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比斯卸任前密谋“AI原子能机构”:已与美国财长通气,对标国际原子能机构

2026.08.13 16:22
《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DeepMind创始人哈萨比斯在卸任CEO前,曾与美国财长贝森特、特朗普高级科技顾问及多家AI实验室负责人私下讨论筹建一个独立的AI行业安全机构。他将该机构比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提出了对标FINRA的“前沿AI标准机构“蓝图。本文深入分析这一方案的设计逻辑、行业反应、制度隐患以及哈萨比斯从技术领袖到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跃迁。

2026年8月5日,谷歌DeepMind CEO戴米斯·哈萨比斯在X上发了一条简短的告别帖。他卸任了CEO职位,转任DeepMind董事长兼Alphabet首席科学家。外界忙着解读这场人事地震,杰夫·迪恩也走了,科雷·卡武库丘奥卢接棒,谷歌AI的权力格局正在重组。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这条告别帖发出的几周前,哈萨比斯还做了一件远比权力交接更值得关注的事。

据《华尔街日报》8月13日独家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哈萨比斯在卸任前的几周里,曾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特朗普总统的高级科技顾问迈克尔·克拉西奥斯,以及多家AI实验室的负责人密集讨论一个计划:筹建一个独立的AI行业安全机构。在与同行交流时,他把这个拟议机构比作国际原子能机构,一个拥有181个成员国的促进核能合作的非政府监督组织。

这不是一个退休CEO的临别赠言。这是一个正在从技术领导者转型为制度设计者的信号。

从CEO到制度设计师

哈萨比斯对AI安全的关注并非新闻。作为DeepMind联合创始人和AlphaGo、AlphaFold背后的技术灵魂,他早在2010年代就公开谈论过通用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但这次不一样。他不再停留在“呼吁”,而是拿出了具体的制度方案。

今年7月14日,哈萨比斯在X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系统阐述了他的构想。他提出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由行业资助的“标准机构”,用于评估AI模型的安全性。该机构的运作模式对标金融业监管局,其前身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成立于大萧条时期,是一个由行业提供资金的自律监管组织,负责监督经纪公司。

按照他的蓝图,这个新机构将做几件事:制定前沿AI的评估协议,包括能力基准测试,以确定哪些模型属于“前沿级”;与联邦机构及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合作,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对模型进行测试;建立一套资格认定体系,达到特定标准的模型可获得“前沿级”标签;要求AI公司发布模型系统卡、遵守强网络安全协议、资助安全研究。

这套方案最精妙的设计在于“自愿转强制”的机制。AI公司最初被鼓励自愿在发布前至少30天提交模型进行测试,但一旦评估体系被证明有效,该系统可以转为强制。任何想在美国市场分发模型的厂商都必须遵守。

一位熟悉讨论的知情人士对WSJ表示,在当前政治环境下,直接主张政府发牌照的监管方案几乎没有通过的可能。但一个由行业资助、自愿起步、逐渐成熟的机构,特朗普政府能接受,行业也能接受。

IAEA隐喻:一个非政府监督机构的AI版

哈萨比斯将拟议机构比作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类比并非修辞上的随意选择。IAEA成立于1957年,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组织,拥有181个成员国,负责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并防止核武器扩散。它不直接拥有核设施,但拥有对成员国核设施的检查权。这种“第三方监督”模式,正是哈萨比斯想为AI行业复制的。

但AI监管与核监管有一个根本性区别。核材料的物理限制使其天然可控。铀浓缩需要离心机,核弹头需要钚,这些东西很难隐藏。而AI模型的复制成本接近于零,一个前沿模型可以被复制到无数台服务器上同时运行。哈萨比斯设想的“前沿级”标签,本质上是一种“合格认证”,而非物理管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IAEA的权威来自成员国政府的主权授权,而哈萨比斯的拟议机构将由行业资助、行业主导。一个由被监管者付费的监管机构,能否真正保持独立性?

Fortune在一篇分析文章中直接点出了这个矛盾。文章援引批评者的观点称,FINRA长期被诟病为“监管者太温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曾多次批评FINRA站在经纪公司一边而非投资者一边。举报人指控该机构很少追查大型金融机构的问题经纪人。前执法主管布拉德·贝内特表示,FINRA的罚款太低,一些大型经纪公司认为定期支付数百万美元的罚款“比投入资源满足合规要求更划算”。

如果AI安全机构借鉴FINRA的模式,它会不会也变成一张“行业自保”的遮羞布?

跨阵营的罕见一致,蜜糖里藏着砒霜

哈萨比斯的提议在行业内部获得了罕见的跨阵营支持。

DeepMind另一位联合创始人、现微软AI CEO穆斯塔法·苏莱曼公开支持。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同样表态赞同。Block CEO杰克·多西和Box CEO亚伦·列维也表示支持。OpenAI的山姆·奥特曼称竞争对手的这一提议“经过深思熟虑”。就连马斯克,他联合创办OpenAI部分原因正是担心谷歌控制超级AI,也评价哈萨比斯的想法“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框架,绝对是讨论的良好起点”。

甚至特朗普政府的前AI主管大卫·萨克斯,一位通常反对技术监管的人士,也表示这个想法有价值,比政府直接监管前沿AI更好。Bloomberg在7月17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本身正在考虑建立这样一个AI自律监管机构,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参与制定了提案,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正在审阅中。

