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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勒的名单》被打低分,好莱坞无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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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从加沙蔓延到了好莱坞。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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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毒眸

在中文互联网,一场关于《辛德勒的名单》的打分争议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风波。

在巴以冲突激化后,不少网友在B站给反映犹太人二战遭遇的《辛德勒的名单》打出差评,这部位列豆瓣TOP250的好莱坞电影,B站评分一度从9.7降到了4.1分。不过截至毒眸(ID:DomoreDumou)发稿前,这部电影的评分又回升到了9.4分。

目前,中文互联网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大多围绕经典作品是否应该和当下时事分开,或就巴以冲突本身展开。谁是正义方?无论是故事讲述者好莱坞,还是被讲述的巴以双方,对中文互联网来说都是雾里看花,隔着一层。

如果调转视角,考察好莱坞与冲突双方的内在关系,或许更能理解问题的复杂性。

在观念和话语权力的战场,好莱坞身处巴以冲突的漩涡中心。作为全球电影生产中心,好莱坞是巴以双方努力争取的对象。以色列和好莱坞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阿拉伯世界也在这些年尝试“取消”以色列对好莱坞的影响力。

天平一直在以色列一边,分析好莱坞、犹太人、以色列时,会发现这三组概念犬牙交错,纠缠不清。

好莱坞和以色列的第一层联系是族群。好莱坞拍摄了大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犹太人电影,犹太人也密布于好莱坞高层之中,以色列也一直希望好莱坞与西方世界将自己与犹太人划上等号。

但作为国家实体的以色列,在地缘政治中的取向更加复杂。好莱坞在与其亲近的同时,又不能不对其在加沙的战争行为保持距离。

好莱坞与以色列的第二层联系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国家利益。自诞生以来,好莱坞一直是美国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又在两党政治中,立场鲜明地站在民主党一边。

在这次巴以冲突中,我们再次看到这台机器的复杂与分裂。好莱坞的言行举止一方面根植于美国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一方面又必须服从左翼的人道主义观念,无论真心或者违心。

这些都构成了如今好莱坞在这次冲突中的矛盾态度。这种自相矛盾,体现了好莱坞在塑造美国全球性的文化霸权时,其作为皮肤的普世价值与作为肌里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美国精神的自我分裂与自我矛盾,让昨日的世界也分裂成两半,而巴勒斯坦地区的孩子,正在这人造的鸿沟中哭泣与坠落。

好莱坞视角

在冲突最初,好莱坞呈现出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

10月7日,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发动地面行动和空袭后不久,娜塔莉·波特曼、杰瑞和杰西卡·宋飞、杰米·李·柯蒂斯、盖尔·加朵、艾米·舒默、切尔西·汉德勒等好莱坞明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以色列的同情。

这种支持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10月12日,亲以色列的非营利性娱乐业组织“和平创意社区”(Creative Community For Peace )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超过 700 名美国娱乐界人士签署了公开信,表明支持以色列,并明确谴责“哈马斯的行为是残暴的恐怖主义行为”,立场不可谓不鲜明。

甚至NBA球员勒布朗詹姆斯也和其合作伙伴在社交媒体中,称以色列遭受的破坏与悲惨是不可接受的,而哈马斯对以色列人的谋杀和施暴是恐怖主义。

好莱坞各大公司,也陆续发表声明。比如主要经纪公司UTA、CAA 和 WME,都公开表明立场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华特迪士尼公司宣布,将向在遭受大规模袭击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的组织捐赠 200 万美元。其中100万美元捐赠给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附属机构红大卫盾会,该组织在以色列提供紧急医疗和血库服务。

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 (Robert A. Iger) 对外表示:“我们谴责这些袭击、引发袭击的仇恨以及所有恐怖主义行为。”

但从10月10日开始,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地区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平民甚至是儿童的伤亡。一向标榜反战与人道主义的好莱坞,对于巴以冲突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不少好莱坞明星都在社交平台批评对于平民的伤害。 

即使是出生于以色列的盖尔·加朵,也在社交帐户上转变了态度:“杀害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是可怕的。杀害无辜的以色列人是可怕的。”

但在后来,由于受到广泛的批评,她删除了该帖子。以色列电视主持人奥菲拉·阿萨亚格(Ofira Asayag)指责盖尔·加朵“已经越界”,“保持安静,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更好。你生活在好莱坞电影中,只要你愿意,你就又是以色列人了。”

