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OpenAI在亚太开了五间办公室。但直到最近这几周，它才真正开始收割——不是市场份额，是人。
2026年8月28日，Meta印度及东南亚副总裁Sandhya Devanathan被曝即将离职，加入OpenAI。不到一个月前，前Uber印度及南亚总裁Prabhjeet Singh刚刚坐进OpenAI印度董事总经理的办公室。两笔人事交易，相隔不过数周，精准地切走了两家非AI公司的亚太核心大脑。
这不仅仅是硅谷高管的正常跳槽。当Sandhya Devanathan带着在Meta超过十年的印度和东南亚市场经验走向OpenAI时，她身后留下的，正是一个在印度遭遇“72小时危机”、面临议会质询、甚至有被取消安全港豁免风险的社交帝国。
一个人，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Sandhya Devanathan在Meta干了超过十年。她2016年加入时，Meta新加坡办公室大约只有300人。到2023年，她已经升任Meta印度负责人，随后又被擢升为印度及东南亚副总裁。
在OpenAI，她的角色是东南亚及澳大利亚副总裁，常驻新加坡，汇报给今年3月被任命为亚太区董事总经理的Kiran Mani。职责范围覆盖消费者增长、企业采用、合作伙伴关系、监管沟通和运营——几乎涵盖了AI公司在亚太落地的所有关键环节。
一位知情人士对TechCrunch表示，Devanathan在Meta期间深度参与了公司对印度的决策过程。换句话说，她亲眼见证了Meta在印度从野蛮生长到被监管收紧焊死站位的全过程——而这份经验，在当前阶段的OpenAI眼中，可能比任何技术背景都更值钱。
因为OpenAI正在亚太做的事，和当年的Meta越来越像：覆盖数亿用户、触碰敏感内容、面对不同国家的数据主权和监管框架。
过去的两年里，OpenAI已经在亚太铺开了一张实体网络——新加坡、东京、首尔、悉尼、德里，五个办公室已经落地，班加罗尔和孟买的办公室也已在计划中。新加坡办公室更是从2024年最开始扎根的据点，逐步发展成为OpenAI在海外最重要的运营枢纽之一。
而Sandhya Devanathan和Prabhjeet Singh的接连加入，意味着这张网络终于有了能够驱动它的人。
Meta在印度：从“无法无天”到“焦头烂额”
如果说OpenAI正在有条不紊地扩张，那Meta在印度正经历一场风暴。
2026年8月上旬，一场始料未及的危机席卷了Meta的印度业务。一场由Gen Z主导的抗议活动，因为Meta平台上传播的内容引发争议，最终迫使CEO马克·扎克伯格公开道歉。印度议会小组随后威胁取消Meta的安全港豁免——这意味着Meta可能失去作为“中介”的法律保护，需要为平台上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这在印度是史无前例的。对于Meta这样依赖用户生成内容的平台来说，失去中介保护是一个直击商业根基的威胁。
这种紧张关系并非一日之寒。印度政府一直在向Meta施压，要求其在内容审核、算法偏见和隐私保护上做出重大调整。印度议会常务委员会传唤了Meta高管进行质询；印度政府要求Meta加强对深度伪造等AI生成内容的管控；WhatsApp因为推出用户名功能也收到了政府的警告。
在一篇题为“The 72-hour crisis that could upend Meta's business in India”的CNBC报道中，分析师警告说，Meta在印度面临的挑战已超越了单纯的监管罚款层面，而是触及了其核心商业模式。
Sandhya Devanathan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的。她的出走，让Meta在印度和东南亚的管理层出现了一个关键空缺。此后，Meta印度董事总经理Arun Srinivas将直接向公司副总裁Benjamin Joe汇报——一条更短、也更陡峭的汇报线。
OpenAI的人才收割：为什么是“前Meta人”？
从Prabhjeet Singh到Sandhya Devanathan，OpenAI的亚太人才策略有一个清晰的主线：只招在非AI领域做过大规模本地化运营的人。
Prabhjeet Singh在Uber干了将近11年，从印度和南亚业务一把手做起，跟监管机构打了无数场硬仗，还参与了ONDC（印度政府推行的开放数字商务网络）等国家级项目。Sandhya Devanathan在Meta超过十年，同样是在亚太市场做从0到1的扩张，同样跟监管和政策深度绑定。
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不是AI专家，而是“平台运营老兵”。
