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左传》

如果说模仿是最好的致敬的话，那么，百度音乐内部人员一定对虾米音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和崇拜。即使在发布会宣传图这样的细节上，他们怀着景行景止的态度，以惊人的模仿逆向能力几乎完全还原了虾米音乐 App 的磁带彩蛋，甚至连打口的位置都如出一辙。

百度音乐与虾米音乐之间的惊人相似

当讥讽批评百度已然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时候，不妨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实际上，真正吊诡的地方在于，设计者本身也仅仅是为了完成他的工作而已，他或许只是在网上找了张常见的素材而已，他甚至会认为用磁带当做设计概念是一件数字音乐里充满情怀的事情，而市场部门也认可并接受了他的看法并进一步认为这样有特色的宣传方式会吸引到目标用户。

设计图这种小事显然不是主持“全新战略”的人会去注意和关心的，他们操心更多的是如何在发布会上描绘出一个足够吸引资本和市场的理念，如何将所谓的“生态”概念应用到产业之中，他们可能会为此宵衣旰食并在某个孤独的夜里默默放上一首《20世纪少年》（20th Century Boy），一边低咏着歌词 I move like a cat, charge like a ram, sting like a bee. Babe I'm gonna be your man 一边感动自己。

就像乐视今天组织几百位媒体人和自媒体人蜂拥而至美国，开了一场向美国市场"宣战"的发布会，而整个发布会你看不到任何有创新型创造力的产品，一台动都没动的概念车，一些中国雷声震天的"大概念"。贾跃亭依旧自我"感动"着。

每个岗位上的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尽职尽责，他们都认为自己按照制度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认为，每个链条和环节都按自己认为正确并完美的方式运作下去，整架名为“公司”的机器都这样精准而严密地运作着，维持着自己的安全生产时长和良品率记录。

然而，突然地，某一天，机器运转不再顺畅了，出了故障了，它的安全记录戛然而止，它生产出了次品。。

不过，出问题的何止上面这一台机器而已。

腾讯公司副总裁殷宇的 PPT，钛媒体编辑拍摄

在今年的腾讯开放大会上，腾讯一位高管的 PPT 出现了一组票房数据。然而，事实上这5个票房数据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boxofficemojo 数据显示，《疯狂动物城》（Zootopia）全球票房10.2亿美元，《美国队长3》（Captain America:Civil War）的全球票房合计11.5亿美元，被大陆观众拯救的《魔兽》总票房仅有4.3亿美元，而《独立日2》（Independence Day:Resurgence）的全球票房只有3.8亿美元。新闻显示，《哆啦A梦：伴我同行》（STAND BY ME ドラえもん）仅在本土和中国大陆就获得了近190亿日元的票房收入。

在那位制作 PPT 的腾讯员工心目中，重要的只是 QQ的豪华数据就可以了，其他的对他而言仅仅是这项工作的点缀，既无关 KPI 也不会有人去较真。那位副总当然更不会在这种细节上斤斤计较，他看到这页 PPT 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演讲时强调突出 QQ 的数据。

让我们再回溯到3年前的双十一，阿里巴巴宣传，它们售出的200万条内裤连接起来长达3000公里，销售的6600万片纸尿裤的吸水量则可以灌满6个西湖，但是，事实却是，按照它们提供的数据计算的话，淘宝上售出的每条内裤长达1.5米，而只有一条纸尿裤的吸水量达到1吨左右才能实现阿里巴巴宣传的壮举。

所示拿破仑图片，实际上是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大败拿破仑的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 来源：索同学@weibo

你以为只是高度严密组织化的大公司里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吗？请不要忘了以“工匠精神”自豪并自我沉醉却在发布会上将拿破仑图片错置为威尔逊的锤子手机和罗永浩。

这样的故事——或者说“事故”更加确切——并不鲜见，因为每个公司组织里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立功派，另一种是立言派。

