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上半年，八家最大的科技与AI公司在华盛顿花掉了3600万美元。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数据点。Meta同期花了1380万美元，创下自己的历史纪录。Nvidia花了近190万美元——而它2024年全年只花了64万。OpenAI的游说支出同比飙升68%。Issue One的分析显示，这七家公司在国会开会期间日均烧掉近40万美元。
这些数字放在一起，指向一个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AI行业的竞争主战场，正在从模型参数、产品体验和开发者生态，转移到华盛顿的国会山、行政机构和监管听证室。
当一个行业发现，政策可以直接改写财务报表
游说支出激增的背后，是一个简单但残酷的行业现实：AI已经从“产品故事”跨入了“政策故事”。
模型开发者关心版权归属、内容审核标准、安全责任界定和算法透明度。芯片制造商关心出口管制、工业政策和客户准入。平台公司关心数据使用规则、算法问责和50个州各自不同的监管要求。当监管同时触及AI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游说就不再是“公关费用”，而是一项核心管理工具。
以Nvidia为例。2025年上半年，这家芯片巨头在华盛顿花了近190万美元用于游说，是2024年全年的三倍。它同时聘请了三家新的外部游说公司，合计21名说客。原因很清楚：出口管制政策直接决定了它能把什么样的芯片卖给谁、能卖多少钱。2025年中期，特朗普政府部分放宽了对华AI芯片出口限制，授予Nvidia向中国销售H200芯片的许可证——这正是行业游说推动的结果。政策的一开一合，影响的不是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而是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Meta的算盘打得更远。2025年前九个月，它花了创纪录的1970万美元用于联邦游说，雇佣了87名说客——大约每六名国会议员就对应一名Meta的说客，这是Issue One在分析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它的游说清单覆盖了儿童在线安全、AI监管法案、AI芯片出口等多个领域。考虑到Meta正在全力冲刺AI竞赛，同时还要应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诉讼，华盛顿的每一分投入都直接关系到它的核心业务能否顺利推进。
OpenAI和Anthropic这些纯AI公司的增长更为惊人。2025年前三季度，OpenAI的游说支出达到210万美元，同比增长68%。到了2026年第二季度，OpenAI和Anthropic合计花了317万美元，再创历史新高。Anthropic在2026年上半年的游说支出就超过了350万美元，比它2025年全年还要多。这些公司正在为IPO铺路，而华盛顿的监管态度将直接影响它们的估值逻辑。
下图展示了主要AI与科技公司2025年上半年与2024年同期的游说支出对比。蓝色柱子代表2025年的数据，灰色是2024年——增长幅度肉眼可见。
游说不只是“买通”，它在制造不对称竞争
游说支出飙升的第二层含义，比第一层更值得关注。
当一个行业的主要玩家集体加大游说投入，会产生一个关键的副产品：监管不对称。大型科技公司可以负担得起内部政策团队、外部游说公司、行业协会和前任官员组成的完整影响力网络，但小型初创公司做不到。
Meta有87名说客，平均每六名国会议员就有一名Meta的人。OpenAI和Anthropic虽然规模小得多，但也在快速扩建自己的华盛顿团队。而一家只有几十名员工的AI初创公司，可能连一个全职的政策负责人都不一定有。
这意味着，当国会和监管机构制定AI规则时，这些规则很大概率是按照大公司的利益来写的。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华盛顿运行的常态逻辑：谁的声音最大、谁的信息最充分、谁的人脉最广，谁就能在规则制定中占据优势。
这种不对称的影响在联邦与州层面的博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02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一项预算协调法案中，曾包含一项条款：禁止各州和地方在未来十年内自行制定AI监管法规，试图把AI的规则制定权完全收归华盛顿。虽然该条款后来被从最终法案中删除，但这一事件本身已经暴露了行业的核心诉求：与其应对50个州各自不同的监管要求，不如集中力量影响一个联邦政府。
