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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一个小学生的童言无忌，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4月3日，一段小男孩讲述自己梦想的视频在网上迅速扩散开来。

孩子想当“行三代”，本身无可厚非，各言其志而已。但把当行长说成“继承家产”，一举击中网友的敏感点，顿时引发汹涌舆情。

经过连日的排查，4月7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新闻发言人对这一事项作出了回应。

该名新闻发言人表示，经排查，视频中的学生确实是农发行员工的孩子，其父亲是某县支行行长，母亲是某市分行机关部门副主管，孩子的爷爷、外公曾经是农发行员工，均已退休多年，其爷爷是支行普通员工，外公曾担任过另一县支行行长。孩子父母目前的工作岗位符合监管要求和农发行任职回避制度规定，为此他们处于异地工作状态。

我国银行为保证招聘、用人、决策的公平公正，避免“近亲繁殖”，普遍实行干部任职回避制度。包括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任职须回避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等。

但现实中，有很多办法，可以规避。同一个系统，异地任职，是常见的操作。从农发行安徽分行的回应看，如果忽略爷爷和外公的差别，再考虑市分行机关部门副主管与县支行副行长同级，孩子没有撒谎。

大城市白领眼中的“县城婆罗门”

一家三代，在同一个系统，类似案例并不鲜见。有些系统，还会当作正面事件，热情宣扬“献了青春献子孙”。

《河南日报》2022年曾宣传过“一家三代烟草人”的事迹，爷爷曾在濮阳市清丰县烟草专门局工作，父亲是濮阳市烟草公司物流配送中心的曹主任，孩子又成功考进濮阳烟草，成为“烟三代”。此前，“铁路世家”、“三代石油人”等，亦曾被当作佳话。

但在今天，类似舆情很容易触发公众对相关操作是否公平的疑虑，对优质资源被既得利益者垄断的担忧。

此前的江西周公子，读了个民办三本院校，靠关系毕业后进入江西高速。他在社交媒体上得意洋洋地diss当年的学霸还想通过自己的帮助求职，说出“家族传承吾辈责”的名言，其境界比“继承家产当行长”略高一筹。

很容易看出，激发舆情的银行、烟草、高速，都是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行业。如果是三代人在工地搬砖头，或者父子同城送外卖，只会引来一片唏嘘。

此次舆情中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并列三大政策性银行。与市场竞争充分的商业银行不一样，政策性银行透明度较低，这次公共事件，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国有政策性银行。其主要任务是依托国家信用支持，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发挥主体和骨干作用，加大对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据在农发行工作的朋友透露，他们薪酬待遇不错，跟商业银行差不多，但工作压力比商业银行小很多；作为政策性银行，没有存款指标压力，也不需要用自己的渠道去拉贷款，业务大多是找上门来的；上下班相对规律，可以兼顾工作生活。

这种状态，很像春节期间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县城婆罗门。当时，许多大城市工作的白领精英回到老家后发现，自己从收入到吃穿用度，并不如留在县城的同学。

那些留在县城里的二代、三代们，住别墅，开宝马，吃山姆代购，穿国际名牌，日常喝酒打牌，过节旅游露营。他们的状态，让自以为见过世面的大城市白领相形见绌。

这些人往往学习成绩并不拔尖，但靠家族的力量，进入当地党政机关，或者国有垄断行业。他们在县城人脉深厚，办事方便；名义收入不高，但隐形收入不少，且支出低，又有较为丰厚的家底，生活质量碾压996的大城市打工人。

这一批人，当时在网上称作“县城婆罗门”。“行三代”看中的农发行县支行，尽管只是个科级单位，在县城就是上等之选。

但把他们称为“县城婆罗门”，并不恰当。婆罗门是印度概念，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还有处于这四大种姓之外的达利特（即贱民）。种姓制度在印度历史久远，深入人心，虽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现实中仍然隐性保留。

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差异较大，印度种姓制度兼有种族、宗教和阶级色彩，而中国历史上虽有门第阶层之分，但在种族和宗教方面比印度简单得多。可以说，中国没有婆罗门。

且中国自古以来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通过暴力革命改朝换代周期性发生。如果说隋唐之前还有士族门阀代代相传、把持权柄，唐朝之后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族望留原籍”的传统和现实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县城豪门与婆罗门相去甚远，倒是跟“中县干部”更为贴近。

2008年，北大社会学博士博士冯军旗在河南某县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

冯军旗发现，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

时至今日，《中县干部》所描述的官场生态已经有了巨大变化，“逢进必考”成为进入体制的绝对主流，干部晋升的规范化程度也有显著提升。但关系运营仍然是县城的主流。

这其实是传统智慧的一部分。700多年前，施耐庵总结出一句话：“母弱出商贾，父强做侍郎，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

意思是，如果父母很弱，那就去经商，如果父母很强，那就去做官。如果家族背景很强，那就留在家乡发展；如果家族背景很弱，那就尽量远走他乡。

古代商贾有钱但政治地位低，且易受官府侵掠。现代社会，国有企业兼具官商色彩，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两全。父母家族有靠山，进入垄断型国有行业，是二代、三代们的首选。

根据中组部2020年修订发布的《公务员回避规定》，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事业单位、国企等体制内机构，对任职回避一般也会参照上述公务员回避规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异地任职、跨行业交换提拔等办法，不少官员和国企干部仍然“举贤不避亲”，想方设法安排亲友子女工作。

规定如果过于严格，对领导干部的亲戚子女可能也不太公平。毕竟，他们当官也好，经商也好，都很难完全避免因身份而受益。也有领导就因不让子女经商，导致女儿多年无业，最后远嫁海外，不愿回国。

但像“行三代”这样，公然喊出“继承家产当行长”，就不能不予以警惕了。虽出自孩子之口，却说出很多背景深厚者秘而不宣的心声。

数年前，一句“寒门再难出贵子”，道尽普通家庭的心酸，他们担心阶层更加固化和上升通道越发堵塞。

当下，就业进入存量市场，优质资源本就稀缺。如果有人将国有行业变成“自留地”，把工作机会只留给自己人，自然会引起公众对于就业公平的疑虑，对于公器私用的不满。

（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胡润峰，编辑｜刘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