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面临着贸易碎片化的冲击。

贸易碎片化是指全球贸易模式由原本紧密相连、高度一体化的状态，逐渐转变为分散、区域化和局部化的现象。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技术脱钩、资本流动中断等。

贸易碎片化不仅改变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格局，也对世界经济增长动能造成了冲击。贸易体系中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导致贸易流程的复杂化和阻碍，使得跨国贸易变得更加困难，全球经济的增长减缓。

在全球化受到阻碍和冲击、地缘政治不断变化的时代，如何应对新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减少贸易碎片化，已经成为各个经济体、各个国家、各个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命题。3 月 26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会分论坛——减少贸易碎片化在海南博鳌举行。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外经贸副部长龙永图、新加坡共和国前副总理，大华银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黄根成、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美国前商务部长、EmPath共同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古铁雷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总裁林毅夫就世界贸易碎片化及加强 WTO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讨论。

龙永图表示，当谈及全球贸易碎片化问题时，主要是多边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这是贸易碎片化的根源。西方国家亲手打碎了自己建造的以 WTO 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制。当务之急是国家间共同努力来加强 WTO 的功能。只有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有效抑制贸易碎片化问题。

他认为，要推动 WTO 改革，让决策机制更有效，更重要的是把 WTO 的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的权威建立起来，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WTO 不是哪个国家说了算，而是世贸组织所有的成员说了算。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各国纷纷出台新的贸易壁垒政策，如关税提升、进口限制等，这不仅直接导致国际经贸环境恶化，还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

对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黄根成表示，每个国家想要有足够的供应链韧性，无论是食品、能源或者其他重要的资源。但是面临越来越多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等问题，难免产生经济体之间的摩擦。他认为，各国提高自身韧性的行为可以理解，但是保持开放才能互利共赢。

龙永图也提到，在三年疫情后，特别是出现地缘政治问题以后，各国对于产业链安全保持了关注，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于产业链安全的关注一定要和产业链效益和市场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如果一定要制造业回流，把工厂搬回小镇上，成本可能更多，最后还是美国消费者买单。现在讲全球化就是要回归常识，回归最基本的自然规律。”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区域化合作成为许多国家的更优选项。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生效，通过降低关税、简化贸易程序等措施，加强了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

对于区域合作的兴起，黄根成表示，相较于 WTO，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次优方案。确保WTO 正常运转，消弭误解、化解分歧，才是最终答案。龙永图也认为，区域贸易集团本身就是制造新的差别、新的不公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解决贸易碎片化的问题或者解决贸易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讲很难。

而对于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古铁雷斯认为，事实上去全球化的趋势在疫情之前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各种各样的关税和机制依然还在。他表示，“要推动全球化，领导人先要发生变化。”

林毅夫进一步提出，改变领导人之前可能要先改变舆论界。舆论界一方面被一些利益集团主导，不是代表全国民众的利益。另一方面，不正确的认识导致选民被错误的意识引导。

正像古铁雷斯所说，“人们要认识到全球机构机制很重要，成为一个全球公民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爱自己的国家。”

贸易碎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涉及到全球经济的多个层面。各国在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时，从侧重成本、效率和科技，转向更加注重安全、稳定和政治因素，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多元化和区域化的特征。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为借口，推行技术脱钩政策，限制关键技术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的碎片化。

贸易碎片化对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以下为“减少贸易碎片化”论坛实录，经钛媒体APP整理：

王辉耀：WTO世贸组织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但是它遇到了很多挑战。WTO对全球繁荣发展和平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支撑，这些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WTO的前景、WTO的挑战，WTO协商一致的原则出发，我们在WTO的改革上还有什么可以提升的？    

龙永图：西方国家打造了以 WTO 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建立了一整套国际规则、贸易体系，对于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很遗憾，恰恰是他们亲手毁掉了一手打造的体制。国际贸易碎片化是由于 WTO 被边缘化，当务之急是国家间怎么共同努力来加强 WTO 的功能，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

世界贸易组织有三个功能，第一个是制定和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规则，一些大国阻碍该职能的实现。现在全球面临的很多议题，都应该制定新的规则，比如，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的问题迫在眉睫。但是全球贸易、全球投资的便利化问题没有进行充分讨论。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非常快，过去五年在中国翻了十倍。有一半的跨境电子商务在亚洲。目前，西方国家制定跨境电商方面的国际规则依然没有进展。还有气候变暖所带来的一系列贸易规则体系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解决贸易碎片化问题的首要措施，就是加强世界贸易组织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能力。

