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刚刚在内部信中写下了“I don't feel I'm able to continue at the pace a startup requires”。48小时后，这同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OpenAI的递归自我改进团队名单上。
7月29日，The Information援引消息人士独家报道：前OpenAI安全研究副总裁、Thinking Machines Lab联合创始人翁荔（Lilian Weng），在宣布离职后不到两天，已经敲定重返OpenAI。她将负责用AI来开发新一代模型，即业内所说的“递归自我改进”（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跳槽。这是一场关于AI行业人才流动、创业疲劳与巨头磁吸效应的教科书级案例。而翁荔的回归，让一个惊人的数字浮出水面：Thinking Machines Lab的六位联合创始人中，已有四位离开。
48小时，从“我撑不住了”到“欢迎回来”
7月27日，翁荔在X上发布了一条推文，附上她写给Thinking Machines团队的内部信。信中写道：“尽管过去七个月里，我比人生中任何时候都病得更频繁……创业公司要求的节奏，我无法继续了。”她在信中坦承，在Thinking Machines冲刺发布首款开源模型Inkling期间，她曾试图休息和请病假，但“内疚感”让她无法真正放松。她也考虑过转到一个压力更小的角色，但最终认为“如果我不能为我的职责付出100%，我就辜负了我的工作”。
Thinking Machines CEO Mira Murati在X上回复道：“我们会想念你，和你一起建设Thinky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很高兴你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翁荔在2024年11月离开OpenAI，2025年2月加入Mira Murati的创业队伍，成为Thinking Machines的联合创始人。如今她在这家估值120亿美元的公司只待了20个月，就走完了加入、燃烧、离开的完整周期。
而她的离开并非孤例。2025年10月，联合创始人Andrew Tulloch去了Meta。2026年1月，CTO Barret Zoph和联合创始人Luke Metz同时离开，双双重返OpenAI。其中Zoph的离职尤其戏剧化：Murati公开称其因“不当行为”被解雇，OpenAI立刻反驳了Thinking Machines的说法，随后聘请Zoph回归。据Business Insider 2026年5月的调查，这家公司的42名创始团队成员中已有13人离开，接近三分之一。
一周前的7月15日，Thinking Machines刚刚发布了其首款开源模型Inkling。这是一款9750亿参数（410亿活跃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采用Apache 2.0许可，基于45万亿token训练，性能在开源模型中处于第一梯队。按常理，这正是公司需要凝聚团队的时刻。但就在产品亮相后不到两周，联合创始人选择了离开。
创业节奏的肉身极限
翁荔并非第一个因健康问题离开AI一线的行业高管。
2026年7月初，OpenAI的AGI部署CEO Fidji Simo因POTS（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急性发作，从全职角色转为兼职顾问。她写道，自己“花了无数个小时在医生办公室、处理症状、治疗、保险、不确定性，以及所有作为病人带来的隐形工作”。2026年1月，xAI联合创始人Greg Yang被诊断出莱姆病，转入非正式顾问角色，称“数月的不明原因疲劳耗尽了我的精力和创造力”。
这些并非孤例。AI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才燃烧”：融资规模以十亿美元计、产品迭代以周为单位、全球竞争不分昼夜。当一家初创公司以六位联合创始人、42位创始成员的豪华阵容起跑，背后是120亿美元估值和20亿美元种子轮融资的期待。这种期待最终转化为对每个人的极致压榨。
翁荔在2024年11月离开OpenAI时，她在AI安全领域已经工作了近七年，领导着一支80多人的安全系统团队。她曾参与GPT-4的预训练、强化学习与对齐工作，是OpenAI安全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她原本可以休息更长时间，但不到三个月就加入了Mira Murati的创业队伍。这种“从一家巨头直接跳到下一家超级初创”的模式在AI行业已成常态，但身体不会说谎。
翁荔在辞职信中写道：“持续的应激和工作量，已经把我推到了身体无法承受的边界。”她曾尝试在Inkling冲刺阶段请病假，但“内疚感”让她无法真正停下来。这种“带病冲刺”的创业文化，在硅谷并不新鲜，但AI行业正在把它推向极致。
Thinking Machines的创始团队为何留不住人
六位联合创始人走四位，42位创始成员走13位。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数字。
