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数字化生存》:一份智能时代的“说明书”

摘要: 从预言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才是困难而且真正值得做的事。

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1996 年被《时代》周刊列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未来学家之一。

出版机构: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2月

一本好书是经得住回头再读的,它似乎能在时间中悄悄生长,多年后再读它,你会惊奇地发现它在你面前已焕然一新。其实不是这本书变了,而是你变了——随着你见识和阅历渐增,当初那些无缘见面不相逢的内容对你悄然显现。所以古人说,读书随年龄、阅历的不同有三种状态,初读如“隙中窥月”,再读如“庭中望月”,三读如“台上赏月”。

至今仍记得20年前一个朋友把《数字化生存》这本书送给我时说的话:“好好读读,接下来是个全新的时代,这本书就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说明书’。”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在各种场合谈论、引用它,越来越相信自己读懂了它。

20年后重读这本已经被我翻得破旧的书,看着自己在书中划下的线,写下的批注,不禁对自己那种不得要领的认真觉得好笑,同时对尼葛洛庞帝惊人的洞察力油然而生敬意。

书中有不少“20年后……”之类的句子。在视频通话、直播已稀松平常的今天,读到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很亲切:

20年后,当你从视窗中向外眺望时,你也许可以看到距离5000英里和6个时区以外的景象……阅读有关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材料时,你会体验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你一边欣赏威廉·巴克利的作品,一边可能和作者直接对话。

但作者的预言并非都已成真。比如,他说:

20年后,你可能对着桌上一群八英寸高的全息式助理说话,声音将会成为你和你的界面代理人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渠道。

语音识别在今天固然是热门话题,但这种技术成熟到成为主流的人机对话方式还有待时日。他还断言,“未来5年”(即2000年),“可穿戴设备可能会成为消费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事实上,可穿戴设备最近两三年才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而且雷声大雨点小。

好技术、好产品、好市场之间的距离常常是似近还远,有时还会是“望山跑死马”,确定时间点的难度远大于预见大趋势的难度。一个初现端倪的市场在到达“奇点”之前,其进展的速度往往慢得让很多人丧失耐心和兴致,只有极少数在奇点临近时痴心不改、并且幸运地熬过信心和耐心考验的坚守者,方能赢得“大爆炸”的市场机会。

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完成了项目的90%,接下来我们要完成剩下的90%”。相对可控的微观层面也会出现日程滑坡,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更是不言而喻了。尼葛洛庞帝是技术专家,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对技术产品和产业的预言都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常常是技术、商业生态、产业政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技术提供了可能性,但技术不能信马由缰,而且技术本身的发展也越来越呈现为非匀速、非确定性。

在一个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确定地预言未来的风险性越来越大。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预见未来,抵制关于未来的预言。不管承认不承认,人在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对未来的某种预判,即使我们明知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只不过,这样的预判是需要快速迭代(短周期的、持续不断的微调)的。快速迭代是在不确定时代化解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战略短视症与战略远视症的有效工具。它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它让我们在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即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雾霾中感知未来,让我们保持预判的同时调校预判,又在随机应变中葆有确信。

从卜筮问天到大数据技术,人类对预见未来的渴求从未改变。然而“先知”的角色一直是尴尬的——既受到推崇和追捧,又受到冷落和排斥。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卡桑德拉,被宙斯赋予预言未来的能力,同时又受到宙斯的诅咒——她所预言的都是真的,但她的预言都不被相信。

预言是一种资源(而且常常是并不稀缺的资源),但相信预言是一种能力——如何相信、如何对待预言。平庸和懒惰让我们相信、进而唾骂算命先生“铁嘴直断”的预言,困难而且真正值得做的是从预言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这需要智慧、勇气和毅力。

预言是一段包含各种颜色的光谱,一端是常人一听就懂的常识,另一端是让梦想家着迷的幻想,前者是廉价的,后者是危险的。在二者之间,隐藏着关于未来的、只对独具慧眼者显现的秘密。

