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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虫二

6年前的中关村创业大街，这个调调颇有市场。

那时2014年夏季达沃斯刚过，“万众创新”是960万平方公里的主题，“去到雷军还没到达的彼岸”，豪气干云，英雄不问出处，激荡着每颗躁动的心灵。

现在换成全民“练摊儿”，更有烟火气，再造马云的可能性，理论上仍然存在。

2015年李佳琦就是南昌中山路天虹商场的销冠，2016年转战淘宝直播，干的事没变，变的是身份，从欧莱雅BA变成了GQ笔下的全民偶像。

1993年30岁的黄启美从老家来到北京，在三元桥西侧的电线杆下支起了小摊，卖的是麻辣烫和酸辣粉，几年后有了万记的招牌，也有了男主人回乡做房地产的传闻。

2004年《新京报》采访万记麻辣烫

那些白手起家的牛人，早就具备了成功基因，技术进化、政策红利之于他们，不过是通路放大器，让个人奋斗有了更宽泛的教化意义。

至于芸芸众生，就要想清楚，新机会之于你，到底是生计还是生意？

准备练摊儿，选品、选址、进货渠道、价格策略、营销方式都是基本技能，本质上考验的是你过去混社会的人脉和资源积累；

大多数人并没有碾压别人的特殊能力，所以最关键的是市场容量。

简而言之，你准备和谁PK。

几年前“洛阳草根”谢云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摆摊的视频火了，让很多人了解了美国的Food Truck文化，谢云峰几乎不懂英文，只做肉夹馍或凉皮，但一天能赚七八百美元。

这段传奇有几个关键的背景信息。

1、美国没城管，不代表没审批。

Food Truck需要商业经营许可证、流动商贩许可证、营业税证和健康证4证齐全，摆个小摊卖书籍、CD、工艺品等等，要有绿卡，要交税，如果要卖绘画等，必须有一定比例的原创作品，使用话筒和扬声器的街头艺人，要花45美元办许可证，不插电清唱随意。

当年街头艺人隔空演绎stand by me

2、税费很高，名目很多。

Food Truck有执照更新费、保险费、销售税、餐车维护费、燃油费、食材费等等，按纽约的标准，大概每月2000美元的水平。

3、执法严苛，不近人情。

卫生局有便衣巡视，警局有专人负责，对出摊时间，人员着装，制售流程，食材温度等都有规定，违规就是200美元起步的罚金。

4、总量管控，只出不进。

纽约Food Truck共5100个（其中2000个是季节性的），其他非食品摊位3000个，总量不再增加，接盘者只能租用他人证照。

这种极不友好的管理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1、街商密度保持在公众和监管的容忍范围内。

2008年布隆伯格在第二个纽约市长任期内，把Food Truck确定在每5个街区1辆的标准，能见度合理，亲和力在线，当然也没什么争议。

纽约网红Wafels & Dinges的华夫饼

2、Food Truck网红化。

由于数量有限，密度不高，业者不必低价抢客，就有时间改进产品，很多Food Truck从街头走向厅堂，著名的shake shack传说也是麦迪逊公园起家，其实这是谣传，shake shack是餐饮巨头USHG创始人的副牌，选择出街只是为了调试口味，但也说明街头美食的影响力。

3、收入达成原始积累。

按“洛阳草根”自己的说法，他的固定成本每月2000美元左右，罚金等各种不确定支出2000美元，月收入稳定在2万美元以上，足够让工薪族眼红，有人气的Food Truck坚持做下去，完成从街头到连锁的逆袭有可能。

而且现在Food Truck也收小费，稍微挂点网红相的都会弄个iPad，跟食物一起递过来，让你选择给几美元小费，颇有打赏的意味，日积月累相当可观。

但问题来了，美国地摊文化有社会经济意义吗？并没有。

按The Street Vendor Project（街头商贩项目）的最新数据，纽约街头商贩养活了2万名从业者，每年经济贡献2.93亿美元，与纽约1.1万亿美元的GDP相比，对就业和经济的拉动九牛一毛。

模式上有社会福利的性质，纽约许可证分三类，一般摊贩，食品摊贩和专供退伍老兵的，总量管控（1983年起就没发过新证，200美元的许可证黑市炒到2.5万美元），导致Food Truck的定位和成本与传统餐饮有冲突。

这次疫情期间，纽约消费者事务和商务许可委员会讨论扩大餐馆的外摆授权时，The Street Vendor Project就持反对意见，如选址、路权等都有博弈。

从负责这个项目的罗克韦尔公司假想图上可以看出，餐馆的外摆位未敢侵占人行道，而Food Truck的位置反而显眼。

所以这跟我们的地摊经济完全是两码事。

《国家地理》有一档节目叫做“街头餐车美食”，说的就是Food Truck文化，明眼人都知道，网红化和景点化的Food Truck只卖裹腹之物纯粹是浪费时间。

2003年中国的“放心早餐工程”曾经试图复制这个模式，武汉最早推出了移动早餐车，但一年后就从850辆锐减到500辆，后来完全消失，北京等其他城市情况差不多。

原因很简单，管理太严，食物大多是半成品，提前封装，杜绝现制，品种单一，口味不创新也没绝活儿，基本没什么烟火气。

2006年12月的《中国经济周刊》披露，当时北京“早餐车”要缴纳5000元保证金和2000元加盟费，计划是每50米1辆车，密度极大，食物集中生产配送，成本比煎饼摊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2018年1月肯德基在南京尝试了移动餐车，由3名员工在10平米车厢内现制食物，但当地食药监局规定不许动明火，只能简单加工半成品，所以最后都退化为啤酒节之类大型活动的标配了。

最近出现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快取摊，其实拉低了他们的外摆成本，普通摊贩与之竞争的难度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

美国Food Truck模式的好处是容易管理，环境冲击小，网红美食产出率高，缺点是有门槛，投入大，参与者少，对改善就业或刺激消费，基本没帮助。

我们的地摊经济，本质上是拆掉了门槛的“众创经济”，解决的是纾困底层的问题，不是快手、抖音、B站的网红制造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文艺细胞，都能一晚上话痨式的直播。

新手的稳妥策略还是抓住政策红利进入现有的早市、夜市、大排档、跳蚤市场，通过群聚效应带动溢出消费。

地摊经济的逻辑与互联网正好相反，直播和短视频都是头部吃肉，腰部喝汤，底层啃骨头，公众观感无非是幸存者偏差，而地摊经济的核心是普通人的冷启动，创富神话反而极其有害。

换句话说，你做的烧饼怎么与麦当劳的6元餐竞争，这才是关键。

2008年8月12日，某个不知名的网友在百度创建了“摆地摊”这个词条，不到100字的正文，就有这样的金句：

“摆过地摊才能当老板，但摆一世地摊就是堕落了”。

其实，摆一世地摊也比整天KO马云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