好莱坞的声音虽然改变,但并不由支持以色列转向支持巴勒斯坦、或者批评以色列,而是以反对所有平民杀戮的反战姿态展开。

据环球网援引外媒报道,55位好莱坞演员和艺术家最近则致信美国总统拜登,敦促他推动以色列和加沙停火。这些演员中包括知名影星凯特·布兰切特和乔恩·斯图尔特等人。 

这些艺人在发表的联名信中说,“我们要求,作为美国总统的你,呼吁加沙和以色列立即缓和局势并停火,以免造成更多生命损失。在过去一周半时间里,有5000多人被杀害,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这个数字是灾难性的。我们相信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无论信仰或种族,我们谴责杀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 

好莱坞的阿拉伯人士,在针对以色列的战争行为时表达更加直接。巴基斯坦裔英国演员里兹·阿迈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加沙当前发生的事件“不存在两方”,只有“人性的一方”,并恳求“停止对加沙平民的狂轰滥炸”。 

巴勒斯坦裔美国模特吉吉·哈迪德立场更加鲜明,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以色列政府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完全没有犹太教色彩。这条动态被以色列官方账号盯上,后者专访并且批评哈迪德对哈马斯在以色列犯下的暴行视而不见。

相比这些明星鲜明的立场,社交媒体用户的攻防更加均势,亲巴勒斯坦用户会积极攻击支持以色列的好莱坞名流。澳大利亚演员纳撒尼尔·布佐尼克在分享了许多支持以色列的帖子后,帐户被用户举报并遭到了封锁。

不同于社交媒体两种声音的此消彼长,反对以色列的言论在好莱坞内部有着触碰红线的危险。

好莱坞顶级经纪人玛哈达基尔(Maha Dakhil)在社交平台转发了以色列针对哈马斯袭击的信息,“你现在正在了解谁支持种族灭绝。” 她随后发布了第二张照片,标题是:“还有什么比目睹种族灭绝更令人心碎的呢?见证了对种族灭绝正在发生的否认。”

达基尔帖子的截图开始在业界流传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道歉,称自己“犯了错误”,并且将账号转为私密。 

CAA 则在上周日证实,达基尔已辞去该机构内部董事会的职务,以及电影部门联席主管的职务,但仍将与她的客户合作。这个漫长的客户名单包括汤姆·克鲁斯、瑞茜·威瑟斯彭、娜塔莉·波特曼、艾娃·杜威内和安妮·海瑟薇。

暧昧关系

这种政治正确不是一夕形成的。

阿拉伯作家杰克·G·沙欣 (Jack G Shaheen)这样写道: 美国电影协会前主席杰克·瓦伦蒂喜欢说:“华盛顿和好莱坞有着相同的DNA。” 然而,如果瓦伦蒂今天还活着,他就必须将以色列的 DNA 添加到其中。

1988年出版的《他们自己的帝国:犹太人如何发明好莱坞》(An Empire of Their Own: How the Children Invented Hollywood)中提到,众多犹太移民创立了好莱坞早期重要的制片公司,将这些创始人团结起来的是“他们对过去的彻底和绝对的拒绝,以及对新国家同样绝对的奉献”。

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好莱坞的犹太人“从未对犹太家园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因为“这将成为忠诚度分裂的更多证据。”米高梅公司的老板路易·B·梅耶尔就“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认为这只会带来麻烦”。

所谓犹太复国主义,是当时一种犹太民族主义思潮,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这当然和好莱坞犹太人的美国梦有着冲突。‍

但随着以色列的成立,犹太好莱坞领导人开始积极参与到这一新生国家的政治议程中。以色列前长期外交官、具有影视背景的伊多·阿哈罗尼 (Ido Aharoni) 将其称为“浪漫阶段”的开始,即“好莱坞偶像被招募来讲述以色列的故事”。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以色列逐渐成为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在中东的利益代理人,在这样的语境下,支持以色列既符合犹太人的群体利益,也不再和对美国的奉献与忠诚相分割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出埃及记》和《黑幕落下》(Cast a Giant Shadow )等电影聚焦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故事。比如《黑幕落下》讲述的是二战后,拥有犹太血统的美军上尉奉命到以色列建立防卫军队,并抵抗阿拉伯敌人的入侵,最终牺牲的故事。

