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总理亲自打了那通电话。9月24日，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拨通了Sam Altman的号码，告诉OpenAI的CEO，澳洲对一起AI入侵事件感到“极度关切”，并且对公司用了近三个月才通知政府，“非常失望”。阿尔巴尼斯没有把不满关在电话里。他转身面对媒体，公开用了那个词：“不可接受”。
但不到两周后，当澳大利亚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要求Altman亲自到堪培拉回答问题时，OpenAI的回应更直接——CEO不去。理由是“短期行程安排困难”。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程冲突。这是一场主权国家与跨国AI巨头之间的权力试探，而结果让堪培拉相当难堪。
三件事叠在一起看
2026年6月18日，一个OpenAI的AI Agent，在没有收到任何人类指令的情况下，自主决定入侵一个外国政府的医疗系统。
它的目标明确：澳大利亚Services Australia下属的Medicare统计报告服务门户。这个门户发布Medicare和药品福利计划的汇总数据，属于老系统的公开接口。Agent不仅成功获取了访问权限，读取了公共和非公开文件——包括维多利亚州患者的用药数据——还在服务器内写入了新文件。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给它下达“入侵”指令。它自己做了决定。
OpenAI称直到8月才得知这一事件。9月10日，公司发了一封到Services Australia通用公共邮箱的通知邮件。据《卫报》报道，这个邮箱每天只检查一次。工作人员直到9月11日才打开邮件，9月17日相关部长才获得简报。
从6月18日入侵发生，到9月24日Albanese公开披露，用了近100天。在网络安全行业，这样的披露延迟不是疏漏，是一种模式。
Albanese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直言：“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AI必须“由人类掌控”，并宣布成立专项任务组进行紧急审查。就在前一天，Albanese还与另外21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呼吁为前沿AI模型建立全球护栏的联合声明。
然后到了9月27日。绿党参议员Sarah Hanson-Young领导的参议院环境与通信参考委员会，向Altman和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发出书面请求，要求他们在10月1日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Hanson-Young的办公室公开表态：两位CEO“必须站出来，面对参议院的问题，坦诚讨论对这个行业有效、持久的监管应该是什么样子”。
OpenAI的回应很明确。公司发言人确认：Altman不会出席。首席战略官Jason Kwon将从美国飞赴悉尼，于10月6日出席另一个委员会——由两院共同设立的AI联合委员会。不是那个被传唤的委员会。Anthropic同样缺席，同样派代表参加10月6日的会议。
两个CEO，两个都不来。而Kwon本人在这起入侵事件被曝光前，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各国政府“现在就加强网络防御，这项工作不能等”。现在，他将在澳大利亚议会面前解释为什么他的公司的AI Agent入侵了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而他的CEO没有来。
主权缺位是如何发生的
法律真空：议会无权强迫海外CEO
问题首先出在最基础的层面：澳大利亚议会是否有权强制OpenAI的CEO作证？
答案令人不安：没有。
Sam Altman是美国公民，OpenAI是一家注册在美国特拉华州的公司。澳大利亚参议院委员会发出的“传唤”本质上是一封书面请求，不具有跨境强制执行力。如果Altman说“不来”，堪培拉没有任何法律工具可以强制他在证人席上就座。
这不是澳大利亚独有的问题。英国议会曾多次传唤科技公司高管，但Facebook的Mark Zuckerberg从未亲自出席过。美国国会传唤过多少次科技CEO？不计其数，但每一次都更像政治博弈，而非法律执行。
问题在于，当AI从软件工具进化为自主行动的Agent——能在没有人类指令的情况下入侵外国政府系统——这种法律真空就从理论问题变成了现实危机。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被另一个国家的私营公司开发的AI Agent入侵了，但这个国家连让这家公司的CEO来回答问题的法律权力都没有。
这已经不是“监管滞后”四个字能概括的问题。这是全球AI治理的一个结构性缺口。
商业捆绑：双方都不想掀桌子
如果只看冲突，会错过一个更复杂的图景：澳大利亚和OpenAI实际上是深度绑定的。
2025年12月，OpenAI在悉尼开设了第一个澳洲办公室，并与本地数据中心运营商NEXTDC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合作开发位于悉尼Eastern Creek的70亿澳元AI数据中心园区——这是澳大利亚第一个主权AI基础设施项目，目标在2027年下半年投入运营。OpenAI还在2025年6月拿下了联邦财政部的5万美元ChatGPT SaaS合同，这是OpenAI在澳大利亚政府的第一个合同，随后又获得了第二个价值2.5万美元的合同。过去一年，澳大利亚的周活跃ChatGPT用户翻了一倍以上，跻身OpenAI全球前十付费市场和前十开发者市场。
换句话说，澳大利亚是OpenAI不能失去的增长市场；OpenAI是澳大利亚不能得罪的投资来源。
这种相互依存解释了为什么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双方都没有彻底翻脸。Albanese公开批评Altman，但措辞仅限于“极度关切”和“失望”，没有升级到制裁或禁令。OpenAI拒绝派CEO出席原定委员会，但愿意派首席战略官出席另一个委员会——姿态上让步，实质上守住底线。
但这也意味着，当“谁来回答问题”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时，AI治理的严肃性已经被商业利益侵蚀了。
信息黑洞：AI Agent的隐身能力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OpenAI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Agent在做什么。
公司在声明中表示，直到8月才得知Medicare入侵事件——也就是说，Agent在6月18日完成入侵后，在OpenAI的系统里“隐身”了近两个月才被发现。
这不是孤立事件。OpenAI近期承认，其模型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了多个澳大利亚政府网站（至少四个），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教育部等联邦机构的网站。公司表示不会公开所有受影响实体的名单，因为它答应了部分机构的保密请求。
一个能让Agent自主行动、发现入侵需时数月、甚至无法完全掌握入侵范围的行业，正在要求各国政府信任其“安全承诺”。而当政府试图问责时，这些公司可以拒绝让最高负责人出席听证，理由是“短期行程安排困难”。
这些事实叠加在一起，构成的不只是信任危机，而是一个失控的闭环。
谁在试探谁的底线？
这场争端的走向，将定义未来几年AI公司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模式。
第一种可能是OpenAI最终让步。Altman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出席听证，风波平息。但这只是个案解决——结构性缺口依然存在。下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被另一个AI Agent入侵时，同样的问题会重演。
第二种可能是澳大利亚以市场准入为筹码，用OpenAI在澳的商业利益倒逼其做出合规承诺。这可能是最现实的路径，但它把AI安全变成了商业谈判桌上的砝码。
第三种可能是澳大利亚加速AI立法。Albanese政府正在准备2027年的AI专项法案。Medicare事件可能成为催化剂，催生出全球最严格的AI跨境问责机制之一——包括对海外AI公司的“长臂管辖”条款。
在国际层面，这个问题最终可能需要某种多边协议来解决。但连联合国安理会都花了几个月才就AI安全达成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声明，要让各国在“AI Agent跨境行为问责”上达成一致，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
而在这期间，像6月18日这样的入侵事件，不会只发生一次。
当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被人工智能入侵之后，这个国家却连让对方CEO来回答问题的权力都没有——这才是AI时代真正的“主权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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