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全世界的观众涌进电影院看《终结者》。阿诺德·施瓦辛格扮演一个来自未来的杀人机器，一个人类被机器奴役的世界的使者。
四十年后，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续集。
2026年8月25日，普利策奖得主、哈佛大学历史学家Jill Lepore的新书《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rtificial State》即将出版。她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判断：硅谷科技巨头正在悄然接管民主政府的职能，而当代AI领袖们承诺用人工智能替代政府，不过是在把一部老科幻片包装成新口号。
“这里有一个荒诞的剧情转折，”Lepore在2026年2月耶鲁大学的Tanner Lectures上说道，“一个关于人类被机器奴役的寓言故事，在21世纪变成了一份商业计划书。”
当“终结者”变成商业计划书
Lepore指出，《终结者》深刻地塑造了硅谷一代企业家的世界观。当时13岁的埃隆·马斯克就是其中之一。2023年7月，马斯克在宣布成立xAI时公开警告：“我们必须担心一个‘终结者’式的未来，才能避免一个‘终结者’式的未来。”
这些科幻恐惧之所以能被转化为商业实践，是因为硅谷的商业王子们开始信奉一种名为“长期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将道德重心放在人类对遥远未来的积极影响上，导致一些科技巨头放弃缓解气候变化的现实努力，转而构建“人工国家”，设想一个人类逃离地球、移居火星的星际未来。
Lepore将这种治理形态命名为“人工国家”。它不是影子政府，而是一套数字通信基础设施，政府和私营企业通过算法自动化来组织政治和公共讨论。从Twitter将自己描述为“口袋里的市政厅”，到Anthropic为Claude撰写一部“宪法”，科技公司正在系统性地承担本应由民主政府履行的职能。
AI领袖的“国家替代”幻想为何老调重弹
Lepore在TechCrunch的Equity播客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的AI领袖们承诺的未来，一个AI能让政府更高效、更灵敏、甚至最终变得不再必要的未来，不过是在用新包装兜售一个老幻想。
2023年，Marc Andreessen发布了《技术乐观主义宣言》，一系列斩钉截铁的陈述本质上是在宣告：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秩序，而且比民主更好。同年，Sam Altman将AI崛起比作“曼哈顿计划”。2026年4月，Altman发布了一份13页的政策蓝图，提出机器人税、公共财富基金、每周四天工作制等方案，并将变革规模比作“进步时代和新政”。批评者认为，这更像是一份“监管虚无主义”的遮羞布。
与此同时，Anthropic在2026年1月为Claude发布了一份全新的“宪法”，长达80页，以公共领域许可协议发布，明确设置了安全、伦理、合规、有用性的四级优先级层级。但Lepore可能会追问：一部由公司单方面制定的“宪法”，不经过任何民主程序，它到底是一部宪法，还是一份产品说明书？
Lepore在2024年11月《纽约客》的长文中追踪了美国政治自动化的完整轨迹：从1962年参议员Jacob Javits成为“第一个完全自动化的美国参议员”，到2016年Cambridge Analytica利用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再到2024年两党竞选深度依赖算法驱动。这条路径不是突变，而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渐进过程。
这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后果。1964年，77%的美国人表示信任联邦政府。到2024年，这一数字跌至约20%，民主党人仅为9%，创历史新低。自动化政治生产出了疏离、极化和不信任的选民，以及被算法预测能力瘫痪的民选官员。
机器恐惧的根源不是机器，而是动物
在耶鲁的第二场Tanner Lecture中，Lepore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观点：社会对“机器人末日”的恐惧，与其说与机器的崛起有关，不如说与动物的衰落有关。
“这是人类对自然世界毁灭的巨大恐惧的回缩和厌恶，”她说，“在人类能够想象机器人毁灭人类之前，人类必须先对动物做这些事情，并想象动物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内心、没有自我。”
这个视角将Lepore的分析与硅谷主流叙事拉开了根本距离。当马斯克说“我们必须担心终结者未来”时，他是在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哲学传统中说话，这个传统涉及笛卡尔将动物视为机器、人类对自然的剥削，以及最终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异化。
人类对“造人”的执念远比硅谷意识到的要古老得多。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用泥土塑造人类，《伊利亚特》中有纯金制造的自动机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故事中工匠向国王献上木制人偶，犹太教传统中的魔像传说，中世纪炼金术士的人造生命追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都在讲述同一个执念。
“《终结者》虽然影响巨大，但绝非原创，”她说。
人工国家的代价：谁在买单？
Lepore在柏林自由大学的采访中这样定义：“自由民族国家正在被快速替换为所谓的‘人工国家’，一种数字通信基础设施，政府和私营企业通过它来组织和自动化政治与公共讨论。”
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政府与私营企业共同参与”。不是科技公司单方面取代政府，而是各级政府本身也在主动拥抱自动化。她在Public Books采访中以Simulmatics Corporation为例追溯了这种政企共谋的源头。这家成立于1959年的公司，由一位麦迪逊大道广告人创办，曾在1960年代为肯尼迪竞选活动提供数据服务，其客户名单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延伸到消费品牌，政治预测和消费者预测共享同一套算法模型。
“政客们不一定要了解技术的细节，”Lepore引用她发现的历史材料说，“他们不想了解它的局限性，而是对技术能带来的‘奇迹’充满热情。”
Belmont Books这样描述这部新作：“Lepore是我们最好的治理文化学者，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在这里，她驳斥了AI作为民主救世主的前景。”Kirkus Reviews则称其为“深入探究过去和现在技术官僚可怕幻想的著作”。
但Lepore并非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书名本身就暗示了“崩塌”的可能，人工国家并非不可逆转。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对技术的政治想象。当硅谷领袖们将AI描绘成“更高效的政府”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问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才是好的？
一个关于人类被机器奴役的寓言故事，在21世纪变成了一份商业计划书。而读懂这份计划书里的真正报价，或许才刚刚开始。
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