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振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面对疫情冲击、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是我国应对经济下行的重要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分享中建议：“要将发放居民补贴作为扩大内需的落脚点。”毛振华教授在新书《双底线思维》中，就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方式提出了可行的、详细的政策建议。

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两者之间的平衡是保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角度探讨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也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出发点。

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候，我们遭遇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逐步积累的问题凸显出来，特别是社会需求不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这次危机也暴露了我国传统的依赖投资增长、不断扩张生产能力的增长模式的弊端。因此，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确立中国不仅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的战略，成为我们在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以内需为主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

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快速增长中，大多数学者甚至政府决策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是粗放的增长，需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集约化的增长。

关于增长模式的转换，几乎涉及中国经济供给领域的所有内容，大多是从如何改善结构、提高技术和市场竞争能力等供给因素角度出发的，而从消费需求方面展开的分析甚少。

当然，这与我们历史上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有关，也与我们历史性地利用了信用消费、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创造的需求有关。可以说，2008年以前，改善和扩大供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线。

2008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之际，在总结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奇迹的经验的同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从总需求方面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这些因素，基本上已经衰减甚至消失：“短缺经济”已成为历史；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机遇正在衰退，并且我们需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消化由于过高的外需依存度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

信用消费的井喷式扩张阶段已经过去，局部风险凸现，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扩张；电子及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效应递减，难以出现新的革命性的突破，且由于市场竞争，在消费总量上难有大作为。可以说，不找到中国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因素的新内容，中国经济增长就难以保证。

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刺激消费、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国政府也推出了以“四万亿投资”为标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从短期来看，是有可能缓解经济增长的困难的；但从长期来看，仍然没有走出过去在需求制约矛盾不突出条件下政府主导的依靠投资扩张的老路。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已发生根本性改变，继续传统的以供给领域为主的操作可能难以发挥过去发挥过的效用。并且由于部分资金注入已严重过剩的产业领域，反而会与已经问题重重的结构性矛盾形成共振，加剧宏观经济的困难。

因此，短期内寻求扩大内需的有效措施和长期探求中国经济扩大内需战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

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经济政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问题，要求我们在“国家战略”这一更高层次上思考。

要破除传统思维，把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供给领域转到需求领域，而需求领域的重点要放到国内消费需求上来。从供给上改进，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拓展国际市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非一日之功，且主动权并不完全在我们手上。

在当前全球消费紧缩的背景下，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通过改善供给扩大国际市场的困难，即使我们重新启用过去行之有效的鼓励出口政策，也难以取得曾经有过的效果。

扩大投资需求本身具有也扩大了未来供给能力的两重性，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大规模扩张，势必会扩大供需矛盾。唯有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才是尚有潜力、我们握有主动权且副作用较小的领域，这是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选择。

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作为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提供了发达经济体所需的大多数基本消费品，这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之道。但是，出口市场的萎缩，不仅是当前全球危机的临时困难，也会成为未来的常态。

一方面，由于国际社会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过度消费模式的反思，市场有萎缩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劳动力、环境资源供给成本的上升，也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还处于很低的水平，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扩大国内需求，既为我们走出低谷、实现长期增长找到了支撑，也能达到改善国民生活的目的。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中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核心内容。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减少国际依赖，保证经济安全；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解决现有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才能为新一轮扩大供给创造条件。

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的重要优势和发展重点。在具有更充分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制造业可获取更好的发展条件，从而提升制造业的竞争能力。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格局是：中国既是一个制造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

成为“消费大国”，需要一系列的改革

之所以把“消费大国”目标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是因为这一目标涉及我国经济体制政策的一系列调整。

中国能否成为“消费大国”，取决于国民消费能力能否取得总体提升。这对我们过去长期实行的一些重大政策，提出了改革调整的要求。

一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长期以来，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重国家、轻个人。2002—2007年间，中国GDP年增长水平在10%左右，但财政收入年增幅超过30%。2008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依然在11%～12%这一较低水平。

因此，通过制度安排，总体上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这一国家战略的关键。

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和巨大的内需。多国经验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会产生巨大的“累计效应”，进而成为经济增长长期的需求拉动因素。据测算，如果我国城市人口达到70%，将增加5亿城市人口，需要投资50万亿元以上。