第二个是加强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市场准入谈判的能力。全球市场开放的职能落到了一些区域经济贸易组织，比如 RCEP 制定了成员国之间市场开放的措施，而这本应由 WTO 承担。现在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仅看商品的价格，也看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这就导致有些国家利用碳关税搞贸易保护主义，碳关税问题怎么解决、怎么平衡，WTO 可以针对这方面做很多工作。

第三个世界组织贸易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由于具有对国际贸易争端的终审判决权，被称作国际贸易的“最高法院”。过往，WTO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方面非常成功、有效，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WTO上诉机构瘫痪了，当下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恢复上诉机构职能。

总之，要推动 WTO 改革，让决策机制更有效，更重要的是把 WTO 的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的权威建立起来，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WTO 不是哪个国家说了算，而是世贸组织所有的成员说了算。当谈及全球贸易碎片化问题时，主要是多边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这是贸易碎片化的根源。

王辉耀：您提到了WTO面临很多挑战，包括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数字化、碳排放等等。冒出新的贸易问题没而有找到核心方案，关键在于我们缺乏信任和合作，如何加强大国间，尤其中美欧等所有WTO国家协商合作是关键点。上诉机制的瘫痪给全球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是14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未来中国在WTO改革和WTO治理方面发挥将巨大的作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持续改变，目前发生哪些变化？如何解决好全球资源配置造成的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发展失衡的问题，来推动普惠包容的全球化？

黄根成：新加坡的经济非常依赖贸易，贸易额是GDP的4倍。所以保持贸易流畅通对新加坡来说非常重要。贸易流畅通的前提是要有清晰的规则。WTO 在制定和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规则方面的功能，并且维持贸易多边化对于新加坡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也乐见 WTO 继续发挥其作用。需要 WTO 发挥作用，同时也要恢复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希望在今年晚期或者明后年看到一些进展。

关于供应链，很多新加坡公司所需生产材料不能自给自足，但是过去几年的经验说明，除了疫情，还有区域冲突、气候变化等都影响到了供应链，造成供应链的中断。每个国家想要有足够的供应链韧性，无论是食品、能源或者其他重要的资源。但是面临越来越多的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等问题，对各个经济体也有一定的影响，难免产生经济体之间的摩擦。

我非常理解各国希望提高自身韧性的行为，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市场、资源和供应来源。尤其是作为小国来讲，更有韧性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保持开放。

如果一个经济体是封闭的，大家都不出口或者不进口，每一个国家的状况都会更糟糕。希望各国保持开放，这一点对所有国家都有益，封闭市场对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

今天全球化出现了中断或者出现了逆转，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全球化，否则的话每一个国家都会陷入困难的境地。对于各国来说，要合作，为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比如气候变化对于全人类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采取措施来适应和减缓。

王辉耀：贸易仍然是繁荣全世界的基础。作为美国前商务部长、EmPach共同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请古铁雷斯部长来谈一谈，如何看待全球变化？尤其是中美两个经济体的关系面临挑战，对于地缘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占世界GDP增长的30%，在世贸组织中，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该如何合作？怎么走出当前的困境？    

古铁雷斯：去全球化的情况发生，这方面美国有不少责任。美国出现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正处于这样一种进程中，两个党派都以特别担忧、特别恐惧的态度对待全球化，非常担心重建全球共同体。

这种个人的或者个别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就是反对全球化，这是美国的问题。2006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之后的第一个十年，当时是全球化的高峰，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全球化是好的，通胀率很低，GDP在增长，全球化并没有损害我们的国家。但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全球化伤害了一些社区或者社群，他们损失了自己的工作岗位，陷入了悲惨境地。

每一个趋势都有反趋势。世贸组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性机构。先要承诺尊重全球机制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照顾受到全球化影响的城镇，要比过去照顾得更多。许多国家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竞争减少，价格就会上升，质量就会下降。

王辉耀：贸易碎片化、区域化，每个人都在重新比较成本，另起炉灶，带来很大的浪费，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利。怎么让各个国家合作，进一步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呢？

林毅夫：关于贸易碎片化和全球化的问题，我想补充三点，贸易是双赢的，贸易让每个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有更低的成本，发展更快。这在理论上很清楚，在经验上也很清晰，怎么会出现去全球化、贸易碎片化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有些国家国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失业率比较高、经济增长比较慢、中产阶级的比重下降等问题，他们经常把国际贸易作为替罪羔羊，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因为外部产品进口引起的，其实不然。

