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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晰野望

4月24日，国知局局长申长雨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过去一年共授权发明专利69.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7.5件，较上年提高1.2件。

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由2020年的14名上升至12位，位居中等经济体之首。

同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6.95万件，同比增长0.9%，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并有华为、OPPO、京东方、平安科技、腾讯、小米、深圳大疆等13家中企跻身全球申请人排行榜前50位，其中华为连续5年居于首位。

在马德里体系和海牙体系中，中国也位列第三和第十。

这一切表明，自1980年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40余年来，中国知识产权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非凡成就，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的重要一极。

不过，在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之下，也需要冷思考。

随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近年来知识产权贸易逆差也逐年扩大，在2021年达到了2263亿元。

这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并不占有领先地位，产业链、供应链上的“痛点”“卡点”依然普遍存在，也不具备大量国际知名品牌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一味追求申请数量的新高度，并不能带来与规模相匹配的作用，还会给各种“凑数创新”、“复制创新”等各种伪创新留下生存空间。不但消耗创新力量，浪费研发资金，也会离创新初衷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

相反，在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申请质量、结构调整、规则制定上，中国还有诸多可以提升优化的空间。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实现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跃进的战略目标。

困扰中国企业多年的知识产权之痛，也需对症下药。

01 专利数量不等于创新能力

2020年，全球前10大知识产权贸易顺差国均为发达国家，前10 大知识产权贸易逆差国半数为新兴经济体,明确反映了各自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地位。

其中美国、德国、日本是前三大顺差国，合计顺差占比83%，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主要进口地。来自美国的进口以通信技术、汽车技术为主，来自德国、日本的进口以汽车技术为主。

从发达经济体引进知识产权，是新兴经济体实现技术积累的重要途径。

目前，中国是第五大知识产权贸易经济体，进出口规模由1997年的不足10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463亿美元，占同期国际服务贸易总额的8%。

同时，中国也是知识产权引进最大国，2020 年进口额达 378 亿美元，占同期服务贸易进口的10%。2002 年至 2020年，年均增长15%。

2021年，中国知识产权进口 468 亿美元，增长 24%，占同期服务贸易进口的11%。逆差 351 亿美元，增长20%。

作为对比，和中国一样起步较晚的韩国，2021年知识产权贸易逆差仅为3000万美元。较2020年减少20亿美元，创2010年以来新低。对美国、英国和日本均出现逆差，只对中国实现顺差25.8亿美元。全球创新指数也由2020年的第十位跃升至2021年的第五位。

但知识产权的大量引进，也确实助力中国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优化了出口商品结构。

2021 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合计 9796 亿美元，增长 26%，占出口总值的三成。机电产品出口 19857 亿美元，增长 29%，占出口总值的 59%。其中，计算机、手机、家电产品等传统重点产品实现了稳定增长，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能源产品出口保持了较快增长。

可另一方面，机电产品进口同样增长 20%，其中集成电路的进口增长24%，占我国机电产品进口的 38%。

2022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机电产品3.05万亿元，增长9.8%，占出口总值的58.4%。进口机电产品1.71万亿元，增长2.7%，占进口总值的40.8%，其中集成电路增长12.4%。

这说明，“中国制造”在核心基础零部件与基础制造工艺、基础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软件等领域的创新能力依然不足。

国家发改委去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也表示，中国CPU自给率不足1%，高端模拟芯片领域自给率不足5%。机器人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性能减速器、高精度伺服驱动系统、先进控制器、新型传感器等也高度依赖进口。

这意味，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不能真正得到强化，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外部依赖程度也会不断加大。

事实上，中国自2008年开始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来，由于起步晚一直有挥之不去的“数量情结”。使“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实施”之风盛行，甚至单纯只为了撑门面、考核晋升而创新。

这就导致专利泡沫越吹越大，以高校为例，专利量达到欧美高校的5倍以上。如斯坦福，2020年有效专利为2117件，仅为清华大学的20%。但清华的专利转化率只有9%，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这导致大量“伪创新”成果只能摆放在展台上，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难言之隐。

2019年，国知局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高校、科研单位被搁置的专利中，40%以上是为了完成专利评审或考核、获得奖励等目的。

对此，2021年2月，国知局明确了11种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指出“消除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

02 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不足

2013年-2019年，中国PCT申请量一直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直到打破了美国连续保持40年的第一记录，跃升世界首位。

这也带来了知识产权出口的不断增长。

2015 年之前，我国知识产权出口额每年不足 10 亿美元。2015 年至 2020 年年均增长 51%，2021年出口额达到 117 亿美元。

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前100排名中，中国内地也占有19席。深圳香港广州地区、北京地区更是名列2、3位，仅次于东京横滨地区。

