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课程实录：

杨健：大树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以前曾经在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以后又在澳大利亚拿了博士。我曾经有幸和王大树教授一起做过亚洲发展银行的项目，在项目里边做了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比较。

在项目的进行中，杭大树教授的观点得到了印度的计划委员会的高度认可。其中一个对我印象很深。禀赋与选择孰重孰轻？印度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在这些红海、蓝海等等这些观点中，印度人自己都没有认识得很清楚的事情。王大树教授一针见血，点出了很多非常精彩的内容，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下面我们有请著名经济学家王大树教授发言。

王大树：谢谢杨健教授的溢美之词。讲到底是禀赋重要还是选择重要，我觉得当时各个国家发展首先要考虑到禀赋，当然选择也是很重要。中国和印度，我当时我也说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禀赋是一干什么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我们人口众多这一个国情。

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口众多，以前说的它是负担，其实人口这么多，它也有好的一面。我大概是 2005 年的时候，我就主张独生子女政策微调的是吧。人口众多是我们的国情，但人口众多现在来看也是一个特点。我们中国要没有 14 亿人口，不是中国的现在地位。人口众多也有利于创新。人多力量大，人多就主意多。人多，消费力量就强，我们的消费场景就丰富。

现在中国我们 14 亿人口，中国任何一个细分市场，我们都能形成，只要是有需求，我们都能满足。这和我们中国人口巨大有很大关系。这就说出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中国现在搞创新，有时代给我们机遇就是数字经济。

杨健：王大树教授刚才天马行空地把自己的一些关于经济学的思考、社会的思考提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精辟。

第一，中国一直认为人口是一个负担，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人口红利。其实按照世界银行和许多国际组织去预测的，确实是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等由于人口红利，成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经济体。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人口基数还在，但是我们将来可能老龄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由于有了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们的每一次的创新、投研、固定成本等等可以快速地被分摊掉，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的优势。

我再问大树最后一个问题，大树，你认为全世界有哪些国家，它们的创新做得比我们中国更好？这些创新究竟是禀赋驱动还是选择启动？换句话说是天生的。是由于国家的民族，它的宗教，它的文化，它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还是由于政府有更加科学、更加精准、更加合理的决策。

王大树：在现在世界上创新最好的地方，美国、以色列还有一些主要是欧美的一些国家。日本也不错。美国情况比较特殊。美国一个是它的制度，比方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且保护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另外，美国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它搜罗世界型人才，真正你看在美国，很多诺贝尔奖，他都有外国背景。包括爱因斯坦，好像他也原来也是从外国过去的，他也是这样，它把世界上最强的大脑集中到它那，要保护你创新，所以创新人才济济，这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中国严格说这个问题我心里没有底。中国文化它有个缺点，中国文化不利于创新。我们中国往往都是厚厚古薄今，都讲究古代人怎么了，是孔子都说了克己复礼，他认为在周朝那里是最好的。是有这个问题。当然了，我们现在一开放了以后，我们之所以开放，是吸收西方文化的这种东西。小时候我们写字时候都临摹是吧？写毛笔字是买字帖的，本身它是模仿，不是创新的是吧？都是描了颜体的，描了谁的。

而且我们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讲究谦虚，国外不讲究谦虚。西方的谚语是有句很有名：早起的鸟儿多吃虫，我们中国讲“枪打出头鸟”，你先弄了就不行。我们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

政府现在来讲现在的要求鼓励使人才脱颖，要发现要培养大师，要培养战略科学家。严格来说袁隆平他是可以得诺贝尔奖的，但是他英文不行，他发不了没有文章，所以他得不了。

所以这东西评价体系不一样，比如我们中国到了第二百年，我们建成了现代化强国，我估计是评价体系要有所改变。你别都按西方的弄的这种评价体系，它肯定不评你的。所以我们要什么双循环，我们中国的评价标准也要走出去，这是当然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