这种状况下，第一，我认为学界理论界有责任，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分析清楚。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如果你开出的药方跟国内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不相关的，这种状况既不利于自己的国家，也不利于世界。

第二，在全球一致的WTO规则不能形成之前，先形成区域合作，也是值得鼓励的。WTO的框架之下，每个国家的立场经常不一样，有时候为了国家利益阻挠全球利益。比如WTO最初强调制造业贸易自由化，但是农业没有贸易自由化，为什么？部分国家为了补贴国内的农民。有的发达国家发现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就开始设计各种限制，让全球化进行越来越困难。跨境贸易对每个国家都有利，但是有的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商业或者制造业，即使跨境贸易会提高全球福利也不愿意推动。在全球一致规则不能形成的状况下，区域的合作作为次优的安排，他们形成区域合作协议，至少对参加区域合作协议的每个人都有利。同时，如果他们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协议，这更值得鼓励。  

第三，贸易是双赢的，但是小国得到的好处比大国得到的好处大得多。在谈判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国家谈，发展中国家是小国，主要国家是大国，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大，大国得到的好处小，如果不贸易，大国得到的损失小，小国得到的损失大。如果一对一谈判，小国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但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00年前七个国家经济比重占到世界的一半。现在不一样了，七个国家的GDP占世界30%，其他国家加起来占70%。这种状况下，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团结一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就大于发达国家，如果不贸易，大国的损失大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一致，继续推动WTO国际贸易体系。

王辉耀：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怎么协同起来更好地推进全球化，我们要凝聚新的共识，形成新的突破。现在多边体制下的贸易受损，WTO举步维艰，在区域贸易上能不能有所突破？比如RCEP、CPTPP等机制下，一些国家率先突破能不能推进WTO的改革？

龙永图：在全球多边体制遭受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很多区域国家联合起来搞区域贸易协定，是不得以而为之，总不能看着全球贸易就这么垮下去。RCEP国家贸易量很大，如果这十个国家能把自由贸易搞起来的话，对全球贸易也是很大的推动，能够树立正面的形象。但是不可能替代全球贸易。区域贸易集团本身就是制造新的差别、新的不公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解决贸易碎片化的问题或者解决贸易不公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讲很难。特别是经过三年后，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加坡一直主张自由贸易。黄部长特别强调了在重整全球产业链的时候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能采取政治排他的态度，这样的话全球产业链的整合最后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我知道古铁雷斯先生一生都在支持全球化，如果不是他，普通的老百姓很难知道政治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损害，如果一定要制造业回流，把工厂搬回小镇上，成本可能更多，最后还是美国消费者买单。所以在产业链安全或者产业链所带来效益方面，一定要找到合理的平衡，不然政治上不符合人性，我们搞国际贸易一开始就知道贸易一定是双赢的结果，在一个偏僻的小岛上，有一半的居民是打渔的，有一半的居民种水果的，如果这两个群体都不做贸易，那打来的鱼很快就臭掉了，水果也烂掉了，如果做贸易双方都得利，这是基本的常识。现在讲全球化就是要回归常识，回归最基本的自然规律。

在三年疫情后，特别是出现地缘政治问题以后，大家对于产业链安全保持了关注，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于产业链安全的关注一定要和产业链效益和市场规律有机结合起来，不然的话，安全是安全了，最后消费者和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全球化是平等双赢的逻辑。我们要回归到最基本的常识，去全球化的问题、贸易碎片化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学者们、企业家们要多讲讲这个事情。比如美国一定要搞境外外包，现在墨西哥一个工业园区里中国企业使用的面积比2019年多了7倍，为什么都到墨西哥？因为他们要获得墨西哥原产地证，成本大大增加，不但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大的负担，给美国的最终消费者也带来很大的负担，这对美国来讲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把最基本的道理搞清楚以后，我们在全球化的问题上会有正确的认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支持全球化，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好处，在没有制定这一套规则之前，以前谁强大谁得利。所以，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规则体系对整个世界、整个国际贸易是大的飞跃。

