节，农业大县的乡镇政府就进入“战时”状态，全员戒备进村防止农民点火，淮北一带甚至“80%的政府工作人员全都直接派驻入村，政府各部门只留守极少数人员看电话，其他工作一律停止。”干部们夜间住在田间的帐篷里，防止村民“趁黑烧秸秆”。

烧掉秸秆有助于减少病害、增加土壤肥力，而且方便快捷。为了“洁净的空气”这一公共产品，政府推行的“秸秆还田”或“秸秆离田”则每亩地至少增加60元的直接成本——真傻子才会接受“每亩20元”的补贴，毕竟每亩地的纯收入也就百来块。

每年烧与禁止烧的游戏都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演。为了“城里人”洁净的空气，“乡下人”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看起来更像是“乡下人花钱给城里人买新鲜空气”的荒诞。

相比“洁净的空气”，农民更在意的是“洁净的钞票”。更何况“焚烧秸秆”对“雾霾”的贡献率只有区区4%，远小于烹煎炸炒的中式餐饮，也远小于奔驰宝马的尾气排放——那些吃着美味、开着豪车的洁净空气呼吁者是不是应该收起小桌板、离开方向盘？

我跟有关部门的基层政府的公务员交流时发现，他们并非不知道问题所在，然而“网生代”把持了公共舆论、禁止焚烧秸秆就成了一种必要的“政治姿态”，“站位必须正确”。

生态效益全民共享，生态代价呢？

这与亚马逊雨林大火有什么相似之处？都是面对“纵火者”，我国政府反对并且试图通过部分补偿等方式阻止焚烧，而雨林区的政府即使没有鼓励、起码也是纵容了纵火。这里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生存、发展权”与“环境代价”、“生态效益”与“生态成本”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事实，而且也是为了在国际上争取必要的“环境优惠”和发展空间，例如更多的碳排放份额——而这在国际上已经有了成熟的交易市场，甚至即将超越石油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交易市场！

我国当前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但强调新兴国家有发展权，工业化发达国家从历史角度来看要承担更大责任；这种历史的眼光是非常正确的，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世界各国应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如果中国可以，巴西为什么不能？特别是，如果没有合理的、足够的生态补偿，巴西人民为什么不可以烧树开荒、荒野养牛？正如他们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做、2019年的这个8月做得尤其突出的一次一样。

事实上，我国在生态保护、为全球提供生态产品方面近些做得相当不错。

谷歌卫星地图显示地球上显著增加的绿地就是在中国，我们不断提供了生态产品服务世界，固沙、种树、低碳，更是成了全面共识，支付宝虚拟的“蚂蚁森林”绿色能量成了人人争抢的“环保通货”，原因在于它可以兑现为真实世界中的一颗颗绿树。

我的故乡就有一个方言词“鸭娃儿蛋”，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成本在我、收益归他”的现象。

外婆辛苦养大的鸭子，并不在固定的地方下蛋，而是经常傻乎乎地到跑到院子之外的小溪里、池塘边、草丛中随意下蛋，问题是最后要孵蛋的时候连鸭子自己也找不到蛋到哪里去了，主人当然也经常找不回鸭蛋——然后别人家淘气的小孩子不时会有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典型的“代价——收益”不整合面。

当人们都在问“为什么不去救火”的时候，却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声音：“为什么要去救火？！”这是亚马逊雨林的纵火者及其同伴（不用“同谋”一词），他们的声音很微弱而且“政治错误”，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显示度，然而却令人警觉。

也许，只有让生态成本的承担者、生态代价的承受者同时也能成为生态效益的受益者（至少是之一），亚马逊雨林的大火这种“天灾”才能从根本上减少——

或许也未必，照现在的速度下去，到三十年后的2051不会再有什么“雨林大火”了——雨林已经于2050年之前全部开垦完毕，亚马逊平原上自由奔跑着成千上万的内络尔牛（Nellore)和克利罗牛(Criollo)，为巴西、哥伦比亚、秘鲁等雨林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外汇。

这就是亚马逊大火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