这种跨阵营的“一致支持”看似美好,但细想之下令人不安。当OpenAI、微软、谷歌、马斯克、特朗普政府同时说“好”,这个方案可能对所有人都太舒服了。

深度学习先驱约书亚·本吉奥,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非营利AI安全研究组织LawZero的科学总监,直接批评了哈萨比斯方案的自愿性质。他表示理解“从实用主义角度的论证,但我们绝对需要一个从自愿模式向强制模式过渡的清晰精确的路线图”。他还呼吁建立独立的审计机制,核查公司是否达到了该机构制定的标准。

本吉奥的批评点出了核心矛盾:如果评估是自愿的,AI公司可以只提交对自己有利的模型;如果标签是行业自评的,谁来决定“前沿级”的标准?如果罚款太轻,巨头们会不会把罚款当作“运营成本”来预算?

从制造AI到制定规则:哈萨比斯的角色跃迁

理解哈萨比斯这一系列动作,需要回到8月初的那场人事变动。

8月5日,谷歌宣布对DeepMind进行重大管理层调整。哈萨比斯卸任CEO,由副手科雷·卡武库丘奥卢接任。哈萨比斯本人被任命为DeepMind董事长兼Alphabet首席科学家。与此同时,谷歌传奇AI科学家杰夫·迪恩宣布离职创办AI初创公司Discovery Loop。

对于哈萨比斯而言,这并非“退居二线”,而是一次战略性的身份转换。作为DeepMind董事长,他不再需要处理日常运营和产品交付,可以专注于长期战略和重大科学突破,以及推动AI治理框架的建立。谷歌发言人表示,哈萨比斯将“将更多精力战略性地投入到科学突破以及塑造AGI未来方向上”。

在同一个夏天,他完成了三件事:推动AI安全机构的制度设计、与特朗普政府最高层对接、安排自己在谷歌体系内的角色转型。这三件事串在一起,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轨迹:从“制造AI的人”到“为AI制定规则的人”。

这不仅是哈萨比斯一个人的野心。Alphabet深知,在即将到来的AGI时代,谁定义规则,谁就拥有最终的话语权。哈萨比斯在斯坦福商学院演讲时预测,AGI可能在2030年左右到来,前后误差不超过一年。他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提前在监管框架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是最关键的长期战略投资。

一个自愿的核安全机构能走多远

哈萨比斯的方案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但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根本性挑战。

核心挑战首先来自独立性问题。FINRA的教训表明,由行业资助的自律监管机构天然倾向于对行业成员手下留情。AI公司的竞争压力极大,任何安全评估都可能成为商业上的“减速带”。如果一家公司发现竞争对手因为提交了更严格的测试而延迟发布,它会不会选择不提交?

更棘手的是“前沿”的定义问题。哈萨比斯提出通过能力基准测试来界定“前沿模型”,但AI能力的边界在快速移动。今天的“前沿”可能六个月后就成为“入门级”。谁来维护基准测试?基准测试本身的更新速度能否跟上AI的进化速度?

国际协调则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IAEA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有181个成员国。而哈萨比斯的提案是一个美国主导的行业机构。全球AI竞赛的另外两个主要玩家,中国和欧盟,会接受美国行业机构制定的标准吗?如果不会,这个机构的实际影响力将被限制在北美市场,而AI模型是全球流动的。

而执行机制本身构成了最根本的挑战。哈萨比斯的设计中,最初阶段的评估是自愿的。但历史经验表明,自愿性安全标准在竞争性行业中往往被忽视。只有当足够的外部压力,比如保险、采购、政府采购的强制性要求,将自愿标准转化为事实上的准入门槛时,自愿机制才能生效。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AI的发展不等人。

外交关系协会在一篇分析文章中给出了一个更务实的建议:一个由防守可信的研究机构、民间社会技术组织、基准工程机构、测量科学团体和中立召集人组成的小联盟,应该与前沿公司和政府合作,将更全面的设计摆在桌面上。文章认为,仅仅让行业来设计一个“行业印章”式的认证,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没有人愿意尊重它。

谁制定规则,谁定义未来

哈萨比斯的提议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它是目前桌面上最具体的方案。

在AI监管这个议题上,过去两年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呼吁”和“警告”。从埃隆·马斯克签署暂停超级AI训练的公开信,到数百名AI科学家联名警告AI灭绝风险,再到各国政府匆忙出台各种框架文件。但哈萨比斯是第一个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人:他领导过世界上最前沿的AI实验室,他拿到了特朗普政府最高层的电话,他拿出了可操作的制度设计,他正在亲自推动落地。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方案应该被全盘接受。本吉奥的批评,缺乏强制机制、缺乏独立审计,是致命的。金融业监管局的教训,行业自保的倾向,是真实的。国际协调的缺失,在AI全球化的时代,是结构性的。

但哈萨比斯至少做对了一件事:他把“AI安全”从抽象的口号变成了具体的制度讨论。现在,行业、政府和公众需要做的,不是在“要不要监管”上继续争论,而是拿出比哈萨比斯更好的方案。

在巨头林立、竞争激烈的AI赛道中,掌握最终定价权的,往往不是技术迭代最快、投入最高的企业,而是牢牢扼住底层度量衡、负责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个裁判。哈萨比斯,正在试图成为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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