国际上的规则得到尊重，国家贸易回归到常识，逆全球化的趋势可以逆转。美国、中国、新加坡，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自己的消费者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这样才是一个理智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王辉耀：谢我们需要回归常识，回归根本。全球化过程中，谁的饼分得多一点少一点，我们可以通过WTO和更多的方式来解决，如果都小院高墙，都不做饼了，失去了繁荣和发展，这是最大的安全挑战。如果我们都不能按照比较成本优势来发展，就是很大的浪费，可能导致战争、饥饿、贫困。现在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贸易集团，东盟是怎么保护全球体系和多边体系呢？现在我们需要一些更多的决策，您认为新加坡和东盟可以做什么？

黄根成：东盟一开始只有5个国家，后来是6个，再扩大到10个，他们通过合作，建立信任、制定规则，确保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过去56年，这是东盟合作的方式。我们在政治制度、地理文化方面有不少差异，但是我们认为可以相互协商，有给予也有索取。2012—2022年期间，东盟贸易从2.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3.5万亿美元，这个变化相当巨大。东盟内部的贸易是25%，其他来自与东盟区外的中国、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这表明它改善了民众的生活。过去近二十年和全球化之前相比，全球经济有很大的繁荣发展。但对一些国家而言，有些行业的人没能从全球化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不幸的是，还有些国家的财富分配体制没有能够使所有行业和阶层获益。所以，今天面临的情况就是，一些国家谈论全球化很难，因为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贸易是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多边贸易体制不能够完全正常运转，我们会寻找次优的方案，比如RCEP、CPTPP等区域性集团，只要他们能够不相互排斥并且欢迎其他人参与，就可以促进贸易增长和全球化，直到更有效的多边贸易体系恢复正常运转。相较于 WTO，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次优方案。一个良好运转的贸易体制，可以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制定规则，而不是为某个国家制定规则。所以，确保 WTO 正常运转，能够消弭误解、化解分歧，这是符合大家利益的。一些国家应该带头发挥领导作用，确保各国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王辉耀：2024年是发生大变化的一年，我们看到全世界很多国家进行选举，您对2024年有什么预测？这些选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美国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有很多与大选相关的不确定性，而全球经济中最不想要的就是不确定性，我们希望知道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您怎么预测的？您觉得未来的中美关系会怎么样？怎么做才能改进呢？

古铁雷斯：2024年全世界有70多场选举，这个趋势看起来可能是极端化，可能是极左，可能是极右，站在中间的人参与度不够。我并不想给大家讲坏消息，但是我不觉得现在已经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了。从政治上来说，只是为本国而思考，在政治上是很方便的，要推动全球化，领导人先要发生变化。事实上去全球化的趋势在疫情之前已经开始了。那时候各种各样的关税和机制，它们都还在。而对于政客来说，建议降关税很容易招致“反美”标签。

很遗憾的是，民众没有得到充足的关于事实的教育。进口公司员工挣得比其他人多，这是事实。出口公司挣比公司员工得多，并没有被民众所了解到。民众知道的信息都是表面的，比如大量工作岗位转移到墨西哥。私营部门要发挥更多的作用，教育好自己的员工，为什么培训你们、为什么关税不好，这种宣传还不够多。

跨国公司在美国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福利、培训和发展，为社会做了很多事情。目前政治上的便利性不利于民众了解经济的现实，到底解决方案何在？解决方案在于领导人，在于领导作用，这说起来太含糊了，但是人们要认识到全球机构机制很重要，成为一个全球公民很重要，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爱自己的国家。

王辉耀：现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叙事，比如中国抢了你的饭碗，吃了你的午餐等等，实际上美国中产阶级过去四十年基本停止了生长，1%华尔街财富相当于50%普罗大众的财富。这些企业非常受益，这些受益并没有惠及美国中下层群体。这样的话，这就变成了一个怪圈，每年大选必须出来抨击中国，这样才能被选上，这成了一个惯例，我们能不能在理论上有一些创新，特别是经济理论上，能够让大家明白这个事？

林毅夫：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动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创新，目的就是把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很多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及改进方向讲清楚。

美国每四年选举一次总统。选民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对备选领导人的主张有着制约作用。如果选民的认识与事实相背离，领导人为了选举获胜，极可能迎合民众，口不对心。选民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受到舆论界的影响，这种状况下，你要改变领导人之前可能要先改变舆论界。舆论界一方面被一些利益集团在主导，比如美国华尔街的力量、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力量，他们可能控制着舆论，代表着集团利益，而不是代表全国民众的利益。另一方面，不正确的认识导致选民被错误的意识引导。

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来了解事实，根据事实形成的理论论断变成主要的声音，主要的声音就会引导选民来认识当前的区域挑战是什么，这样形成的政策对国家有利，也会对全世界有利。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对领导人当前选举有利的政策不见得对国家有利，对全世界更是不利，这是我们的责任。

