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24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企业。其营收接近美国GDP的2%,雇用了74.6万人。它拥有贝尔实验室,那个已经产出了晶体管、太阳能电池、信息论和射电天文学的传奇研究机构,同时正在铺设第一条跨大西洋电话电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还将贡献UNIX、现代蜂窝电话、CCD图像传感器和第一颗有源通信卫星。这一系列智识产出,最终让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捧回了5次图灵奖和10次诺贝尔奖。
而就在那一天,AT&T签下了一份和解协议,将全部7,820项未过期专利的独占许可权无条件地、免版税地开放给任何提出请求的美国公司。在今天看来,这几乎不可思议。这份文件叫做1956年和解法令(Consent Decree)。
这不是一个慷慨的捐赠故事。这是一场关于“私人捕获公共天才”的漫长博弈的开端。近七十年后,这一幕以另一种形式,正在AI时代重演。
一、被补贴出来的天才工厂
贝尔实验室的非凡之处,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天才,而在于它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先看懂AT&T作为受监管垄断企业的经济结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通过固定电话费率来设定AT&T的收入,允许公司回收基础设施、运营和研发成本,外加一个“公平回报”,历史上约为7%到8%。
这笔账的奥妙在于:AT&T每多花1美元在研发上,同时做了两件事。首先,它是完全无风险的、由全美电话用户费率合同补贴的可回收成本。其次,新技术需要新的基础设施来部署。新交换机、新电缆、新设备,这些资本支出直接扩大了AT&T的“费率基础”(rate base),而正是费率基础,决定了AT&T在那个固定的回报率上能赚取多少绝对利润。在AT&T的账本上,研发不是成本中心。它是利润放大器。
正如原文作者所比喻的那样,这就像一片精心照料的水田。稻田里的水淹没了杂草的根系。大多数杂草无法忍受水淹,于是水自己完成了除草工作。水层还阻断了有机物分解所需的氧气,土壤因此保留了更多养分。而温暖的淤泥还是固氮微生物的理想栖息地。一片管理良好的水田,一季又一季地自我施肥,有时持续数百年。
贝尔实验室就是人类科技史上最肥沃的一片水田。在这片水田里,科学家不需要每季度向董事会证明自己的研究价值,不需要担心项目被砍掉是因为ROI不够高,可以花十年研究一个冷门方向,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研究是“免费”的。整个美国电话用户群体,是这个研究体系的最终买单人。
二、天才的释放:一份和解协议如何催生了硅谷
但天才被“捕获”得太久,问题也随之而来。
1949年,美国司法部对AT&T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其通过垂直整合(AT&T拥有设备制造商Western Electric)排挤电信设备市场的竞争。案件在朝鲜战争期间被冻结。国防部长Charles Wilson亲自请求法院暂缓审理,理由是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对战争至关重要。
1956年,和解协议终于达成。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一半”。
第一半:AT&T必须将所有7,820项现有专利免版税许可给任何提出申请的美国公司,未来专利也须以“合理费率”许可。第二半:AT&T不得从事电信以外的任何业务。
司法部最初将这份协议称为“重大胜利”,一名司法部律师称赞它是“奇迹”。但舆论很快转向。《商业周刊》称之为“不过是拍了一下手腕”。一个国会小组后来将其定性为“反垄断执法史上的污点”,因为它对AT&T垂直整合的惩罚被认为过于宽松。
然而,历史对这份协议的最终裁判,远比任何机构都更为复杂。
后续的学术研究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贝尔实验室的专利中,有69%与电信几乎毫无关系。它们分布在化学、半导体、金工、照明、光学等领域。这1.3%的美国全部未过期专利,在一夜之间向整个自由市场开放了。
经济学家Watzinger、Fackler、Nagler和Schnitzer在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的研究中发现,强制许可使得基于贝尔专利的后续创新在前五年内增长了17%。这些增长几乎全部来自电信行业之外,恰恰是因为在电信行业内,贝尔依然保持着垄断地位,竞争无法生根。而在非电信领域,这些释放的专利为年轻创业公司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随后几年里,这些被释放的专利产生了约60亿美元的后续专利价值,其中约35亿美元来自创业公司。
有一条著名的公司线贯穿这个过程:Shockley Semiconductor(肖克利半导体)→ Fairchild Semiconductor(仙童半导体)→ Intel(英特尔)。
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摩尔定律的命名者Gordon Moore后来回忆:
“这是对商业半导体行业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让商业半导体产业真正在美国起步。贝尔实验室的自由许可政策与Gordon Teal离开贝尔实验室创办德州仪器、William Shockley离开创办肖克利半导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开启了硅谷的增长。”
一份和解协议,催生了硅谷。这不是夸张,这是历史记录。
三、天才的再次捕获:AI时代的私人实验室
快进到2026年。故事以一种镜像般的方式再次展开。