重要的不在于预言者说出了什么,而在于预言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什么信息,而在于它提供了怎样的知识和体验的视角,以便我们构想我们自己的剧本。

重要的是,尼葛洛庞帝在谈论“全息式助理”和“可穿戴设备”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这是我们二十年前读他的书最容易忽略的。我们一直把他当作是所谓“互联网时代”或“信息时代”的预言家,而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尽管他花不少篇幅谈了比特与原子的区别,谈了环状结构的电视网与星状结构的互联网之间的不同,谈了互联网对物理空间的消解导致社会、民族、国家形态和地位的巨变。但这本书并不是为当时刚刚兴起的网络大潮而写。20年后重读此书,我注意到了这段话: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清界面代理人的构想和目前大众对互联网络的狂热以及用Mosaic浏览互联网络的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网络黑客可以在这种新媒体上冲浪、探索知识的海洋、沉溺于各种各样崭新的社交方式。这种环球同此凉热的互联网络发烧现象不会减轻或消退,但它只是行为的一种而已,更像在直接操纵,而不是授权代理。

相对于“直接操纵”的上网行为,作者更关心的是“界面代理人的构想”。二者之间的差别何在?

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其基本功能是信息的转输和连接,互联网产业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信息产业。而事实上,信息的互联互通只是互联网最直观的表象。当移动互联网逐渐将传统互联网(以PC为终端)边缘化的时候,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互联网与其说是信息的传输,不如说是人与人的连接。传输、搜寻、获取信息只是手段,比信息重要的是我们用信息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无需我们去做,有人(代理人)来帮我们来做。

比如说,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上输入一个地名时,马上会得到与这个词有关(包括许多我并不需要的信息)的各种信息,我必须调动我的智能来筛选、识别出我真正需要的信息。我搜索一个地名的直接目的是去那个地方,所以我还得把这些信息在我的头脑里还原为一幅地图。如果我是在地图(谷歌地图)上搜索,得到的信息就更直观了,更有助于我驾车到达那个地方。但如果这不只是一幅地图,而是能一路上导引我驾驶的导航应用(谷歌导航)就更好了。这还不够。最理想的是,如果我完全不用开车,而只需告诉我的汽车(谷歌无人驾驶汽车)我要去那个地方,它就把我送到那个地方。

从搜索引擎到无人驾驶汽车,这是一个信息(Information)的功能份额递减,而智能(Intelligence)的功能份额递增的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从“直接操纵”到“授权代理”过程。

20年后再来读《数字化生存》,我终于明白了尼葛洛庞帝在书中特别强调,而让读者觉得突兀甚至大惑不解的概念——“后信息时代”。记得当年尼葛洛庞帝在北京演讲时,有一个听众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今天刚刚说要迈进信息时代,你却在讲什么后信息时代,你的理论对中国有指导意义吗?你的后信息时代到底是指什么?”由于我当时与提问者有相同的质疑和不认可,对尼葛洛庞帝的回答完全没听懂,所以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到了今天,我可以大致想象尼氏当时说了些什么话,因为在《数字化生存》中,对于人类(当时)正在进入的是后信息时代而不是信息时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于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进入了后信息时代。

在他看来,在后信息时代里,人们并非不再需要信息,相反,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只不过,他们需要的不是数量巨大但相当粗放、个人针对性甚微的信息。比如说,人们还会需要看新闻,但既非在电视上、报纸上看新闻,也不是“上网”去看新闻,而是通过私家编辑(智能传输端)或私人秘书(智能接收端)来获取新闻。前者“就好比《纽约时报》根据你的兴趣,为你度身订制报纸”。后者是一种智能筛选系统,好像是对你个人兴趣(包括隐秘的偏好)了然于胸的私人秘书,“根据你的兴趣、习惯或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你想要的部分”。

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也是最难的)不是信息,而是智能——对个人需求的深度认知,并基于这种认知进而对信息进行的精准识别:

