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泽平的“印钱2万亿”，很多网友提出了异议。“这凭空多印出来的2万亿本身就是对购买力的剥夺，就是在制造通胀，收取隐形铸币税。加重老百姓，企业和地方的负担啊。”还有网友指出，“凭空印钱让你去花会造成物价上涨，新闻天天都在谴责美国多印了钱造成了通胀，因为美元通胀让全世界消化，中国没有那个能力，只能让国内老百姓承担。”

甚至还有媒体直言：算算账就知道，两万亿平均到5000万孩子，每个孩子也不过是4万元。去做个简单的社会调查，有多少家庭会因为这4万元的补贴，而去多生一个孩子？尤其在一二线城市中，一套房的首付款多达上百万，婚宴成本与彩礼成本也多达数十万，即使多印的2万亿可以直接发放到有需求的家庭之中，但与上百万的开支成本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退一步思考，假如2万亿有部分资金变相流向了房地产与股市，那么是否起到间接刺激投机炒作的影响？

西南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首席分析师叶凡则也指出，生育补贴属于社会调节，需要统筹考虑，更关注的应该是补贴的有效性。“单纯的经济刺激可能只是一方面，更需要考虑的是从情感诉求、代际传承等方面对于生育意愿的多维度提升。”

对于这些社会争议，任泽平也专门回应称，“这个建议不是临时起意，是经过长年的研究探索和国际经验比较的出来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鼓励生育基金，印钱生娃，初听很劲爆，细想很有道理。”比如，在2万亿测算上，OECD国家鼓励生育相关的家庭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2%-3%，中国GDP110万亿，所以鼓励生育基金应该是2万亿，至少是每年多印2万亿用于鼓励生育。

现在因为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大、土地财政大幅下滑，政府、企业和家庭都没钱，所以需要央行印钱生娃。

而对于通胀和房价上涨风险，任泽平认为不会有风险，专款专用，短期有助于拉动需求、稳增长，长期有助于社会活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任泽平同时还表示不会产生不公平，因为生娃有成本，生的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建设者，不给予鼓励支持和现金补贴才是不公平。但是具体可以针对不同收入家庭有所区别，高收入家庭的育儿补贴少一些，低收入家庭的育儿补贴多一些。

但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灏则直指“印钱生娃”的措施并不可行，海外经验证明，印钱和生育率没有关系，设立专项生育基金也是徒劳。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从1990年日本泡沫破灭开始疯狂印钱开始至今，然而越印钱，收益率越低，生育率也越低。“农业社会里，讲究人丁兴旺，因为孩子是资产；工业社会里，讲究生产效率，人口是最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你无法改变趋势，既然不能改变，就不要画蛇添足了。”

据媒体报道，从发达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的实际效果看，单纯的补贴对生育率的提升并无显著效果，韩国、日本、欧盟诸国和美国等，都有相应的鼓励生育补贴政策，尤其是欧盟诸国从出生到死亡，社会福利是非常完善的，但这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没有因为高福利、生育补贴而改变低生育率的问题。显然，单纯呼吁通过生育补贴政策，而缺少其他配套，是难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对媒体表示，不管是结婚还是生育，首先要尊重个人和家庭的选择权。“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很复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有关，仅仅靠砸钱可能不会效果很好。如果觉得生育率低，就砸钱让大家生孩子，我觉得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冯帅章还指出，简单砸钱会对不愿意生育，或者不愿意多生的群体造成不公平的负担和压力，制造新的矛盾。

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低于世界很多国家，大幅度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率（2.1）。中信证券的报告指出，造成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是复杂且深刻的。

从社会原因来看，文化思想的转变是根本因素，传统的养儿防老、家庭为重的观念已明显弱化，少生优生的观念深入人心，个人价值实现的意识也逐步崛起。直接因素则表现为初婚人口规模的减少和离婚率的增加。从经济原因来看，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增加是生育率被抑制的核心因素。在城镇化的进程中，20-39岁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显著更快，从而使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大幅增加。与此同时，2020年的新冠疫情造成对未来经济的担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率。

总得来看，要提升生育率，归根结底还是要从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养育、教育这“三育”成本着手，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营造一个有利于多生多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