这部分投资不仅仅依靠政府，而且因为这些人口广泛的社会关系，还会牵动全社会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目前较低的城市化水平，是历史留下的需求空缺，也是实施“消费大国”战略的重要可利用资源。

三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与城市化问题相联系，改革土地制度，使现有农民土地成为可交易的资产，将为农村城市化提供巨大的资金来源，并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创造条件。这一问题涉及许多重大有争议的内容，这里不展开分析。

四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构建社会安全网。国际经验证明，国民消费信心和能力，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只有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扩大受惠人口，提升保障水平，才能改变我国现实存在的较低收入与较高储蓄并存的现象，使民众减少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敢于消费。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措施。

五是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也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国家的约50%的水平。发展服务业可以有效增加就业量和居民收入。

服务业的发展要求提升劳动工资，并且改变我国民众的消费习惯，为互相提供的服务支付费用，这些也涉及更广泛、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领域，这里也不展开论述了。

令一个传统的“重生产轻消费”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转型为生产消费并重的消费大国，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限于篇幅，本书不一一列举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调整改革和发展的多个因素。

仅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既看到了实施这一战略的复杂性，也能体会到实施这一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以扩大就业为扩大内需的优先政策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既有条件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市场压力下，中国经济面临着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部分企业关停、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双双下降等诸多问题。

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提出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显示了在特定困难时期，政府愿意更多地干预经济以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分析这些政策措施可知，侧重于扩大投资需求的措施比较多，而侧重于最终消费需求的措施少了一点。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以就业为主线的政府措施对于直接扩大内需效果最明显。对于低收入工薪阶层来说，工资收入基本上全部用于即期消费。

如果这部分人失业，不仅消费能力下降，而且可能出现一些社会稳定方面的风险。反观扩大投资需求的效果，则只能有1/3左右转为即期消费，并且从长远来看是进一步扩大供给能力。因此，扩大就业应该是经济调整时期政府调控措施的重点，而GDP增长率应降为次要指标。

关于就业问题，许多学者有深入的研究，理论上的分析已足够支撑应以扩大就业作为扩大内需价值取向的观点。本书仅就如何扩大就业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第一，运用补贴政策直接扩大就业。有人建议给予新增就业的企业每人每年补贴8 000～10 000元，这是可以考虑的方案。起码对于每年新加入产业后备队伍的几百万名大学毕业生，更有这种紧迫性。以每增雇一名应届大学生补贴8 000元，每年有600万名毕业生估计，实施这一方案需要480亿元。

这虽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这些补贴可以全部转化为即期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其他领域的投资。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能够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可以说，就业补贴政策是我们需要尽快推出的刺激经济的措施之一。

第二，要大力扶持发展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政府推出的扩大投资计划，基本上是政府直接投资或由国企实施，且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产业，这些领域的就业弹性较低。统计资料表明，国有企业的资产就业率是最低的，民营企业则是最高的。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刺激内需政策的就业导向，特别是要关注大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及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建议政府在实施刺激经济政策时，更多地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防止政府资源集中于国企而出现就业方面更大的压力。

虽然从利益传导上看，国有企业可以更直接地实现政府的财政目标，但实现的宏观效果并不好，这是我们要重视的问题。

第三，要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采取专门的失业应急措施。例如，扩大对失业者的救助，完善培训计划，建立有助于推动就业的中介组织等。

第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当前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他们基本上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死角”。建议在新增的投资中，集中资金建设农村的道路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

农村地区的基建不需要使用大型工程机械，能最大限度地招用农民工。农村条件的改善，也为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相对于目前国家推出的一些大型铁路、机场建设计划，农村地区投资的社会效益会更好。

【钛媒体作者介绍：本文来自《双底线思维》的作者毛振华。他是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阶段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曾先后在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国务院研究室等单位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92年创办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09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题为《次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研究报告，与后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的“次高速增长阶段”及之后的“新常态”判断高度吻合。在2016年底的报告中，毛振华又首先提出要进一步明确“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并将“防风险”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这一政策建议也与2017年中央经济政策高度吻合，引起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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