2025年12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关于AI的行政命令，直接指示司法部、商务部、FTC和FCC等联邦机构对州级AI法律发起挑战，同时准备立法建议以联邦优先权取代各州冲突的AI法规。行政令明确指出，各州分散的AI监管造成了“合规困难”，并可能要求AI开发者“在模型中嵌入意识形态偏见”。
这对大公司是利好还是利空？显然是利好。联邦优先权意味着统一的合规标准、更低的合规成本、更快的市场部署。反之，如果各州维持各自的监管标准，AI公司每进入一个新市场就要重新评估合规要求，成本和时间都会成倍增加。
大公司有能力在两种场景下都生存。但小公司——尤其是那些还在烧钱找PMF的初创公司——在分散的州级监管压力下，可能连跨州扩张的成本都付不起。
这不是一个周期，而是一个新时代
有人可能会问：AI公司的游说支出会不会只是“一阵风”？等关键的AI法案通过、等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钱就会回流到研发和产品上？
答案是否定的。这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变化。
周期性游说通常会在投票结束或竞选落幕后消退。但AI行业面临的监管压力来自于产业链的深层结构：AI模型是通用型产品，其责任归属规则至今不明确；芯片供应与出口政策深度绑定；州级法律可以碎片化部署；联邦采购政策可以加速或延缓技术采用。这些问题不会在一次谈判后消失。
更关键的是，政策正在成为AI竞争格局中一个永久性的输入变量。一旦一家公司发现，一个行政命令或一部法案可以改变其产品线的经济模型，它就会持续投入资源去影响决策过程。
这解释了为什么Nvidia在出口管制松动后并没有减少游说投入——因为政策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博弈”的。也解释了为什么Meta在享受特朗普政府的亲AI立场的同时，仍然在加码游说支出——因为政策风向可以变，而游说能力是应对风向变化的最可靠保障。
Issue One在分析报告中提到一个关键数据：2025年第三季度，这七家公司的游说支出合计约1600万美元，创下它们有史以来最高的三季度纪录。而2025年前九个月合计5000万美元的数字，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同期的水平。
2026年第二季度，CNBC的分析显示，仅七大科技巨头中的五家——Meta、Amazon、Google、Microsoft、Apple——就在联邦游说上花了2125万美元，与第一季度的2127万美元基本持平。而OpenAI和Anthropic这两家纯AI公司合计花了317万美元，环比增长23%。
下图展示了AI原生公司（OpenAI、Anthropic、Nvidia）2024年与2025年游说支出的爆发式增长，其中Anthropic的增幅最为惊人。
这些数字传递的信号很清晰：游说已经成为AI商业模式的标配。它不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反应，而是主动塑造竞争规则的战略工具。
谁在赢，谁在输？
从商业角度看，游说支出的结构性上升正在重塑AI行业的竞争格局。
赢家是那些既有财力又有组织能力去覆盖华盛顿的巨头。Meta、Alphabet、微软、Nvidia、Amazon——这些公司不是“要不要做游说”的问题，而是“游说能做到多大规模”的问题。它们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同时应对联邦、州级和国际三个层面的政策博弈。
输家是那些资源不足的初创公司。它们面临的监管负担和巨头是一样的——版权合规、安全标准、出口管制、数据隐私——但它们没有同样的能力和资源去影响规则的制定。当规则按照大公司的利益来写，小公司就只能被动适应。
这可能会产生一个反直觉的后果：游说支出的增加，反而会加速AI行业的集中化。监管成本越高，小公司的生存空间就越窄，巨头的地盘就越稳固。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AI行业的“华盛顿化”意味着，未来的AI竞争将不再是纯粹的技术竞赛。模型能力、产品体验、商业模式——这些仍然是重要的竞争维度。但更重要的是，谁能把华盛顿的规则制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谁就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结构性优势。
这或许就是2025年AI游说支出创纪录的真正含义：AI行业的战场已经扩展到华盛顿，而入场券——3600万美元只是起步价。
硅谷造的产品，华盛顿定规则。当政策成为竞争的核心变量，游说就不再是“花钱买影响”，而是“花钱买确定性”——在这个行业，没有确定性，就没有估值。
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