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素明

经济增长，这个困扰人类社会多少个世纪的根本性问题，终于在科学的灯塔下得到了系统的回答！

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年度GDP的起伏，更是人类文明能否穿越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宿命，能否持续维持那种向上的、螺旋式的，甚至带有信仰色彩的进步。一个世纪前，经济学家们已经明白，如果增长仅仅依赖于资本、劳动力、土地这“老三样”的简单叠加的话，那么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定律作用下，增长终将放缓，乃至停滞。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和地区持续保持着长期活力，而有些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高收入陷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终于将经济增长的哲学迷雾拨开。

这一奖项将荣誉授予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学者，正是因为他们共同揭示了：持久动力的答案已经被找到，它不是资本的堆砌，不是要素的扩张，而是一个让知识持续产生、企业持续替代、系统持续运转的自我维持循环。

这不仅仅是一份颁奖名单，它是一份关于“以创新为核心的制度-知识-技术循环机制”的完整算法。

一、持久动力的“燃料”与“土壤”

莫基尔的贡献，是从历史维度回答了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他为我们找来了这台增长机器所需要的燃料，并指明了土壤。

他提出的核心洞察，在于区分了两种知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与“指令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

命题性知识，指的是科学原理、基础理论、事物运作的“为什么”。它是牛顿的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那些不直接产生商品的抽象规律。

指令性知识，则是技术工艺、工程方法、告诉我们“如何做”的技术流程。它是流水线的设计、芯片的蚀刻方法，是那些直接产生价值的实用技能。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的燃料，正是这两种知识的双轮驱动和良性互动。

关键在这里： 知识积累并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

如果只有实用技术（指令性知识）的零星改进，但没有深层科学原理（命题性知识）的突破，技术的进步很快就会遇到天花板。比如蒸汽机时代的改进，最终依赖于热力学理论的出现。

但更深层的规律是：知识的积累需要制度的土壤。

莫基尔揭示了，一个社会如果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就必须具备一套启蒙制度：它包括知识产权的清晰保护，保证了创新者能够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益；包括思想市场的开放与自由，只有允许不同的观点、甚至错误的声音存在，新的、颠覆性的科学原理才有可能诞生；还包括教育体系的普及，让知识的传播和继承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

你想想看，如果知识产权保护模糊，科学家的产出最终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谁还会投入漫长且高风险的基础研究？如果思想被禁锢，谁又能提出挑战主流观点的“命题性知识”？

所以，持久动力的第一重规律呈现为：知识是燃料，制度是土壤。没有知识产权的制度化激励和思想市场的开放，再多的投入，也只会砸出跟随性创新，而砸不出原始性突破，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缺乏持久动力的硬伤。

二、增长机器的“发动机”与“必要破坏”

如果说莫基尔解决了“我们从哪里获得知识”的问题，那么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则用数学模型回答了“知识如何转化为持续的生产力”的问题。

他们将经济增长的机制，直接等同于一场持续不断的新旧替代战争。

在他们的模型中，每一次新的技术突破，都意味着旧技术、旧企业的死亡。新企业带着更高的生产率入场，并迅速取代那些“躺在”过去成功经验上的老企业。正是这种破坏→重生的循环，才是生产率提升的真正引擎。

重点来了：破坏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是生产率提升的必要动词。

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停滞？停滞的本质，是破坏的停滞。

当那些已经失去效率的“僵尸企业”被保护，当垄断巨头利用其已有的专利和市场地位阻止后来者的创新，整个经济的新陈代谢就会被堵塞。资源被错误地锁定在低效部门，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就会失效。

阿吉翁和豪伊特用精确的语言告诉我们，竞争越充分，对创新的激励越强。

竞争迫使现有的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否则就会被下一波浪潮淹没。这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跑步机，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淘汰。而要确保这台跑步机不被堵塞，就必须保证“退出通道”的畅通。

新企业必须能够随时替代旧企业，而旧企业必须能够体面、快速地退出市场，将资本、土地、人力资源等腾挪出来，供下一代创新者使用。

所以，增长的本质展现为：持久动力 = 制度（土壤）+ 知识（燃料）+ 创造性破坏（发动机）。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当这个系统运转起来，增长才能自我维持。

三、中国场景下的“算法执行”

我们看到的是，2025年诺贝尔奖的这一套理论框架，为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源代码”和操作手册。

它将政策行动的方向，清晰地指向了三个关键节点：知识供给、企业破坏与制度润滑。

知识循环的畅通，核心不在于政府投入的绝对值，而在于投入的结构与激励的分配。

目前，中国在研发（R&D）经费中，基础研究的占比只有约6%，这与美国17%的比例存在显著差距。这展现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需要将更多的资源导向那些不以短期应用为目的的“命题性知识”的探索。

更关键的是，激励必须到位。

赋予高校、科研机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让科学家能够分享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激活这个系统的关键一步。让科学家成为知识的受益者，而不是知识的打工者，才能真正激发他们从“指令性知识”转向“命题性知识”的原始创新动力。知识产权的激励逻辑，正在从“谁投入”转向“谁产出”。

破坏机制的有效运转，需要退出无障碍。

金融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晴雨表。全面实行注册制并推动退市常态化，其深层逻辑就是把股市中“壳”的价值降到零。只有让劣质企业快速出清，才能避免资源被锁死，让资本流向最具创新潜力的新经济。

在实体层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降低创业者失败成本的必要一步。

如果一个创业者失败了，就意味着终身债务和信用污点，他的下一个选择必然是保守的，甚至选择退回到僵尸企业去求稳。一个允许失败者体面退出、鼓励“连续创业”的社会，才是真正具备破坏性创新活力的社会。

制度的润滑，在于政府角色的超然性与对市场力量的尊重。

政府的支持手段，必须从选择性补贴转向嵌入市场机制的普惠政策，例如创新券和税收抵免。选择性补贴容易导致寻租和资源错配；而创新券和税收抵免，则将支持的决定权交给了市场，让资金跟随企业真正的创新需求流动。

同时，反垄断执法必须从关注企业的“结构”转向关注企业的“行为”，防止那些在上一代竞争中获胜的巨头，“躺在”专利上或利用其市场力量阻碍后来者的进入。制度必须保证，任何新生的、具备更高生产率的企业，都拥有公平的、进入战场的权利。

四、持久动力的“源代码”

增长的持久动力，不是某个英雄企业，不是某项革命性技术，甚至不是政府的一笔巨额投资。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套自我维持的算法。

这个算法的运转逻辑是：

1. 开放的制度保证了知识产权的激励和思想的自由（土壤）。

2. 持续的基础研究不断提供新的科学原理（燃料）。

3. 充分竞争的市场迫使旧企业不断创新或被新企业取代（发动机）。

4. 畅通的退出机制保证了资源的新陈代谢（排气孔）。

只要这个系统运转起来，知识就会自我积累，创新就会自我维持，经济增长就能自我延续。这是2025年经济学诺奖所揭示的最强“算法”，也是各国穿越经济周期、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的真正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