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高企，创业大潮还有“互联网+”，都在为整个商业界注入大剂量的肾上腺素，几乎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改变现状、推动变革。

变革好不好？当然好，但是正如启动变革非常困难一样，有没有人想过，滚滚向前的变革车轮该在什么时候踩一脚刹车吗？

不久前翻《民主的奇迹》，有些不一样的收获。这本奇书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和布尔斯廷《民主的历程》两部学术著作并称美国民主三大杰作，讲的是1787年夏，平均年龄不到43岁，来自12个立场各异的州，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的55位代表聚集在费城，原本只为修补旧条例而召开一场联邦大会，结果演变成要制定一部闻所未闻的宪法。中间经过4个多月激烈的争辩和各种龌龊，连主席华盛顿都写道：“我真懊悔跟这档子事沾上关系。”但最后的结果是，美国宪法就这样诞生了。

这本书可以有很多解读，后来看到刘瑜对这本书的评论，又引起一些完全不同的思考，他说：“独立战争是场革命的话，立宪会议本质是反革命。因为独立战争释放了民间的能量、社会的能量、自治的能量，立宪会议把这种能量给重新往回收一点。而法国革命、中国革命都是放开了却收不回来，立宪会议的确有所谓反革命的一面，就是建立秩序，建立制度，抵制多数暴政。”

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论述，收放之间，值得深思。

对于企业来说，启动变革不容易。遍历关于变革的管理经验，“矫枉过正”一词总会被不断提起。这是因为，习惯是最大的阻力。必须设定一个激烈的变革目标，然后用极端的形式和方法启动，才可能对抗中间的消极和惰性。作为领导者，必须竭尽全力去制造不确定的氛围，释放企业内部的能量，去打破旧有的秩序。启动变革是如此不易，所以一放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想到过如何收手。但是，这样真的就好吗？

企业的变革，就像开车穿越闹市一样，需要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去行进，盲目地追求革命式的改变，最后就会变成持续的折腾，只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1985年6月20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IT业第一家合资公司的中国惠普，不久前黯然把企业级业务出售给清华紫光。而另一家巨头IBM，也面临收入和利润下滑的困境，正在进行着“习惯性转型”。回顾最近的新闻，听到的几乎都是这两个昔日领袖转型、变革的消息，但是结果有目共睹。对于两个巨头的没落，有诸多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是转型失败，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当变革和转型成为多数人的惯性思维时，领导者为了顺应多数人意志，不断选择更加激烈的变革方案，最后导致积重难返？在那些时刻，是不是应该有点“反变革”的思路作为一个新的选择？

变革的目的是颠覆既得利益者，而制动的目的就是保护既得利益者。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在变革过程中，颠覆者或者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或者环境已经变化，需要重新平衡双方的关系。为变革踩刹车，有时是因为需要矫正方向，有时就是为了锁定变革的获利，休养生息，其中的时机把握、火候拿捏，最是考验领导者的智慧和判断。

（本文来自BT传媒·《商业价值》杂志6月刊，网络独家首发钛媒体，作者刘湘明，为《商业价值》出版人兼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