今天,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头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极少数私人实验室集中。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Meta,这四家机构几乎垄断了前沿AI研究的所有关键人才。
以Google为例。2026年6月,两位Google DeepMind的核心AI研究员Noam Shazeer和John Jumper分别离职,前者加入OpenAI,后者加入Anthropic。在稍早前,Google的两位Gemini模型关键贡献者Jonas Adler和Alexander Pritzel也已确定将转投Anthropic。一位Google员工在接受采访时感叹:“Google给得已经很多了,但OpenAI和Anthropic的股权包完全是另一个宇宙的。”
这种人才流动的方向是单向的,从老牌巨头涌向少数处于前沿的私人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估值令人目眩。OpenAI在2026年3月的估值高达8,520亿美元。
但与此同时,它们的烧钱速度也同样令人窒息。根据经Ed Zitron获取并得到《金融时报》确认的审计财务数据,OpenAI 2025年营收130.7亿美元,总成本接近340亿美元,运营亏损高达209亿美元。每赚1美元,就要亏掉1.6美元。
这与当年的AT&T形成了惊人对照。AT&T拥有一个稳定的、由监管强制的商业模式,7%到8%的受监管回报,74.6万用户贡献的稳定现金流,研发支出由整个用户群体补贴。而今天的AI实验室拥有全球用户群,却没有任何监管机制来稳定其收入模式或分摊研发成本。
更重要的是,AI实验室的数据基础,训练大型语言模型所需的数万亿Token,几乎全部来自公共领域:互联网文本、书籍、学术论文、代码仓库、对话记录。这些数据的“供应者”,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这构成了AI时代的核心悖论:公共天才再次被私人捕获,但这次,甚至没有“7%回报率”的公共契约作为交换。
四、从水田到公共财富基金:一种可能的契约重建
原文提出了一个精巧的制度设计,Corpus Royalty,或可译为“语料版税”。
这个概念的核心逻辑是:既然AI模型的价值建立在公共数据之上,那么公众,那些数据的创造者,应该拥有对这些模型价值的某种权益主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付费数据集”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财富分配问题。
有趣的是,OpenAI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方向的政治必要性。2026年7月2日,《金融时报》报道称,OpenAI已向美国政府提议,捐赠公司5%的股权给一个美国主权财富基金。按其3月份8,520亿美元估值计算,这相当于约426亿美元。Sam Altman此前在OpenAI发布的政策文件《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Intelligence Age》中明确写道:“基金的收入可以直接分配给公民,让更多人,无论其初始财富或资本获取能力,直接参与AI驱动增长的红利。”
但问题是:这5%的股权捐赠,能否真正重建那个失落的公共契约?
回顾历史,1956年和解协议的真正力量不在于AT&T“给”出了什么,因为它确实保留了垂直整合的权利,而在于两个条件的组合。第一,专利被无条件释放给所有竞争者。第二,贝尔被禁止从事电信以外的业务。后者确保了这些专利真正流入了自由市场,而不是被贝尔自己用来建立新的垄断。
这就是“水田”隐喻的另一面。水田之所以高产,不仅仅因为它有稳定的水源,还因为它定期放水,让养分流向下游。如果不放水,水田最终会成为一片死水。
今天的AI实验室,在人才和数据两个维度上,都像是不再放水的“水田”。人才从四面八方被吸引进来,封在围墙之内。公共数据被大规模抓取和训练,但训练出的模型被锁在私有API和封闭架构之后。即使有“开源模型”发布,真正的前沿能力,最强的基础模型、最大的算力集群、最核心的训练配方,仍然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
五、谁会是新的Shockley?
1956年的和解协议催生了一代创业公司:Shockley Semiconductor、Fairchild、Intel。这些从贝尔实验室“溢出”的企业家和技术,最终构成了硅谷和整个现代半导体产业。
今天,一个同样的问题悬而未决:如果AI前沿实验室有一天被迫开放其技术积累,无论是通过反垄断行动、监管政策还是某种公共财富基金,谁会成为新的Shockley?
答案可能已经在路上了。开源模型社区正在快速追赶前沿,AI基础设施层的创业公司正在重新定义“算力”的供应模式,各行各业的AI原生应用正在大量涌现。但关键的区别在于:1956年的专利释放是不可逆的、无条件的、面向所有参与者的。而今天,即便有开源模型,最尖端的训练方法、数据配方和算力资源,仍然牢牢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原文作者提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追问:从5000多年前人类在泥板上刻下第一个符号开始,我们就在记录、收集和分类知识。一旦每一个外化的思想、每一句写下的文字、每一条曲线和短语都可以被卷入一个机械精灵,谁能抗拒把它卖回给那些提供它的人的诱惑?
这就是为什么公众需要一种权益主张。前沿实验室越来越追求公用事业的权力和特权,却不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公共义务。Corpus Royalty试图在这笔交易中重建一些平衡,让公众在它们帮助创造的世界中,分担收益而非仅仅承担风险。
天才属于人类。天才的果实,不应该只属于捕获它的那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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