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31日，中国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对欧盟正在加快推进的两项立法——《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CSA 2.0）和《工业加速器法案》（IAA）——发出了正式回应。这不是一次例行表态。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敏感节点上，这两部法案的组合效应，正在改写中欧科技合作的底层规则。
如果欧盟选择关上这扇门，失去的将不只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更是欧洲自身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的速度与质量。
两把“安全剪刀”同时落下
第一把剪刀，是2026年1月20日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这部被称为“网络安全一揽子计划”的法案，核心创举是建立了一套“高风险供应商”识别与排除机制。根据该草案，欧盟委员会有权将非欧盟国家或企业认定为“高风险供应商”，并在能源、交通、银行、数字基础设施、健康、航天等18个关键行业全面禁止其产品和服务进入供应链。这是欧盟首次通过强制性法律工具，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关键行业的ICT供应链施加贸易限制。
第二把剪刀，是2026年3月4日发布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该法案设定了到2035年将制造业占欧盟GDP比重从14.3%提升至20%的量化目标，但达成路径充满了争议。法案针对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四大新兴战略行业，对外国投资者设置了一套全新的审批框架。超过1亿欧元的投资交易，且该投资者所属第三国在该行业全球产能占比超过40%的，必须满足六项条件中的至少四项才能获得批准。这六项条件包括：外资持股不超过49%、通过合资企业投资（持股不超过49%）、知识产权或技术诀窍许可、R&D支出不低于欧盟营收的1%、欧盟员工不少于50%（此为强制项）、以及制定欧盟价值链增强战略（含至少30%的投入品来自欧盟）。
同时，公共采购领域引入了“欧盟制造”优先标准。电动汽车零部件的70%按价值计算须在欧盟境内组装，电池电芯等关键部件同样要求产自欧洲。
两项法案的叠加效应，远超单一法案的影响范围。前者在数字基础设施层面排除了中国供应商，后者在实体产业层面设置了投资壁垒。两者互为犄角，形成了一道从“数字底座”到“实体制造”的完整围墙。
中国工商界的回应：关切、呼吁与底线
中国贸促会在7月31日的发布会中明确表达了三个层次的立场。
第一层：定性。中国工商界认为，欧盟的做法“明显超过维护安全的必要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这不是一个“安全例外”所能解释的边界扩张。
第二层：呼吁。欧方应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审慎评估法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坚持“技术中立和绩效导向原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
第三层：底线。“切实维护存量投资共同权益和中欧合作未来共同权益”——这句话指向中欧之间超过2600亿欧元的双向投资存量。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放弃的基数。
数字背后的真实图景
中欧经贸关系的核心数据，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两部法案会让中国工商界如此警惕。
2025年，欧盟从中国进口了5594亿欧元的商品，对华出口1996亿欧元，双边贸易额超过7600亿欧元，其中进口额同比增长6.4%。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600亿欧元。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在2024年显著回升，流量激增47%至100亿欧元，其中高达83%的资金集中投向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制造领域——恰恰是《工业加速器法案》重点限制的行业。
截至2024年末，中国在欧盟共设立直接投资企业近3000家，覆盖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雇用外方员工超过26万人。欧盟中国商会与罗兰贝格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47%的受访中资企业在欧洲本地的采购金额占其总采购金额的一半以上，87%的企业已经开展或计划在欧盟推进公益项目。近80%的受访企业计划未来3年扩大在欧投资。
这些数字说明，中国企业在欧洲扮演的角色，不是简单的“外来竞争者”，而是深度嵌入当地产业链的利益共享者。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30%，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欧盟的制造业占比仅14.3%，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中持续下滑。将制造业GDP占比提升至20%的目标，本质上是一个追赶型目标。以“追赶”为名，对外设置排他性壁垒，在经济逻辑上本身就存在矛盾。
WTO合规性与保护主义的边界
从法律角度看，欧盟这两部法案面临多重合规挑战。
CSA 2.0首次以强制性法律工具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准入限制，以“安全”为由设置贸易壁垒。但18个关键行业的排除范围之广，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边界。更值得关注的是，据国际贸易法学者2026年7月的分析，截至2026年7月20日——即CSA 2.0草案发布整整6个月后——欧盟仍未将该草案通知WTO秘书处。根据《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WTO成员有义务通报可能对其他成员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措施。欧盟的这一“沉默”，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IAA则面临更直接的WTO合规性挑战。公共采购中的“欧盟制造”优先标准、外资股比限制、IP许可要求，涉嫌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中国商务部早在2026年3月6日就明确指出，这些做法“构成了严重的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
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2026年5月的政策简报也指出，以原产地为基础的内容规则“存在被WTO挑战的风险”，并建议欧盟放弃20%的GDP目标，用可持续性和韧性标准替代原产地规则，确保FDI审查不阻碍有价值的投资。该研究所警告，过于严格的原产地要求可能导致去碳化进程延迟、成本和消费者价格上升，并引发第三国的WTO诉讼或报复措施。
中欧合作不该被安全叙事绑架
从华为在德国的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到比亚迪在匈牙利的电动汽车工厂，从宁德时代在匈牙利的电池超级工厂，到远景能源在法国的智慧风场——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布局，已经从“市场开拓”升级为“生态融入”。
然而，在欧中企的营商环境已经连续六年下滑。81%的受访企业认为欧盟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增高”，商业泛政治化趋势未减，欧盟密集出台的监管政策使得企业疲于应对“合规迷宫”。在关键基础设施、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赤字。
一个更危险的信号
这两部法案的推进，释放出一个更危险的信号：欧盟正在将“经济安全”战略从口号转化为系统性立法工具。
从《外国补贴条例》到《关键原材料法案》，从CSA 2.0到IAA，一套以“安全”为名、以“排除”为手段的规则体系正在成型。如果这两部法案最终落地，其影响将远超中欧双边关系。它将为全球贸易规则树立一个危险先例：任何国家都可以以“安全”为名，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禁入，而不需要提供实质性证据。
中国工商界在回应中强调的“技术中立和绩效导向原则”，本质上是在守卫一个更基本的底线：安全不应成为保护主义的遮羞布，市场规则不应被地缘政治随意改写。
自1975年中欧建交以来，经贸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每一天的贸易额相当于建交时全年的贸易量。这一格局来之不易，也经不起“安全”叙事的反复侵蚀。
中国工商界愿继续与欧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这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对过去半个世纪合作历史的最大尊重，也是对未来共赢可能性的最后期待。
如果欧盟选择关上这扇门，失去的将不只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更是欧洲自身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的速度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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