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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深响，作者｜梁佳

7月23日，延期一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如约而至，但是在现场严格把控、不对观众开放的情况下开幕。

场馆看台空荡，现场欢呼声是提前录制好的音效。尽管媒体早有报道，但冷清的氛围还是令外界倍感落差。这是一场注定将在历史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奥运会，也是一场日本政府输不起的赌局。

2021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再度收缩，其第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3.9%，继2020年第二季度再次转负。疫情导致的个人消费支出的大幅下降，及因前期大幅度财政刺激与长期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政府债务融资空间减小、支出乏力，是2021年第一季度日本GDP降幅扩大的两大拖累项。

2017年Q1-2021年Q1 日本实际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Statista 研究部发布

自四月以来，持续爆发的新冠疫情和严格的疫情防控机制冲击日本服务业，个人消费支出的下降趋势难以逆转。无观众观赛和难以开放的国际旅行，让这届奥运会“血亏”的结果板上钉钉，举办奥运会的各项费用也将加重政府的支出负担。

《朝日新闻》2021年5月民调显示，八成日本市民希望东京奥运会延期或者取消，但日本政府依然坚持在今年举办东京夏季奥运会。

因为这事关国运。

“失去的十年”

事情得从十年前说起。

2012年，安倍晋三再任日本首相，彼时日本名义GDP约495万亿日元，相较于2002年低了20万亿日元。国民可支配净收入从2002年时的407万亿日元下降至2012年的392万亿日元。

自经历1992年的经济泡沫破裂后，彼时的日本一直处于经济低迷期。此后以十年为节点，当人们认为日本的经济不景气即将过去，又一轮的楼市股市崩盘带动日本经济进入新一轮的负增长，一路走低。

为挽救低迷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困境，安倍晋三实行“三支箭”的经济主张，即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升通胀，鼓励企业投资与消费者消费；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以企业减税激发投资积极性，以上调消费税填补财政支出缺口；结构改革以克服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即采取措施解决日本传统经济体系下出现严重制度疲劳的金融结构老化、企业制度僵化、政治失灵等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其中包括鼓励女性参与就业，放宽移民政策改善现有人才库等。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七年间日本的平均实际利率由2008年-2012年的2.85%下降至2013年-2017年的0.43%，资金成本明显降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

“安倍经济学”奏效了吗？前期奏效了。

从2012年到2019年的第三季度，日本的经济一度出现温和增长。2019年，日本名义GDP为553.7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走出一波反弹行情，但依然没有实现“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年通胀率达到2%，日本消费支出依然较为低迷。尤其是2020年的疫情，持续下降的日本GDP抹平了“安倍经济学”的前期努力。

有分析指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依然无法解决日本根深蒂固的问题——高龄少子的人口问题。

难以根治的“日本病”是政策失效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加速了日本产业对外转移并诱发金融资产泡沫，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经济长期停滞。随之而来的失业率急速上升，直接影响了日本的生育率。1990年以后日本粗出生率降至1%下方，1993年及此后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以下。

生育率的下降加速了人口的老龄化，这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老龄化程度就已是世界之最的日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日本移民热（1987年及1990年，日本净对外移民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分别达到0.25%及0.51%，大量劳动力年龄段与低龄人口向外移民）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日本老龄化。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与日本经济低通胀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方面，老龄化会抑制国家的消费总需求，相较其他年龄层，老年人消费需求的降低打压了日本总需求，因此处于世界“老龄化”之最的日本，难以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胀。此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较大起色的日本人均GDP也使得内部成本推动型通胀很难形成。

另一方面，老龄化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则加重了财政负担。因老龄化造成的消费难有大增长以及生产力提高缓慢，使得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资金因此不断外流。种种压力下，日本陷入长期的低通胀。

日本独有的“奥运情节”

受困于持续低迷的国内经济和一时难以解决的固有问题，日本将目光投向申办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试图以此扭转将近十年的经济疲态，因为此前已有先例。

奥运会曾一度被视为主办城市的重要经济发展机会。在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后工业时代，通过举办大规模的节庆活动为城市带来经济效益的城市发展模式成为了城市研究领域的新宠，“活动城市”（Eventful City）也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概念模式用以振兴经济。

1964年，日本获得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夏季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不仅代表了日本的国际形象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也为日本提供一个向世界展示友好进取的战后面貌的良机。

这是一场成功的奥运会，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形象，更推动日本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被视为二战后日本复兴和重建进程的重要标志。奥运会后短短的四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回到现在，在“失去的十年”里打转的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日本政府积极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就是希望能够再次借助奥运会的力量，重振日本在地震和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的阴影下受损的国际形象，并缓解不断衰退的经济形势。

日本政府对这次奥运会的重视和期待，从各个命名中就能看出来。以灾后重建、城市复兴为宣传口号的东京奥运会被称为“重建的奥运会”，奥运火炬则被命名为“复兴之火”。

无法回头的东京奥运会

尽管此前东京奥运会要取消的传言甚嚣尘上，但这项顶级赛事背后是政治和经济的博弈，牵一发动全身的利益纠缠，让这场赛事无法轻易回头。

2020年12月，东京奥组委发布最新预算案，延至2021年夏季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总额达1.644万亿日元（约154亿美元），早已超过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149.6亿美元，一跃成为“史上最贵奥运会”。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东京奥运会赞助总值达到了31亿美元，远高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总和。在媒体转播收入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已向东京奥运会支付了高额的转播费用。

这意味着，原本希望奥运会能带来巨大收益刺激本土疲软经济的日本，如若轻易取消奥运会，巨额前期投入资金化为泡影的同时，还要承担所有赞助商、转播商退出合约造成的损失。

根据新华社援引的多家媒体消息，东京奥运会推迟将直接造成约60亿美元的损失，取消的损失将高达410亿美元。在疫情阴影下，东京奥运会面临着九成比赛无人观看，原本预想中的约8亿美元门票收入减少至几千万美元的损失，但相较于直接取消奥运会“颗粒全无”，日本只能硬着头皮办下去。

举办奥运会不仅有经济上的考量，在财新周刊的报道中，《奥运金钱》作者后藤逸郎表示，正如日本政府能够借助奥运推动其主场馆周边的开发计划那样，奥运对政治家来说是很方便的武器。

因为本国连续爆发疫情被指责抗疫迟缓的日本首相菅义伟，支持率已经从当初的60%跌落至现如今的37%左右，而他在2021年马上要面对两场至关重要的选举：即将在九月举行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与十月任期满前需要举行的众议院换届选举。

也就是说，奥运会的举办事关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和政治家的声望密切相关。事实上，在这位首相的努力下，G7峰会表示支持东京主办奥运会与残奥会，并声明将奥运定位为“全世界团结起来克服新冠病毒的象征”。

因此，即使日本国内专家已预测疫情将在东京奥运期间迎来高峰，即使“希望延迟/取消奥运会”的民调反对声此起彼伏，东京奥运会依然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