观众提问：按照商务部的数据，去年吸引外资下降了8%，按照外汇局的数据，去年吸引外资下降了80%，您怎么看中国2023年吸引外资下降的问题？预测2025年中国企业在墨西哥所占的比重可能会达到20%，您认为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海南正在建设自由贸易港，怎么可以发挥海南的优势减少贸易碎片化？现在的地缘政治、贸易碎片化背景下，一些平台例如大湾区、京津冀等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林毅夫：过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23年，不仅中国吸引外资下降，也要看全世界的对外投资是下降的，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放缓，投资机会减少，对于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这是第一。

第三，我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视角，看任何问题都必须有结构的视角，比如中国过去作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很有竞争力，有很多外国资本投入到中国，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来对外出口。现在全球贸易下降，吸引的外国投资减少少，更何况中国劳动力工资越来越高，比较优势减弱，过去吸引的那部分外资会转移到工资比较低的地方，比如越南、柬埔寨、墨西哥。这时候我们会吸引到技术含量更强的产业投资，比如去年德国对中国的投资下降，但是吸引到的投资是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这样的结构调整一方面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结构调整的必要。我们只要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利用国内资本、国外资本一起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我相信中国可以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下保持相对稳定快速的发展，相信中国还是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我相信中国有能力有可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30%左右的贡献。

古铁雷斯：毫无疑问，资本的流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没有更多到中国，而是去了墨西哥。对全球化有信念的国家将会继续推进全球化，如果有中国的企业能够在墨西哥投资中获益就应该在墨西哥投资，因为那是今天的体系。这里边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叙事的创新。纺织业始于英国曼彻斯特，改进后去了波斯顿，之后又发现去中国有更好的质量、更低的成本，人们意识到同样的质量可以更低的成本在其他地方做，这就是天然的发展。

确实，外商直接投资在发生变化，它走向了不同的国家，来自于美国的外资投资降低了，中国给美国的投资也降低了。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人们会谈到人工智能的威胁、技术的威胁，它们有不少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一些国家和经济体来说，它们可以带来繁荣。它所发生的时代恰好是我们面临碎片化的时代，恰巧是我们需要多边主义，需要国际协议的时代，我们要去谈怎么处理这些技术。也就是说，现在面临的趋势恰恰相反，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坐到一块就技术达到协议，我们去谈好今后十年二十年怎么管理好这些技术，这将是全世界最大的突破。但是这种突破没有发生，相反两国在相互竞争，就抖音海外版来吵架。我们没有抓住技术发展的大局。

黄根成：投资流动是好事，它走到哪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成本最低、技术最高、具有最好的人才和最好的市场，这一点对所有的国家都有益，特别是对于开放的经济体来说。我们要保证资本的流动，它会走向发展程度较低、成本也更低的国家，这些经济体也会随之增长，他们也需要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流入新的技术、新的人才，这就是新加坡的经历。60年代新加坡开始工业化，本地政府建造基础设施，吸引投资。当时这些企业技术含量很低，比如生产自行车链条、车部件、晶体管等。现在低技术的人力密集型的企业再也无法在新加坡生存，因为新加坡升级了。这些企业又去了墨西哥、越南。所以，繁荣在扩大，如果没有全球化所有的国家都不能受益。

龙永图：海南建设自贸港必须放在整个国家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来看。去年中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资超过了两百多亿美元，大约6500个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建厂，累计投资已经超过3800亿美元，东盟成为了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海南处在中国向东盟开放的重要战略枢纽地。海南完全可以通过自贸港的优惠政策，比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15%零关税的重要政策，吸引准备到东盟投资或者贸易的企业在海南建立总部，使得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成为整个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部分。

在目前全球经济存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把自己的经济搞起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挥创新的竞争能力，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如果集中创新力量，打造新质生产力，中国对外经济的贸易能力就有很大的提高。

中国驻贸易组织的大使表示，“呼吁在全球化，强调在全球化是将更多的人、更多的经济体和更多的紧迫问题纳入全球贸易，将美洲、非洲等地区仍处于分工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全球化再全球化是比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更有希望的方案，有助于当前贫困、气候变化的问题”。全球化是全世界的事情，怎么把过去一些长期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国家纳入其中，这是当前面临的很重大的挑战。我们应该坚定信心，通过这样的讨论来看到再全球化这样一个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