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可以说是最近几年兴起的“按需经济”的典型代表。所谓“按需经济”，是指由科技公司创造、通过即时提供商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经济活动。它以需求为中心，结合所有可供利用的闲置资源，提供与用户个性化需求相匹配的商品或服务。通过互联网技术，需求与供给之间更精确高效的匹配成为了可能。

在过去的打车市场，想要打车的人常常需要苦等在路边，碰运气式地打车。有时等了很久，却等不来一辆空闲的出租车。而现在，通过Uber，只要点击手机屏幕上的一个按钮，系统就会根据你所在的地点和你对车的要求自动匹配最近的空闲司机，让你的打车需求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精确满足。

在法律服务市场，客户需求与律师能力的匹配也困难重重：年轻律师苦于无力寻找案源，许多当事人却不知道可以帮助他的律师在哪里。试想，如果当客户急需一份买卖方面的格式合同，只要拿出Uber一键呼叫律师，系统就会自动匹配有相应能力的空闲的律师，在几分钟内就有律师与客户沟通，拟出合适的合同，客户的需求也将得到最及时的满足。

律师们有了更多接触案源的机会，客户们寻求法律服务的成本也会大大减少。如此看来，这样的“法律Uber”的确非常不错。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Uber提供的更多的是标准化的产品——提供司机载客人到目的地。虽然在法律服务市场上，也有诸如草拟合同这样的简单、标准化的法律服务需求，但大量更复杂，更加个性化的需求同样不容忽视。

越是个性化的法律服务，就越难通过“一键找律师”的方式加以满足。

首先，客户寻找法律服务的标准和寻找出租车的标准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寻找出租车时，如果车型、司机驾驶技术大体相当，人们就会倾向于选择更低价的服务。这也是为什么，Uber通过低价、优惠券等多种方式成功吸引到了大量客户。

但就法律服务，尤其是标准化程度低，个性化程度高的法律服务而言，提供服务的律师们能力差异巨大，但法律服务本身却牵涉着客户在人身、财产等方面的重大利益。如诉讼，可能败诉就意味着公司的破产；如并购，稍有差池就可能影响公司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必然优先选择能力更优的律师，价格就会成为一个次要的因素。

为客户匹配合适的律师，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复杂的律师能力标定体系。仅仅依靠区位、价格这样的简单指标是无法实现需求与能力供给的恰当匹配的。

其次，对律师能力的客观评定本身也是一个难点。

法律的专业性决定了客户不会拥有和评价出租车服务一样的评价律师的能力。一次打车服务到底好不好，司机的驾驶技术怎么样，服务态度怎么样，每一个乘客都可以很容易地做出评价。但是一个律师的能力怎样，提供的法律服务质量如何，客户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客户能做出的判断，往往只能是对律师服务态度的感性评价，或者在案子输赢与律师能力之间的直接对应，这往往是片面和有失公允的。相较于Uber的客户评价模式，“Uber法律”的评价体系无疑应该更加复杂。

再次，个性化程度高的法律服务往往程序复杂、周期较长。

相较而言，出租车服务是一项十分简单的服务，司机只需要开车把客户带到某个地方，服务就算完成，耗时一般只是几十分钟，最多也就几个小时。但诉讼这样的高度个性化的法律服务却涉及到立案、提交证据和各种材料、出庭等一系列复杂过程，需要的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数年。

即使实现了“一键呼叫律师”，也不过只是实现了客户需求与律师能力的初步匹配，后续的服务提供过程却没有丝毫保障。这很容易造成服务质量不高，甚至律师逃避提供服务的问题，从而严重降低客户对互联网平台上的法律服务的信赖程度。

最后，人们产生法律服务需求的频次远远低于打车的需求。

对所有人来说，出行是每天生活中的“刚需”。出于节省时间、追求舒适等方面的考虑，一周多次打车，甚至在一天内多次打车都十分常见。法律服务却可能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的需求，而且有这样需求的人的分布很散，难以汇集到一个互联网交易平台上来。

以上几点，正是Uber模式难以直接复制到法律服务行业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Uber在出租车行业的巨大影响力，完全建立在它对出租车行业的深刻理解之上。有人说，“数据和算法才是Uber的司机”。Uber之所以能实现乘客和司机之间的高效精准的匹配，完全依赖于它为此精心设计的数据和算法。

只有真正抓住了传统行业的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传统服务模式的颠覆才会成为可能。

法律服务行业也是如此。在惊叹Uber模式可能为法律服务市场带来的冲击之外，回归对法律服务市场本身的深刻理解和思考，深入探索，击破痛点，一款法律界的“Uber”才有可能横空出世。

我想，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