其中深圳2021年PCT申请量1.74万件，总量占比25.5%，连续18年领跑全国。由此形成中国PCT独有的聚集现象：“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广东，广东看深圳”。

在广东省2015年至2021年获得国家专利前20名排行榜中，深圳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占半数以上。

可见深圳是中国知识产权的膏腴之地，但也浓缩了所有问题。

以PCT优势企业华为、平安科技、中兴通讯、腾讯、大疆、华星光电等为例，所申请的专利基本集中在信息通信、计算机技术以及无人机、互联网科技等领域。

这与国知局历年PCT报告中“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始终位列PCT申请量前两个领域基本吻合。2021年，打头阵的依然是计算机技术（9.9%）、数字通信（9.0%），其次是医疗技术（7.1%）、电气机械（6.9%）和测量（4.6%）。

但是在基础材料、芯片、操作系统、集成电路制造、高端医疗器械等“卡脖子”的关键领域，都落后于美国的PCT专利布局。这些领域恰恰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专利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也令中国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仅为美国同期的7.5%。

借用国际通用知识产权质量指标，也可以看出中国与创新强国的差距，“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结构失衡”是主要问题。

主要体现在科研投入存在结构性问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偏低。

2019至2021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分别为6%、6%、6.09%，2019年至2020年应用研究投入占比分别为11.3%、11.3%。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9年美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占比分别为16.4%和19.0%，法国为22.7%和41.3%，英国为18.3%和42.1%，韩国为14.7%和22.5%，日本为13.0%和19.4%。

综合比较，2021年，中国基础研究支出比重低于美国和日本6～12个百分点，远低于欧洲创新型国家。

知识产权申请结构也需要调整。国内专利仍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为主，创造性水平要求更高的发明专利有效量占比，还远低于发达国家。

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全部国内专利有效量的比例仅为19%，2022年1-3月，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全部国内专利有效量的比例为12.8%。都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63%和55%（截至2020年年底）。

此外，中国发明专利的质量较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截至2020年底，中国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有效发明专利占比仅为12.3%，平均维持年限为7.6年，低于美国和德国的9.7年和11.2年（2019年）。

中国国内授权发明专利平均权利要求数为8.3项（2018年），仅为美国的一半。就同一个技术方案向多个海外专利局同时提交专利申请（同族专利申请）占全部专利申请的比例约6%（2019年），分别低于美国和日本10和10.5个百分点。ISO登记的标准必要专利也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目前，中国采纳的高价值发明专利等统计标准，离国际普遍认可的高价值发明专利、优质知识产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这对于实现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目标而言，远远不够。

03 专利成果转化变现难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44.9%，科研单位为11.3%，高校仅为3.8%。

据2017年斯坦福大学对美国过去47年专利许可数据盘点显示，美国2000年后有效转化率基本稳定在50%。

要实现专利成果顺畅高效转化变现，通常需要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公共科研体系能产出易于被产业化的成果。二是企业存在技术需求且具备技术吸收能力。三是中介服务机构具有专业化服务能力；四是科技金融系统发达，能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支持。五是政策环境保护知识生产并能激励成果转化。

目前看来，这5个条件中国现行知识产权运营水平都有所不足。

IncoPat检索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发生过质押或保全的授权发明专利比例仅为1.5%，美国约为16%；发生过许可的授权发明专利比例为1.2%，美国为29.7%。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全国缺乏统一的以知识产权为主导的交易市场。从机构数量来看，全国性的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数量尚显不足。从交易规则来看，全国缺乏统一的市场服务标准和体系。

资本对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撬动效应也不明显，当前全国知识产权金融仍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为主，知识产权信托、证券化、风险投资、保险等服务模式还没有起步。

为此，4月10号发布的《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对知识产权发展做了最新规划，包括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评估与交易机制。加强专利国际化建设，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形成等。

其中特别提到，要完善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畅通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调解的对接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量。

2021年，中国共查处专利、商标等领域违法案件5.01万件，处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4.98万件，受理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案件6.48万件，查办侵权盗版案件2957件，删除侵权盗版链接119.7万条。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进一步提高至80.61，并在去年134项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基础上，2022年又进一步确定了新一轮80项131条举措。

但中国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和惩处力度仍不及世界知识产权强国。

国际产权联盟去年发布的《国际产权指数报告》显示，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对盗版的惩罚力度等角度对全球国家进行打分排序，中国位列第46位，远低于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

当下，中国已经走完了专利数量的原始积累阶段，到了由“量”向“质”突破的关键时刻。

为此，2021年9月颁布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开始从国家层面纠偏：“我国要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全面提速”。10月份颁布的《“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也把“质量优先”作为首要基本原则。

并提出实施专利导航工程，完善提高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成效，促进技术、专利与标准协同发展。

但是，中国还需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自身知识产权发展水平，依靠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实打实地迈进创新强国与知识产权强国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