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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还在飞。

从2024年初，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生物安全法案》，在社会舆论层面、立法层面，已经掀起不小的波澜，越来越多的角色被动或主动的卷入，为这起或将持续数月的事件，增加了风浪。

这一次，被卷入的却是政客之外的专业协会。

3月13日，BIO表示支持生物安全法案，将所涉及的中国CRO龙头公司药明康德剔除了会员资格。

BIO全称“美国全球生物技术工业组织”，是全世界最大的生物技术贸易协会，旗下有1200多家会员企业，主要为它们提供宣传、业务拓展、交流等服务。

而在一个多月前，BIO是药明的坚定支持者。前CEO Rachel King从产业角度，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生物安全法案》，表达了一种产业界的普遍担心：药明康德做为已嵌入美国制药产业链的企业，在商业逻辑和产业运行上，已有了长期的信用，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出局，影响的不仅是这一家公司，还有美国的医药产业。

但新任BIO的CEO，却撤回了前任CEO的立场，和提出法案的政客们站在了一起。

消息的第二天上午，药明康德A股以及港股股价，分别跌去了4.74%和9.38%——这是每次法案消息一出，市场必然做出的反应。

对于BIO的这一决定，一些产业人士并不意外。“BIO 应该受到了来自国会的压力。作为一个行业协会，他们没有太大的必要和国会对着干。”一名在美的律师说到。“有时就是议员一个电话的事情。”

如今，即使在资本和市场为导向的美国，专业主义也向政治低头——这不是此次事件中药明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文明的悲剧。

表明新立场后的BIO，虽然提出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和国会一致，但进而提到在推进法案的前行时，会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专业性的修订意见，并且也表达了和前任CEO一致的担忧：美国生物制药的产业链极其复杂，牵一发或动全身，希望最终的法案不会影响病人的福祉。

在政客阵营，同样有“担心生物安全法案成为美国市场保护主义的工具”的声音出现。同样的场景，出现在Tiktok上。

一位在美多年的企业律师观察到，在两国脱钩断链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不堪其苦。前10来年，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指责瞄准中国国有企业，以政府补贴为理由。现在针对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数据安全成了美国对其指责和打压的主要理由。

她认为，数据安全只是一个借口，根本的一点：“是‘谁动了我的奶酪’，美国政客或者说其他的CRO 公司不想看到药明占了如此大的市场份额。相比于反垄断所需要的经济和市场分析，数据安全的理由来得更简单粗暴。”

中国制药企业和美国市场的一段长夜，就此拉开大幕。除了企业和美国政府之外，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势力、和不同声音被迫卷入其中。

产业界的“服软”

周三，B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ohn Crowley致信议员Mike Gallagher，表示想要撤回组织之前寄出的一封信，表明了BIO的态度发生了360度变化。

所谓之前的这封信，是由BIO前CEO Rachel King于2月8日寄出，其中表达了对《生物安全法案》的反对。信中警告到：这一法案“将很快对美国生物技术公司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对药物开发的供应链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其中包括已经批准上市的药物供给，以及正在开发的各种管线”。

作为全球生物制药知名的专业机构，之所以能为药明康德“背书”，是因为药明这十多年来在全球生物医药界的信用。药明作为一家稳定的服务商，在美国建厂，在美国提供不少工作机会。但是现在却因为非商业的原因，有被移出美国的供应链的可能——而BIO作为一家专业行业机构，维持产业和市场的稳定，是基本责任。

正因如此，BIO先前的立场并不苟同于正在上演的“脱钩”大戏。这是这种异见，遭到了一些议员们的攻击。

在3月7日的听证会上，共和党众议员参议院Mike Gallagher批评了BIO这份信的立场，将战火引向组织。他指责道：“BIO本来有机会和委员会合作，一起维护国家安全。但它还是和中国站在了一起。”他也是众议院通过“剥离Tiktok”法案的推动者。