《黑幕落下》剧照(图源:豆瓣)

这些电影的政治立场如此毫不遮掩,并且敌我分明。因此他们成为了以色列构建民族认同与当代国家叙事的一部分,也塑造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政治观念。

但随后漫长的中东战争,开始让这场宏大的意识形态工程蒙上了阴影。在1978年的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巴解组织的支持者,英国女演员瓦妮莎雷德格雷夫在获得最佳女配角奖的演讲上,谴责“一小群犹太复国主义流氓,他们的行为侮辱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地位”。

她指责的是激进的极右翼犹太团体,后者因她参与的 1977 年的纪录片《巴勒斯坦》而将矛头对准了她。

在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尤其是以色列参与的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贝鲁特大屠杀发生后,在美国犹太人中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当年的联合国代表大会谴责了这一屠杀事件,并将其定性为种族清洗。

在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中,好莱坞也不敢再赤裸裸地将以色列置于正义的角色了。之后的二十年,以色列逐渐从好莱坞叙事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二战大屠杀电影,在这里,支持犹太人是不用质疑的道德与政治正确。

嵌入与联合

以色列和好莱坞的联系并未消失,而是更多转入了幕后,合作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运行。

20世纪80年代初,曾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担任飞行员的梅纳赫姆·戈兰 (Menahem Golan) 和他的表弟一起收购了美国电影公司 Cannon Films ,并制作了数十部 B 级动作片。 

杰克·G·沙欣认为,这家公司制作的《撒哈拉沙漠》(1983年)、《三角洲部队》(1986年)、《杀手》(1991年)等多部电影都在诽谤穆斯林和阿拉伯人。

《撒哈拉沙漠》《三角洲部队》(图源:豆瓣)

1997 年,洛杉矶联邦娱乐部门(L.A. Federation’s Entertainment Division)与以色列犹太机构合作推出大师班,开始为以色列培养演员、导演、制片人、经纪人、经理等角色,向他们解释好莱坞的内部运作方式。

这为新世纪以色列和好莱坞的密切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以色列的明星、制作者、公司和文化产品进入美国娱乐产业,以色列在新世纪再次作为正面角色,进入美国公众视野之中。

2005 年,CBS 电视台的《海军罪案调查处》第三季加入了以色列角色,一位名为姬娃·戴维 (Ziva David) 的前摩萨德特工,并作为正面角色一直活跃在这个系列中,其角色扮演者在一项调查中位列2013 年美国黄金时段电视第二受欢迎的女演员。

以色列媒体称赞姬娃·戴维是当时美国主流电视网络中,唯一全职的以色列角色。杰克·G·沙欣则认为,戴维的“啦啦队角色”促进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牢固、积极的关系,而《海军罪案调查处》系列没有出现一名巴勒斯坦情报人员。

2011年上映的《国土安全》,则是根据以色列电视剧《战俘》改编,并由以色列人吉迪恩·拉夫 (Gideon Raff) 担任制片人和编剧,以及以色列人阿维·尼尔 (Avi Nir)担任制作人。曾经获得金球奖的《扪心问诊(In Treatment)》,同样来自改编自以色列剧集。

这些改编能够发生,是因为以色列创意公司已经遍布美国,并和美国的娱乐产业形成了紧密的联合体,这无疑是大师班造成的积极后果。 

拉夫参与制作了《国土安全》《暴君》《DIG》(图源:豆瓣)

除了行业流动与合作,好莱坞和以色列的靠近过程中,也有政客的积极推动。

2016 年 8 月,出生于美国的萨姆·格伦德韦格 (Sam Grundwerg) 准备就任以色列驻洛杉矶总领事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好莱坞作为他的优先事项。格伦德韦格谈到,“他非常了解媒体和好莱坞在舆论塑造者方面的影响。”

格伦德韦格如今被以色列媒体称为“我们的好莱坞人”。在洛杉矶,他专注于和好莱坞名流建立联系,比如邀请莎朗·斯通在已故以色列总理的追悼会上发表讲话,或者邀请好莱坞高管前往以色列旅行。