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而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说得更直接些,在信息、产品、服务变得“极端个人化”的后信息时代,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拥有极度善解人意的“代理人”。

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僻(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这样的话,所谓“信息产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生产和传输信息,它更像是“裁缝业务”,以信息为原材料,量身定制各种产品和服务。

下一个10年的挑战将远远不止是为人们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质和更易使用的图形输入装置;这一挑战将是,让电脑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词、表情和肢体语言。

设计问题将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但这种设计远不同于通常的工业设计,而是围绕设备如何善解人意而展开的界面设计。

无论你把电脑应用在什么地方,都必须把丰富的感应能力和机器的智能两者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有效的界面设计。

20年前读《数字化生存》,颇为不解的是作者如此关注界面这样一个“面子”(边缘)问题而不是像电脑的算法、性能等“里子”(核心)问题,现在明白了:界面决非一种外在装饰和表现,唯有“慧于中”的内核方能呈现为“秀于外”的界面,要实现真正的人性化界面,电脑必须拥有灵敏的感应能力和强大的智能。

但我们尴尬地发现,今天的电脑(包括手机)与20年前的电脑并没有太大的改善。所谓“智能终端”的智能程度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仍然是需要我们费劲地操作才能执行命令的工具,而不是主动感应、识别我们的意图、不动声色地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机器仆人、电子秘书。

正如尼葛洛庞帝说的,从某个角度看,电脑的智能化程度甚至比不上“装了传感器的现代盥洗室”——当我们夜里走近盥洗室的门的时候,里面柔和的灯光就自动亮起来。而电脑(包括今天的智能手机)远没有这样贴心,这样“有眼力劲儿”,它们仍然需要我们用键盘、鼠标、手势来费劲地下达命令,我们与它们朝夕相处,但它们对我们了解和体贴微乎其微。换言之,它们仍然是冷冰冰的机器,而不是有温度的“代理人”。

“我对界面的梦想是,电脑将变得更像人。”电脑将具有对人的识别能力。每个人的脸其实是他的“显示设备”,其他人能够从你的“显示设备”快速地解读出你的需求和意图,并随之做出反应。所谓电脑变得更像人,就是让电脑与人通过彼此的“脸”(“界面”的本义即“交互的脸”,Interface)进行顺畅的沟通和交流,使“人与电脑的对话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谈话一样容易”。

尼葛洛庞帝把他想象中的真正具有人性化界面的智能设备比作“老练的英国管家”。这样的管家能替你“接电话,识别来话人,在适当的时候才来打扰你,甚至能替你编造善意的谎言。这位代理人在掌握时间上是一把好手,善于把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懂得尊重你的癖好”。

应该说,这样的管家不是一个具体的代理人,而是一个“代理人系统”。你今天早晨要坐的航班晚点了,这个代理人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这个信息,并自动改变你的闹钟设置,根据实时的路况确定你出发到机场的时间并约好车准时接你,你坐上车上时代理人系统已经悄悄地帮你办好了值机。它是你的管家,也是你的私人秘书,在各种场景下卓有成效地代表你去完成你授权给它的种种事务。这样的秘书的智能性不仅仅在于它有高智商,而在于你与它之间有深度的共识,它能时刻“为你的最佳利益着想”,它拥有的一种“爱因斯坦也比不了”的高智能。

高智能与高智商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说得通俗点,二者的不同相当于情商与智商的差别。我们在选择管家和秘书的时候,真正看重的是其情商而不是智商,因为你在与他相处时的体验的优劣取决于你与他之间的默契——无需明示的无缝沟通和协同。信息传输的硬条件是信息量(比特数)和带宽,二者决定了信息传输的效率,但比效率(Efficiency)更重要的是效果(Effectiveness)。

尼葛洛庞帝讲到了一个假设的场景。他和妻子与另个四个人一起吃饭,大家谈到了某个人,谈得好不热闹,说到某件事的时候,他向坐在对面的妻子眨了眨眼,她的妻子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有一个人注意到了,饭后就问他当时眨眼提示妻子什么事情。尼氏告诉他,他们夫妇俩正好头一天晚上与他们谈到的这个人吃饭,了解到这个人的很多事,但他们之间的沟通只需要一个眼神。他想说的是,