想想Thinking Machines的创始团队构成：前CTO Mira Murati带队，加上前VP of Research Barret Zoph、前安全研究VP翁荔、前OpenAI联合创始人John Schulman，几乎就是OpenAI的“第二套班子”。但复制人才结构不等于复制成功。
2026年1月Barret Zoph被解雇事件暴露了更深层的裂痕。Murati公开称Zoph因分享机密信息被解雇，OpenAI立刻回应称“不同意Thinking Machines对事件的描述”，并随后聘请Zoph回归。这种公开的抢人与互怼，让Thinking Machines的团队稳定性问题彻底暴露在聚光灯下。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Murati在Zoph和Metz离职后召开全员会议，会上气氛紧张，一些员工在问答环节开始前就直接辞职了。
更深层的问题是：在一家由前OpenAI精英组成的新公司里，每个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技术领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节奏。当公司从“融资故事”阶段进入“落地执行”阶段，摩擦不可避免。而Mira Murati的强势领导风格，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加剧而非缓解矛盾。一年期股权行权期（cliff）的到来，也让早期员工有了离开的财务自由——Meta、OpenAI、xAI等巨头纷纷以高薪挖角，员工拿到行权后便有了走人的底气。
OpenAI的“人才反刍”效应
最讽刺的是：Thinking Machines失去的四位联合创始人中，已有三位回到了OpenAI。2026年1月，Barret Zoph和Luke Metz率先回归。现在，翁荔将成为第三位回归OpenAI的原始联合创始人。
OpenAI就像一个巨大的“人才反刍”系统：人才离开后创业，创业受挫后回归。这种模式在2024至2026年间反复上演。OpenAI前CTO Mira Murati自己也是从OpenAI出走的，她创办Thinking Machines的初衷之一就是“建立更灵活、更开放的AI公司”。但讽刺的是，她的公司正在成为OpenAI的人才补给站。
更深一层看，翁荔的回归对OpenAI有特殊战略意义。她曾是GPT-4预训练、强化学习、对齐工作的核心参与者，负责领导OpenAI的安全系统团队。在OpenAI正在全力押注“递归自我改进”技术路线时，重新请回这位在AI安全与模型训练上都有深厚积累的资深研究员，意图再明显不过。
据Business Insider报道，OpenAI的Preparedness团队此前已设立了专门的“递归自我改进”安全研究员岗位，年薪高达29.5万至44.5万美元。OpenAI CEO Sam Altman曾公开表示，目标是在2028年前实现AI自主研究的自动化。Anthropic也预测，人类独立AI研发将在相近时间窗口内实现。翁荔本人在7月初还曾发布一篇关于“Harness Engineering for Self-Improvement”的技术博客，系统梳理了递归自我改进的技术路径——这几乎是她重返OpenAI后工作的预演。
谁赢了，谁输了？
对Thinking Machines来说，六位联合创始人走四位，对一家成立仅18个月、估值120亿美元的公司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虽然Inkling获得了不错的技术评价，但团队稳定性是其商业模式能否跑通的关键前提。以“定制化AI”为卖点的公司，人才流失意味着客户信任的流失。Mira Murati需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当你的团队连创始人都留不住，凭什么让客户相信你能长期服务？
对OpenAI来说，翁荔的回归加上此前Zoph和Metz的回归，展现了这家公司作为“AI人才黑洞”的独特吸引力。在AI人才大战中，OpenAI似乎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养鱼、放鱼、收鱼”模式：让人才出去探索，等他们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如想象中美好，再以更高的价值和更明确的使命召唤他们回来。每一次回归，都带回宝贵的行业经验和竞争情报。
而对整个AI行业来说，一个更深层的信号正在浮现。当三位AI高管在2026年一个月内因健康问题退出一线，当一家120亿美元的公司半年内失去过半数联合创始人，这不再是个体问题，而是系统性问题。AI行业正在用“人类水平的智能”作为终极目标，却忘记了那些为之奋斗的人类本身有着不可压缩的物理极限。
AI可以无限迭代，但人不行。当硅谷最聪明的大脑意识到身体的边界比技术的边界更近，这个行业才真正开始学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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