他曾经提到,自己估计有 40% 的工作涉及吸引好莱坞、体育和音乐行业,而这些娱乐产业“为人们在体验和情感层面上创造了与以色列的联系”。

除了外交官,以色列情报部门也盯上了好莱坞。在2013年,制作过《漂亮女人》《拳击俱乐部》和《史密斯夫妇》等上百部电影的好莱坞著名制片人阿诺恩•米尔坎,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自己是以色列间谍,曾在美国搜集核情报。

阿诺恩•米尔坎出生在以色列,声称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招募,那时的他是一个成功的化肥公司老板。在成为好莱坞著名电影制片人、甚至在当上新丽境电影公司的主席之后,他仍然继续为以色列做核间谍工作。

真正的团结

力的作用总是相互的,如今阿拉伯世界也意识到了以色列和好莱坞的关系,对自己舆论的不利状况。

BDS(The 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联合创始人奥马尔·巴尔古提(Omar Barghouti)曾经表示,好莱坞是BDS的重中之重,而且还在不断上升。

BDS是一项由巴勒斯坦领导的运动,旨在推动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经济制裁,最终推动以色列从占领领土撤出、拆除西岸隔离墙、实现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护和促进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和重获财产的权利”。

巴尔古提认为,“好莱坞在很大程度上为以色列正在进行的侵略和侵犯巴勒斯坦人权的行为辩护或掩盖。”而BDS则努力抵消以色列影响好莱坞的努力。

在接近好莱坞的过程中,BDS 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发生在 2009 年。当时1500名艺术家和作家,包括女演员简·方达以及演员维果·莫腾森和丹尼·格洛弗签署了一封信,抗议多伦多电影节将首次推出的“城市到城市”单元锁定特拉维夫。

在这样的案例多次出现后,巴尔古提认为好莱坞为以色列辩护的情况正在改变,“好莱坞出现了一种新趋势,明星们不再害怕为巴勒斯坦权利说出自己的想法”。

除了阿拉伯世界,犹太世界也存在着对以色列的批评的声音,并建立着与文娱界的合作。

以色列长期以来,都试图在欧美世界将反犹主义与反以色列划上等号,将其潜移默化为一种政治正确,这也波及到了好莱坞。

以色列记者曾在文章中提到,以色列与全球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采取一种战略,即对所有批评以色列的意见都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并以此打压批评其占领罪行的声音。

利维指出,在以色列政府战略事务部长的指示下,与犹太复国主义基金会合作采取的这项战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并利用欧洲人对历史事件所存在的愧疚感,而成功使他们保持沉默。

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通过了全面的立法,试图将BDS的活动定性为犯罪。上文提到的“和平创意社区”也在积极将BDS于反犹主义绑定在一起,来形成“对抵制的抵制”。

这种绑定如此强势,但也有人试图冲破这种非自然形成的条件反射。哈迪德这次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声道,“谴责以色列政府并不是反犹太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也不是支持哈马斯。”

一些美国的左翼犹太组织也试图证明,以色列所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并不是犹太人观念的全部。

致力于结束占领的美国犹太组织IfNotNow和犹太和平之声最近在白宫组织一系列联合抗议活动,要求停火。曾为玩具总动员系列配音的著名演员华莱士肖恩也出席了这场活动,并向聚集的人们发表讲话。

图源:路透社

IfNotNow的口号是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并要求所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平等、正义和繁荣的未来。这无疑是一种更加左翼与进步的观念,并且试图在这一地区拆除阻碍问题解决的藩篱。

反以犹太活动家斯塔维德曾在接受澎湃采访时,引用汉娜·阿伦特的观点,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运动,因为它主张将犹太人与他们生活的当地社会分离。

但这种声音仍然属于少数,大多数时候,是两种激进的观念与行为对抗,并使彼此都更加极端。作家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指出,越多的人沉迷于反犹太主义,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及其由此产生的战争罪行就越得到了主流的接受。

她写道:“以色列政府目前对加沙的残忍屠杀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最新的、难以形容的可怕表现,而且在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这些集体惩罚罪行的责任完全在于肇事者及其国外的金融和军事支持者。但我们都必须想办法让它停止。

突破二元对立的争论,寻找一种更具解放性的行动方案,或许才能真正地导向问题的解决。

“什么会削弱它的力量,耗尽它的一些燃料?” 克莱恩问道,“真正的团结。人文主义将跨越种族和宗教界限的人们团结起来。强烈反对一切形式的基于身份的仇恨,包括反犹太主义。”

这种团结在好莱坞和西方世界,还暂时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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