传输者(我)和接收者(我太太)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简略的方式沟通。……当你问我,我和她交流了什么时,我不得不把所有的10万比特全部传送给你。

人性化界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用1比特的带宽占用传递10万比特的内容,如何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实现沟通的高效能。

由此可见,沟通核心不是信息(information),而是智能(intelligence)。尼葛洛庞帝所说的“后信息时代”,其实就是“智能时代”:

当我谈到界面代理人时,经常有人问我:“你指的是人工智能吗?”答案是“没错”。

但是这个问题中夹杂着些微的怀疑,主要是因为过去人工智能给人们许多虚无的希望和过高的承诺。此外,很多人对机器能够拥有智慧这样的观念,仍然深感不安。

计算机科学在发展中不知觉中剑走偏锋了——沉溺于计算和信息处理,而将智能置之脑后。图灵首创了“机器智能”的概念,在他的设想中,计算机器要完成的任务是“智能”,而不仅仅是信息处理。衡量计算能力的标准,不是计算机如果高效率地生产和处理信息,而是实现智能。

后来,明斯基等人工智能的先驱关心的仍然是认知和识别,如何识别文本,了解情绪,欣赏幽默,以及从一组隐喻推出另一组隐喻。也就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具有“人情味”,具备人的常识。一个能以高速运行的计算机能够高效地处理信息,但却分辨不出猫与狗这两种动物,而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尽管不知道猫和狗的定义,不了解猫狗差别的关键数据,但他具有计算机不具备的能力——直觉,仅凭直觉(而不是计算和推理),他就能做出判断。

与机算机相比,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还有巨大的优势:他是通过“并行信道”(手势、眼神、脸色、说话语气等多种“语言”)来与他人进行沟通的——说不清楚时可以“比划”清楚,听不明白可以看明白。

事实上,成人之间最有效、最默契的沟通也是通过“并行信道”(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来实现的。尼葛洛庞帝说,假如你只会讲一点点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人通电话将会非常辛苦。但当你住进一家意大利旅馆,发现房间里没有香皂时,你连说带比划,就能让服务生把香皂给你。他是在提醒我们,以高性能的计算能力、高带宽的传输能力为目标的信息技术并不能为我们高便利的服务。论单纯的计算能力,智商最高的人也比不过一个普通的计算器,但若论包括常识、直觉、并行信道沟通、模仿式学习,最先进的计算机还是学龄前儿童,所以,代信息时代而起的,一定是智能时代。

从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至今,人类一直用技术在再造我们的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蒸汽机解决了物质在物理空间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可以称之为“老IT”( Industry Tech,即工业技术)。电气(发电和电子传输)技术解决了能量的自由移动,也部分地解决了信息的自由移动(如电报、电话、广播电视),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彻底解决了信息的自由移动,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类技术可以称为“旧IT”( Information Tech,即信息技术)。无论是“老IT”还是“旧IT”,都是在消除物理空间距离,即解决因“身无彩凤双飞翼”而导致的空间阻隔问题,这些技术是对人的体力、感官能力(如听力、视力)的延伸,也部分地解决了人的脑力的延伸(通过计算机)。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在物理的距离消除之后,人类开始试图消除人与机器的心理距离——赋予死板、冰冷的机器以智能(而不是单纯的计算能力)和“温度”,让人与机器在整体智能层面上进行平等、无障碍的沟通,这种技术可以称之为“新IT”(Inteligence Technology,即智能技术),在人与机器之间实现“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就是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我们已经进入的“后信息时代”。这本20年前写的书,就是关于“新IT时代”即智能时代的说明书。

【钛媒体作者介绍:吴伯凡,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际互联网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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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 影响力读者俱乐部 授权钛媒体发表,并经钛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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