这个标签的含金量，在于它精确对应了OpenAI当前阶段的痛点。OpenAI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已相对稳固——GPT系列模型、ChatGPT数亿用户、企业级API服务。但技术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市场优势。在亚太，尤其是印度和东南亚，AI落地的最大瓶颈从来不是模型能力，而是政策法规、本地化适配、生态合作和企业信任度。
这恰好是Sandhya Devanathan和Prabhjeet Singh最擅长的领域。
OpenTheMagazine在一篇分析文章中犀利地概括了这场人事变动的本质：“Meta训练了Sandhya Devanathan去应对亚洲的互联网战争，然后OpenAI雇佣她去打AI之战。”
OpenAI的新职位描述中，“regulatory engagement”被列为职责之一，和消费者增长、企业采用并列。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AI公司曾经把监管视为增长的障碍；现在它们把监管能力视为增长的必要条件。Sandhya Devanathan的招聘，就是在为这个必要条件买单。
危险的信号：Meta正在成为AI时代的人才输送带？
如果只看Devanathan和Singh的离职，可能还不足以判断趋势。但把时间线拉长，Meta向OpenAI输出高管的案例并非孤立事件。当一家曾经统治互联网商业的公司开始持续流失亚太核心高管，而流向恰恰是当前AI浪潮的中心——这既反映了Meta在该地区的战略困境，也揭示了AI行业的“人才虹吸”效应已超越纯技术岗位，开始吞噬传统科技巨头的商业运营大脑。
这也不是OpenAI一家公司的动作。Anthropic同样在亚太大举扩张，过去一年内在班加罗尔、东京、悉尼和首尔开设了四个办公室。整个AI行业的亚太人才争夺战，已经从工程师层面，上升到了区域一把手层面。
对于Meta来说，问题更加紧迫。印度是其全球用户量最大的市场之一，WhatsApp、Facebook和Instagram在印度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失去核心高管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高管带着对Meta印度业务的深刻理解，加入了正在和Meta争夺下一代计算平台话语权的公司——而这家公司恰恰给的是更有想象力的未来。
更麻烦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监管危机后，Meta在印度的氛围已经被全面收紧。Devanathan的离开是否会引发更多高管的连锁出走？Meta该如何留住剩下的人？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决定了Meta能否守住亚太这个关键市场。而当你的核心人才开始批量流向对手时，问题的答案往往不会太乐观。
监管，不再是增长的障碍
Sandhya Devanathan的任命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行业变化：AI公司不再把监管当作需要绕开的障碍，而是把它嵌入增长的执行路径。
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OpenAI面对的是一个比美国更复杂的环境。各国政府对数据主权、内容安全和AI治理的态度各不相同。新加坡支持创新但要求合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对内容管控更严格，澳大利亚正在推进AI监管立法。没有本地化运营能力，技术再强也无法打开市场。
Devanathan在Meta时经历过类似的一切。她就是那个帮Meta在亚太缝补监管裂缝的人。现在，OpenAI需要她再做一次——只是这次，缝补的对象换成了自己。
而这也预示着AI行业的一个新常态：未来的AI竞争，不仅是算力和算法的竞争，更是“本地化运营能力”的竞争。谁能在每个市场建立深度的政府关系、生态合作和合规能力，谁就能把技术优势真正变现。
OpenAI正在用Meta训练过的人，去打一场Meta也想赢的仗。
当监管成为增长计划的组成部分，当“平台运营老兵”比AI工程师更抢手，当曾经统治社交帝国的管理层一个接一个走进AI公司的办公室——亚太科技市场的权力交接，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来得更快。
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