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行业，有一个盖子不好随便揭的，那就是VIE。十几年前，中国企业在下求发展，上无政策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引进了可变利益实体这种股权架构，既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又巧妙规避了政策限制，才得以发展壮大至今。VIE对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当然，VIE结构缺乏法律承认，有诸多弊端和风险，这也都是现实情况。但这就如同一种发展上的创新，在遵守现有法律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发展思路之一。不独互联网，这一原则放在其他很多行业莫不如此，只是互联网行业更显眼一些罢了。

2011年，马云把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转出去成为独立公司，其对外解释的理由就是VIE结构，因为他担心支付宝的VIE结构会影响到支付牌照的申领。马云的解释是否令人信服暂且不说，但他确实揭开了VIE的盖子，搞得业内人人自危，因为大多数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及创业公司，用的都是这种架构。当时对VIE的争论，甚至还影响了纳斯达克中概股的股价，新浪、搜狐和百度都曾受此影响而大跌。说马云是当时的公敌，并不为过。

时至今日，头号公敌的手还没洗干净，二号公敌又冒头了。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政协提案中有一份是建议将电子商务的VIE纳入监管，这给人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合时宜。将VIE纳入监管，并非没人想过，可十几年来为什么迟迟不动手，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互联网行业方面，中国的投资政策是相对宽松的，可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处处小心，警惕性极高。投资政策讲究的是对等，过于倾斜向另一方当然是不安全的，于是VIE就被当做一个缓冲阀长期存在，并行之有效。如果美国放开限制准许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科技企业，中方明天就可以废除VIE，提供一切方便，不需要企业再搞这种繁琐的曲线处置办法，但现实难遂人愿。

在美方开放度较低的情况下，让中国完全敞开大门是不可能的，但中国也需要发展，产业发展和投资政策之间总还是要获得一个平衡的。可是，如果中国把这唯一的缓冲阀也严管起来，等于是给资本引进设置了更多障碍，这不但不利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更不利于中国的投资形象。只会使得中国在该领域的投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相背而行，越走越远。

张近东的提案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例如鼓励优秀企业国内上市，放宽优秀企业海外上市的条件等，这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还包含有计划经济的思维。首先，产业政策的执行应尽量减少例外情况，做到一视同仁。其次，在本土资本市场欲振乏力的情况下，如何吸引到优秀企业国内上市？国内市场又怎能给出他们想要的估值？第三，在对VIE进行监管的情况下，如何鼓励优秀企业海外上市？这些，都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VIE是个业内高度敏感的问题，可以直接影响到所有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价，也能影响到创业公司的走向。主管部门对VIE问题迟迟不动，体现了政府少干预市场的谨慎态度，而非不作为。在没有找到完美解决之道之前，不管是将VIE合法化也好，将VIE废除也好，都是冒进的，会害死很多公司，招来无数骂名。

在这个节骨眼，张近东提出VIE的政协提案，无疑是再一次掀盖子，把所有不好解决的矛盾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这对他而言并不是一招好棋。两年前马云经历的挫折如今仍历历在目，张近东委员，请你谨慎一些，二号公敌不好当啊。

（本文首发于 腾讯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