产业和政治的矛盾愈发不可收拾。此前表达反对的CEO Rachel King在这个月初卸任，接手烫手山芋的John Crowley选择向政治低头。在这位新CEO周三写给议员的信中，他表示BIO将支持《生物安全法案》，并剔除药明康德的会员资格，终止与其合作。

但在政治姿态之外，他在信中还隐隐约约地表达了一些产业界的担忧。他写到：“希望《生物安全法案》能有所改进…不能马上切断和药明康德的一切联系。因为这将对依赖该公司药品的患者造成损害。”

药明的主动退出

药明康德没有让BIO太为难。

3月12日，药明康德美国和欧洲地区高级副总裁Richard Connell致信John Crowley，表示“自愿脱离BIO，从而让BIO能够继续引导政策制定者、提升公共意识、为产业发声。”简单来说，就是不想拖累BIO，给双方都留一个体面。

BIO的新CEO John Crowley，其实是药明的老朋友。John Crowley是罕见病药企Amicus的创始人，当时为了拯救患有庞贝病的儿女而进入创新药行业。公司针对庞贝病的第二代产品Pombiliti，就是和药明生物合作生产的。

当时的John Crowley曾在各种场合对药明生物表达过高度赞赏。曾经Amicus的董事会不相信一款超高难度新药可以在中国被生产出来，是John带着团队在调查后力排众议，最终达成了Pombiliti的生产合作。

John Crowley和他的Amicus，作为医药产业全球分工的真实受益者，拥有和中国药企合作的一手经验。而至于他到底会在之后《生物安全法案》的修订过程中传达产业专业意见，还是会被政治风气裹挟，还属未知数。

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药明从BIO中被移出，都已成定局。“这显示出在遇到强大的地缘政治压力与危机时，企业在海外自己发声或者是有其他的渠道来发声，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一名在美的律师评析道。

事件的影响

这封信一经发出，让药明康德在美国的命运又滑落了一个台阶。但实际造成的影响，究竟几何？

“关于这封信对于药明的实质性影响，一位深耕多年中美生命科学跨境交易的美国律师发表了如下看法：“BIO只是在内外压力下想表个态。而这封信对于药明造成的公众影响比实际法律适用要广得多。”换言之，失去会员资格，会对企业形象和声誉造成影响，是一种“软性”损失，这很可能比法案本身带来的直接损失要大。

还有行业人士对药明系在美业务忧心忡忡。据药明康德2023年三季报，公司来自美国客户收入194.0亿元，剔除特定商业化生产项目后同比增长36%，是公司业绩总量和业绩增长的顶梁柱。

“如果这个法案得到通过的话，也只是禁止获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或者与联邦政府有合同的公司使用他们的服务。有很多公司并不在这个范围内。关键还是要看，这种类型的客户对于药明而言占多大比例。” 在评价法案的具体适用范围时，该名律师发表了上述观点。

说到底，在此事件中，药明康德实实在在失去的，主要是一些BIO的平台红利。

比如该组织每年都会在美举办全球生物技术行业规模最大的活动——BIO 大会，药明康德往年也会在期间举办公司的创新日活动，而之后就少了这一展示与合作的场合。同时，被切割的会员也丧失一些会员互动的机会，在维持老客户、发展新客户上都会有一定影响。

根据药明康德和BIO的信件，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组织只是认同了《生物安全法案》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总纲，但一些具体细仍然有修改和商讨的空间。

在施行之前，法案还要获得两院协调。两院协商委员会会对文本中存在分歧的地方进行统一，之后还会交由总统裁定。若未被签署，国会将要进行两院的投票表决——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也许我们不该低估BIO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权。BIO会员中有大量正在开发首批产品的创业型公司，需要中国CXO的成本优势。而这些企业，根据OpenSecrets的不完全统计，在2023年花出的游说费用达到了900万美金左右，在议会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而板起脸来的华盛顿政界，据说已经对来自中国企业的Lobby关闭了大门。

除了BIO代表的产业力量与议会进行斡旋之外，药明康德的下一步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公司有什么法律工具，可以在美国进行维权？这是应该被继续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