立功一派做事。

他们是最基层的程序员，是公司最基本的架构，他们的成果就是使得公司这座机器启动并正常运转下去。他们亦是领导者，扮演着车间主任、质检员的角色，要保证公司机器长期健康地运作下去，他们的工作包括换下那些不合适影响机器性能的部件、引进新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来提高机器生产效率，有些时候，当自己的机器不再具有竞争力时，他们需要和别的工厂合作甚至被合并。

立言一派宣传。

他们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他们是公司这个组织的鼓手和旗手，不止存在于公司里的市场宣传部门，也同样泛滥在外部那些握有话语权的媒体、评论家和观察者群体里。甚至他们可以把公司打造成"发布会公司"。

他们负责把公司这个机器包装得更具有吸引力，让市场、消费者相信这台机器的安全生产和良品记录能够一直保持下去，他们把这家公司、这台机器宣传得更加光鲜，让竞争者自惭形秽。

在后摩登时代，每个人都成为“公司”这架机器里的零件

两种人实际上都是公司这架机器上的部件，维持这个高度精密复杂的机器正常运作时，然而诡谲的是，在当代的中国互联网社会里，公司这个组织、这台机器似乎越发演变成一个高度抽象和概念化的存在，无论是立功者还是立言者，每个人沉浸在里面太久的话，仿佛都会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个抽象物的内在一部分。商业和公司运营成了高度线性化和复杂化的流程，每个人都按照公司内部的制度兢兢业业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按部就班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 KPI，然后将剩下的工作交接给下一流程的人。

最终就只剩下这个公司这个超越一切的宏大存在。

被称为“纳粹刽子手”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审

在其中，立功者不会顾及到立言者的宣传是否在细节上有差错、是否有事实上的夸大、是否抄袭其他人的创意，而立言者也不会在于立功者做的事情的本质，他们会选择最符合自己经验和常识的宣传传播手段来完成点击量、曝光量等指标要求。

立功者和立言者之间就像存在着一面镜子，他们在其中都只看了自己，只会关注完善镜中的那个自己，而看不到镜子后的另一方。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镜中看到的就是最终反映呈现给用户、市场和社会的，但在镜中看到的永远都是片面的假象，双方也不会去相互矫正。于是，在彼此错位的假象的作用下，用户和市场最后便只看到一个哈哈镜里的公司，一个充斥着各种笑料、无耻行径、失败和悲剧的扭曲形象。

但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都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对此习以为常并视作真理。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发生问题后，他们则可以按照机器的运作流程按图索骥找出故障的源头而将其排除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程序正义和制度合理性下的接口和理由，在这一套严密而自洽的逻辑驱使下，没有人觉得自己有错，每个人在发生问题后都可以归咎于前后流程的其他人。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曾经的党卫军成员也是如此想当然的，他们在集中营里就是按照制度和命令行事的，他们在法庭上也是以此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有错，不认为自己犯罪，然而事实却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的循规蹈矩和拒绝思考，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屠杀。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谓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宣传手段的民粹媚俗与恶俗，抄袭他人设计和产品的可耻，在商业上宣扬“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伪善，竞争对手之间聒噪而无意义的相互攻讦，这些现象在中国互联网中，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它们是立功者与立言者之间相互假象造成的，事实上，更要归诸上述大公司乃至创业公司内部的“平庸之恶”。

如今，它正悄然萌芽甚至猛烈生长，在公司这个组织化和规模前所未有精密庞大的系统内，“平庸之恶”和以往相一样让人在组织和制度的幌子下主动丧失了自我思考能力，公司和商业的发展终究会因此反受其咎。

但流毒更甚的地方则在于，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里，公司的概念始终在无限扩大，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广义上的“公司”的一员，当“平庸之恶”从狭义感染流行到广义的那个公司去的话，到时候，每个人都只遵守制度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行动意识，都只满足自足而丧失集体责任感和群体意识，都只擅于事后寻找改正错误而不是预防杜绝祸患的话。

这样的人类和世界未来还会好吗？（本文独家首发钛媒体，记者/胡勇）